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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 《奏讞書》的22則案例中，有19則是基於真實案卷改編而成的作品，就文書類型來說，案例1-13屬於“讞書”，案例14-16、18、22屬於“奏書”，案例17不屬於“奏書”或“讞書”；就案件性質來說，案例1-13是疑獄上讞案件，案例14-16是“聞”、“請”上奏案件，案例17是乞鞫覆獄案件，案例18是根據中央御史的命令覆獄並上奏判決的案件，案例22是根據“獄史能得微難獄，上”之令上奏的案件。案例19、20、21應是在基層官吏中流傳的諸子書類的作品，前二例被編入《奏讞書》類文獻的時間應該在漢惠帝除“挾書律”之後。《嶽麓簡（三）》的15則案例中，案例1-7和14屬於“讞書”，其中1、5、7、14是疑獄上讞案件，2、3、4、6是與疑獄無關的上讞案件，案例9、10是根據“獄史能得微難獄，上”之令上奏的“奏書”，案例11、12是乞鞫覆獄案件。總的來看，“奏書”和“讞書”在《奏讞書》和《嶽麓簡（三）》中佔了主要部分，這應是“奏讞書”篇題的涵義所在，不過前者因含有諸子書類作品而顯得成分較為駁雜，後者反而更加接近純粹的“奏讞書”。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的篇題問題曾引起學界的討論，所涉及的問題包括“奏讞”的涵義、篇題與內容的對應以及《奏讞書》的性質等，李力先生在其《張家山247號墓漢簡法律文獻研究及其述評（1985.1-2008.12）》[1]一書中專辟一章《〈奏讞書〉題名再研究》，對這些討論作了很好的總結。藉著近來《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以下簡稱“《嶽麓簡（三）》”）出版的契機，本文嘗試以綜合考察《奏讞書》與《嶽麓簡（三）》的文書類型和案件性質為主要途徑，對與《奏讞書》篇題有關的以下2方面問題進行再審視： （1）“奏讞”是一事還是“奏”、“讞”二事的合稱。 （2）“奏讞書”的篇題能否涵蓋其全部的22則案例。 《奏讞書》案例1-13和《嶽麓簡（三）》案例1-7、14屬於此類。 區分“讞書”和“奏書”的觀點首倡于張建國先生，他把《奏讞書》案例1-13的文書稱為“讞書”，認為其共同特徵是在“尾部綴上‘疑X罪’、‘疑罪’的字樣，完整的文書還有‘敢讞之’的帶讞字的文句。”[2]這是嘗試根據文書本身的格式用語來確定文書的類型，無疑具有很強的客觀性，但張先生又在將案例19、20、21理解成“議罪”案例的基礎上，據《說文》“𤅊，議罪也”的訓釋把這3則不含“讞”字的案例也視為“讞書”，實際上未能將這一客觀標準貫徹到底。我們現在其基礎上對“讞書”的形式特徵作進一步的提煉，把使用“敢讞之”或“某人讞”[3]代替一般的上行文書用語“敢言之”的文書視為“讞書”。根據這一標準，上述的21則案例應歸為“讞”案件。 1.讞疑獄的“讞書”在21則“讞”案件中，《奏讞書》案例1-13和《嶽麓簡（三）》案例1、5、7、14均含有“疑某人罪”或“疑罪”的文句，所謂“疑罪”就是對定罪量刑（是否應定罪、應定何種罪）有疑問，其後的“吏議”、“吏當”和上級的“報”也都是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這種請求上級決斷“疑罪”的案件與《漢書·刑法志》載高帝七年詔“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所講的情況完全符合。除這17則以外，《奏讞書》和《嶽麓簡（三）》中的其他真實案例都不存在定罪量刑上的疑問，不屬於高帝七年詔所講的疑獄上讞案件，張建國先生在針對《奏讞書》的考察中已就這一點作了辨明。[4]蔡萬進先生反對張先生的意見，他認為《奏讞書》除案例1-13外，案例19、20是“議罪”案例，案例21“最初也是官府疑罪上讞”，案例14、15“有可能是縣道疑獄上讞而來的案子”，案例16、17、18、22則“分別為復審（再審）案件，突出的是‘疑案’、‘難案’”，總之，所有的案例都與高帝七年詔所講的情況相合。[5]曹旅寧先生也有與此相近的看法。[6] 蔡先生關於案例14、15可能是疑獄上讞的猜測固然缺乏明確的證據來支持，那麼他將案例16、17、18、22解釋為“疑案”、“難案”而認為可與高帝七年詔相合的看法又能否成立呢？我們先來看以下的詞例： （1）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漢書·景帝紀》 （2）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漢書·刑法志》 （3）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漢書·兒寬傳》 （4）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漢書·循吏傳·黃霸》 與高帝七年詔一樣，以上諸例在述及“獄疑”或“疑獄”時均以“決”來稱之，“決”是斷獄、決獄之意，不須贅述。 （5）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漢書·景帝紀》 “文致於法”即合於文法而應入罪。依法有罪，但於人心常理無法壓服的，這種定罪有疑的情形也應與“諸獄疑”一同上讞。 （6）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梁王亦疑。《新書·連語》 “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此即《奏讞書》中的“吏議”環節。以上這些“疑獄”的詞例無一例外都是指定罪量刑上的疑難而言，可見秦漢時代的“疑獄”有著十分精確的詞義，那些在案件的偵查、審訊等階段出現的麻煩或曲折是決不能被籠統地歸為“疑獄”的。可以肯定，定罪量刑明確無疑的《奏讞書》案例16、17、18、22並非高帝七年詔所謂的疑獄上讞案件。 由於《嶽麓簡（三）》中4則疑獄上讞案例（1、5、7、14）的出現，現在已可明確疑獄上讞制度並不始於漢代，更非高帝七年詔的初創，[7]李均明、劉軍先生指出該詔的意義在於“強調奏讞之制度化”[8]，但這個“制度化”的確切內涵如何，今後似仍可作進一步的考察。 2.非讞疑獄的“讞書”非讞疑獄的“讞書”案例只出現在《嶽麓簡（三）》中。其案例2說求盜尸等16人捕得一同為群盜的4名秦人和10名楚人，縣廷因為“疑尸等購”即對發放購賞金額有疑難而上讞，該案完全不涉及案件判決程序，與疑獄毫無關係；案例6中的暨因為公務過失被劾8次，各有處罰，文中自述上讞緣由是“疑暨不當纍論”即懷疑8次處罰不應疊加執行，這是對處罰執行方式的疑問，而不是對是否應處罰、應定什麼處罰的疑問；案例3是奉上級的命令審查已判決的案卷，並將審查結果上讞的案例；案例4是奉上級命令對已判決案件展開重新調查，並將調查結果上讞的案例（這有點類似今天的發回重審案件）。其中案例3、4在本文中均未提及有“疑”的情節，這是它們與其他“讞書”案例的顯著區別所在。秦代“讞書”所涉的事務範圍遠較漢代的讞疑獄為寬，這是秦、漢“讞”字詞義有別的一個反映。“讞”（或“𤅊”）字舊訓有“白”（《禮記·文王世子》鄭注）、“議罪”（《說文·水部》）、“平議”（《漢書·景帝紀》顏注）、“請”（《後漢書·申屠蟠傳》注）、“質”（《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疑”（《廣雅·釋言》）等。睡虎地秦簡《繇律》的“讞”字，整理小組注取“請”之訓，池田溫先生指出其與審判無任何關係，只是向上報告之意[9]，今由《嶽麓簡（三）》案例3、4可知，秦代的“讞”即便是作為刑獄程序也並非都與“疑”有關，因此“議罪”、“平議”、“質”（亦即平）、“疑”的訓釋都不適合秦代的“讞”，它只能用“白”即報告和“請”即請示來解釋，《嶽麓簡（三）》的整理者認為“讞書”案例的性質是“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關法律適用方面的請示”[10]，十分準確。到了時隔不久的漢初，“讞”字的詞義發生收縮，在《奏讞書》和史籍中均僅限於指“讞疑獄”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宮宅潔先生仍然將秦“讞”的“上報”之義作為漢“讞”的“廣義”（相對於“讞疑獄”的“狹義”），並用這個“廣義”來將“奏讞書”的篇題覆蓋於其所有的22則案例，[11]則是不盡確切的。 《奏讞書》案例14-16、18、22和《嶽麓簡（三）》案例9、10屬於此類。 由於上述張建國先生的觀點並未得到普遍接受，學界長期以來仍把“奏讞”視為一詞，“讞書”的存在因此也遭到忽視。[12]相對於此，“奏書”很早就已為學界所認可，彭浩先生把《奏讞書》的“上奏”案例與“奏讞”案例區別看待，[13]嶽麓秦簡整理小組則以“自稱為‘奏’的進言陳事文書”稱之[14]。張建國先生指出，《奏讞書》“案例一四的末尾就有‘上奏七牒謁以聞’，案例一六的‘為奉當十五牒上謁’，……還有案例二二也屬於上奏文，因為文書最後部分也有‘為奏廿二牒’的語句。……這些案例的末句往往有‘敢言之’的文字，是標準的上奏文用語。”[15]對“奏書”的形式特徵作了很好的歸納。據此，《奏讞書》案例14、16、22和《嶽麓簡（三）》案例9、10均是明白無疑的“奏書”，除此之外，《奏讞書》案例15、18也可從側面得知其為“奏書”案例。 1.“聞”、“請”之奏《奏讞書》案例14、15、16是通過“奏書”將刑事判決向上“聞”、“請”的案件。“聞”、“請”是漢代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內容，是《唐律》基於官品的司法特權制度“議、請、減、贖、當、免”的重要來源之一，但由於簡文的誤讀，這3則寶貴的漢初“聞”、“請”案件實例長期被埋沒，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宮宅潔先生指出，這3則案例是“因嫌疑人地位較高，向上級請示可否斷罪的記錄”[16]，十分精確。