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春光》杂志在上海创刊，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影响，主编陈君冶力邀巴金、老舍、王统照、沈从文、郁达夫、施蛰存、曹聚仁、张天翼、叶圣陶、戴望舒、穆时英、丰子恺等51名深具影响力的作家、理论家和翻译家担任了“本刊特约撰稿人”，而正式在杂志上发表过作品的有郁达夫、郑伯奇、艾青、鲁彦、王任叔、艾芜、芦焚、沙汀、张天翼、艾思奇、徐懋庸等，由此可见作者阵容极其强大，假如循着正常的轨迹发展，杂志的前景必定不错。令人惋惜的是，它在3月1日、4月1日和5月1日刊印三期后即被当作左翼出版物查封停刊了。上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文坛掀起了数次论争，如《文学》杂志发起的“文坛往那里去”，京派、海派之争，以及关于“文坛塑像”、“作家剪影”的辩论等，《春光》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的讨论，据《当代文学》杂志第一期“文坛杂景”所言：
    随《春光》而来的一个论争是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今年三月创刊的《春光》杂志刊载了郑伯奇《伟大的作品底要求》，《文化列车》十一期中有一篇批评，《春光》第二期郑伯奇又写了《作家的勇气及其他》，别的杂志或副刊也有人参与了。《春光》第三期更有这一问题答案的专辑，执笔者计有郁达夫、秀侠、征农、江曲、杜衡、白策、潘孑农、吴穆、耕者、王独清、向英、智、徐懋庸、高荒、艾思奇等十五人。
    事情的缘起是《春光》杂志第一期“论述”栏目刊发了郑伯奇《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他对经历了巨大变化的中国未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表示失望，虽然也点到了现实环境的限制和文化遗产的薄弱等原因，但他指出真正的，主要的障碍是作家缺乏野心或勇气，不去描写时代的变革，只注重身边狭窄的生活，这种避重就轻的态度辜负了时代；同时，作家没有理性地面对批评，通过与批评者交流、互动为文坛带来生气，促成创作的进步，反而因某些不当的批评妨害了创作的信心。显然，杂志刊载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编者在“编后记”说到：“本期《文艺座谈》中郑伯奇先生提出了对于伟大作品底要求，这使我们联想到目前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问题，除已向国内名家征求意见外，先本刊再向读者诸君发表公开的书启，‘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个问题，是为每个热心于新文学前途的人所关心，所欲得到具体而正确之辞答的。是的，目前正在经历着伟大时代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呢？我们敬恳先生发表高见，在敝刊四月号公布，并盼先生于三月十五日以前将大稿惠寄敝月刊社，无任感祷之至。欢迎读者对此问题踊跃地参与讨论。”
    数日后，郑说就遭到了驳斥，《文化列车》杂志3月5日登载了方之中的质疑文章《读了〈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以后》，他以为不能把责任推到作家身上，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文艺作品的伟大性是决定在动的社会的先头，文艺作者是桎梏在静的模型的中间。因此，他们创作的自由便给环境制限了。”他指出让作家进退两难的是既在逼仄的环境中失去了发表的自由，又为书贾所制约，如果不能克服这些主客观因素就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
    4月1日，《春光》杂志一卷二期刊出了郑伯奇的回应文章《作家的勇气及其他》，他反驳从未否认客观环境的制约，也未将文学与社会活动分开，转而强调伟大作品的要求是针对真正的作家提出的，他们以文学为终生事业，或借此参与到改造社会、解放人类的运动中，而非以文学为玩具、消遣品，或以文学为工具、敲门砖。作家的勇气应该体现在创作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全过程，以及全部生活之中，即便面对狂风暴雨也不搁笔，不因此沉默或丧失勇气。
    5月1日，《春光》杂志一卷三期登载了该问题的讨论特辑，参与者有郁达夫、王独清、徐懋庸、艾思奇、夏征农等十五人，他们各抒己见，意见大体上有三类：
    一、从社会形态和现实生活的角度。王独清认为要从中国社会的发展上去探求，社会运动的进展本来可以让新兴文学获得好收成，但之后的运动路线却出现了偏差。作家只有在力争前途的过程中坚持新写实主义，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夏征农认为文学的进展依赖于社会的进展，伟大作品的产生不是某位作家的天才创造，而是与整个文学运动相关联，随着社会的推动和文化战线上劳苦大众的基础得以增强，伟大的作品终究会出现。祝秀侠指出中国社会的变动是飞跃式的，短短二十多年经历了西方数百年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文学，而服务于劳苦大众的作家也脱离了大众生活，无法在实际生活中体验事实的真相。高荒认为作品伟大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表现了永久的人性，这建立在对社会情势的认识、反映的基础上。
