|
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李隆基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将其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 同日，刘幽求也被贬为太子少保。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功臣钟绍京。李隆基即位后，钟绍京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 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这个人就是新任宰相姚崇。自然，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他们。刘幽求被贬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刺史，并把他的700户封邑削掉了600户，同时贬钟绍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刺史。 此后，刘幽求又几经转任，但始终没有机会回朝。刘幽求抑郁忧愤，就在赴任郴州刺史的途中“愤恚而卒”，终年61岁。 随着一个个功臣相继被贬，姚崇在朝中的地位也日渐稳固。但是，还有一个资深宰相也颇受李隆基的信任，让姚崇很有些掣肘之感。这个人就是先天政变前因告发太平公主的阴谋而成为功臣的魏知古，他已经当了好几年的侍中（开元初称黄门监）。到了开元二年，当大多数功臣都已被逐出权力核心后，玄宗唯独对这个魏知古“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又授予他中书令的要职，让他与姚崇共同执掌中书省。对此，姚崇当然是极度不爽的，一直想找机会把魏知古搞掉。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政坛元老，姚崇的整人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要谗毁魏知古，必然也会做得十分巧妙，不着痕迹。早在武周时期，姚崇便已官拜宰相，魏知古早年曾受到他的提携。李隆基先天年间，魏知古曾调任东都洛阳，分管了一段时间的吏部政务。当时姚崇有两个儿子也在东都任职，因自以为其父对魏知古有知遇之恩，遂肆意请托，经常找魏知古走后门。魏知古碍于情面，不便拒绝，但是心里非常不满，回到长安后就向玄宗告了御状。  网络配图 某日，玄宗不动声色地问姚崇：“贤卿的几个儿子，才干、性情如何？” 姚崇脑筋一转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从容奏答：“臣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定是有什么事情请托魏知古，臣还来不及查问。”李隆基原本以为姚崇一定会包庇儿子，没想到他竟然据实回答，不禁面露喜色，问：“贤卿何以得知？”姚崇说：“魏知古初入仕时，曾受臣提携。臣的儿子们愚昧，以为魏知古一定会对臣感恩，包容他们为非作歹，所以才敢向他请托。”李隆基闻言，顿时对姚崇大生好感，认为他为官持正，不徇私情；而对魏知古的印象则一落千丈，觉得此人非但不懂得知恩报恩，反而在背后打小报告，实在太不厚道，当即流露出斥逐魏知古之意。开元二年五月，魏知古被罢去相职，贬为工部尚书。 最后一个被玄宗罢黜的功臣是崔日用。崔日用是一个典型的投机政客，是属于玄宗最不放心的那一类人。史书评价崔日用说：“才辩过人，见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崔日用自己也经常对人说：“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所谓“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意思就是凡事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只要最终站队正确，就无须“专守”一个阵营。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无原则、无立场的政治投机客，最终是不可能得到玄宗重用的。开元三年十二月，崔日用的堂兄、时任京兆尹的崔日知因贪赃枉法被治罪，玄宗趁势以连坐之名将崔日用贬为常州（今江苏常州）刺史，并削除了他的300户封邑。 至此，昔日辅佐李隆基君临天下的政变功臣基本上已被贬黜殆尽。 这就叫“飞鸟尽，良弓藏”！所幸的是，他运用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这种温和的执政方式或许就是唐玄宗能够开创开元盛世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