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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的数量和势力都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代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的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发挥作用也有其前提条件。首先，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力量很有限，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相比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其次，锦衣卫和东厂虽不受政府管辖，但本身却是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不可小看，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沉痛的代价。故此，明朝皇帝并不可以随心所欲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属于建国初期，后来的明朝皇帝出于自己意志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因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先看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明仁宗的例子。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因为仁宗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他不知根据哪来的小道消息，硬说仁宗在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就可看出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像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皇帝个人隐私为能事。不要说是皇帝，正常的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都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奏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耐心地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诫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大做文章。可是李时勉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李不但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如长舌妇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侮辱。仁宗的脾气再好也忍无可忍，当即让锦衣卫把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关进诏狱中。 从整个事件过程看，李时勉可谓咎由自取。明仁宗被他气得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这么一气，造成猝死。 古人医学知识不足，还认为明仁宗一直健康，死得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于是胡乱猜疑，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突然死亡，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不过李时勉倒当真凭借这种阴暗的小人行径，捞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得不像样子了。 再看明景帝的例子。景帝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了。父亲死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该安慰一下，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 这是人话吗？不要说皇帝，就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说这种没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拼命不可。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惊人的忍耐力，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知收敛，还得寸进尺，说话变本加厉。一个叫章纶的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 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仁厚也明白，如果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下令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就偏不让文官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整件事情而言，客观地说，又是文官集团欺人太甚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不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就安慰一下，等个两三年，悲伤情绪平复了，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的例子。正德十四年，他希望能够再次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他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文官集团像群狼一样围攻而上，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