    二、从作家和批评家的角度。艾思奇指出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暴露现实必然与支配现实的恶势力相冲突，为此作家可能遭遇生命和生活的压迫，这种苦痛让他们产生逃避现实的倾向，而作家必须在社会的烘炉中得到应有的历练。徐懋庸直接鄙夷“文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有限，每日为稿费拉扯，即便偶有青年凭借充实的生活写出可观的作品，立刻作为“新近作家”被拉离原本的生活，成为专门文人，从此自欺欺人，生活、作品两完结。潘孑农指责作家气量太小，不埋头苦干却爱唱高调。吴穆批评作家心态不正，一旦成名即沽名钓誉，以获利为目的，伟大作品的产生要求作家切切实实地做人。白莱认为漠视了作家后备军，圈子化、宗派化过于严重，必须打倒文坛的门罗主义，开放文坛，从读者群中发掘天才作家。杜衡表明伟大的作品需要非同一般的禀赋，作家只有顺从适合的路径，而非在别人的鞭挞下去克服和转变，才能达于伟大之道。“智”认为国家没落、贫困让作家在痛苦里生存、挣扎，为了生活写不负责任的文章，而只有彻底了解实际生活，获得丰富的生活经验方能写出惊人的作品。郁达夫则指出：“没有伟大的作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伟大的批评家太多了的缘故”，认为包括鲁迅创作在内的一些好作品被粗暴地对待，其价值未得到充分地认识。
    三、全面的综合性论述。江曲总结，一切文化现象都是下层基础的反映，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极度贫困，濒临破产，不利于真实的，有内容的作品出现；中国社会发展一度停滞，不像西欧那般常规进化，文学遗产自然不及西欧丰富；现代中国需要的文学作品不是少数自命为作家的人在房间里静静地吹着烟圈，凭空想象得来的，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熟练的技巧；书贾与成名作家联合把持文坛，迎合市场，压抑了青年作家的创作与成长。向荣认为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影响了国内社会矛盾的展开，造成了非封建、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文化形象亦是如此，作家缺乏一定类型的意识，作品缺乏真实性和深入性；文学革命为时尚短，旧规范刚被打破，新形式尚未完成；文艺思潮均是短时间内由外国输入而非从本国自发产生，基础不稳，需要时间的沉淀；作家一味模仿、追踪西洋，仅得近似，反而失掉了地方性色彩。
    《文学》杂志也参与了讨论，如1934年7月刊出茅盾《伟大的作品产生的条件与不产生的原理》，他认为中国未产生伟大作品，“一因目前从事创作的人们偏偏缺乏伟大生活的实感；二因有那生活实感的人们偏偏缺乏静坐下来创作的时间。至于技术的专门修养，实在不是主要的条件。”他对青年作家期望极高，希望他们在洪炉里锻炼，获得悲壮惨苦的生活经验，培育向往光明的意志，专注于叙写人生的奋斗，即便技巧暂时不纯熟也无关紧要，因为成功的、伟大的作品是建立在多次失败的基础上。文贞《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认为是老作家消沉，新作家或半新作家急于宣泄情绪，而社会现状和政治倾向使做作家都难，遑论写出好作品。《文学》杂志编者的意见则是：“我们数千年来把文学当敲门砖的‘风气’至今不改，从事文学的人往往得鱼忘筌，不肯当作终生事业干。”
    《申报·自由谈》也组织了几份稿件，如浑人于1934年8月30日刊出的《伟大的作品在哪里》中悲愤地指出伟大的作品都在废纸篓里，因为现有刊物“是拿来解决与他们有关系的亲戚朋友们的吃饭问题”，没有关系或背景的作家的作品无法面世，导致无名作者或投笔为农，或投笔从工，又或奔走文豪之门，而非考虑多方面地体会生活。白兮《关于“伟大作品在哪里”的问题》（9月14日）呼应了前文，肯定浑人所言非虚，指出伟大的作品正在苦难时代的大熔炉中燃炼，“问题是作者的能否钻进这个大熔炉里去受洗礼，否则即使你现在是个大文豪，也会变做历史上的一点陈”。任白戈《为批评着想》（10月1日）则肯定了批评的积极意义，认为它不是影响伟大作品产生的障碍，也未限制作家的自由创作。
    鲁迅并未直接参与讨论，但在1935年1月为叶紫《丰收》作序时也有提及，“‘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训过我们，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他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作了思考，指责那些恶意的，粗暴的，利己的批评破坏了作品生产的良性循环，影响了作家创作的积极性。
    总之，虽然这次论争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参与者的认知亦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但是加以归纳和总结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