其中案例14、16的“奏書”分別在末尾說明了自己的上奏目的： （1）上奏七牒，謁以聞。 （2）為奉〈奏〉當十五牒上，謁請、謁報。 整理小組將句（2）斷讀為“上謁，請謁報”，但“請”、“謁”二字詞義重複，這種讀法不無扞格之處。今案《嶽麓簡（三）》案例9、10都有“為奏若干牒上”的句式，知此處也當以“為奏當十五牒上”斷讀。其實，“謁”是下級請求上級為某行為的文書用語，“請”、“聞”和“報”則都是程序名稱，句（2）的“謁請、謁報”意為新郪縣請求淮陽郡將判決上請（應指請至廷尉），並希望獲得回報，句（1）的“謁以聞”則是南郡請求上級（應指廷尉）將判決報告給皇帝之語。“聞”字有專指“聞於天子”的用法（《漢書·爰盎傳》顏注），“以聞”在史籍中一般特指聞於君主，語例極多。“謁以聞”和“謁請”是“聞”、“請”之奏的專門用語。 秦漢刑獄的“聞”、“請”之制在史籍中多見。《漢書·高帝紀》云： （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此令或是漢代“請”制的最早記載，其實際用例在《漢書》中也頗為常見，如《酷吏·王溫舒傳》：“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應是因為死刑數量較大而進行的“請”；又如各傳所記諸侯王案件基本都曾“請”至皇帝以待批准，[17]《東方朔傳》則載隆慮公主子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可知宗室犯罪案件須經“請”已是當時的一般作法。 至於“聞”，有與“請”配套使用的例子，如《宣帝紀》云： （地節四年）夏五月，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又《刑法志》云： 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 前者是針對長輩首匿晚輩的情形，後者是針對老幼犯罪的情形，這二種特殊情形都要先“請”至廷尉，再“聞”至皇帝。此外也有單獨使用的例子，如《陳湯傳》： 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 “移獄廷尉”，注引如淳曰：“如今讞罪輕重”，“丞用”或為“承用”之訛。此句大意為：“不道”案件上讞至廷尉，若找不到類似的比例，則須先“聞”至皇帝，以正刑罰。 除“聞”的對象僅限於皇帝、“請”的對象還包括廷尉這一點外，“聞”、“請”二者的相似之處頗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它們都必須通過“奏”來完成。史籍中多有關於“奏當”的記載，如《史記·李斯列傳》：“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又如《張釋之列傳》：“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又如《平準書》：“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所謂“奏當”，《漢書·刑法志》載高帝七年詔的“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一句適可為其注腳，即包含了“當比律令”的“奏書”之意，《奏讞書》案例14的“上奏”、16的“上奏當”皆是。史籍中的這些“奏當”事例應該也是“聞”、“請”之制的用例。 從上文的列舉可以看出，“聞”、“請”衹適用于一些特殊情節的案件，大體上包括：（1）嫌疑人具有特定身份，如“郎中”、“九卿”和宗室成員等，（2）死刑數量眾多的大案，（3）儒家經義要求慎刑的情形，如老幼犯罪和親親首匿；（4）“不道”案件沒有比例的情形。案例14、16既然已經用“謁以聞”、“謁請”表明了自己的“聞”、“請”案件性質，那麼它們又具有怎樣的特殊情節呢？筆者認為應有如下二個方面。 第一，案例14、15、16中的嫌疑人都有五大夫以上的“高爵”（《漢書·高帝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且都被判了耐以上的罪。《漢書·惠帝紀》載惠帝元年規定“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繋。”上引高帝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的“郎中”是“宦皇帝”中地位較高的一種，[18]而爵五大夫以上與“宦皇帝而知名者”享有同等的械具優待，可以推知“郎中”、“宦皇帝而知名者”、“爵五大夫以上”三者地位相近。3則案例的論罪最低是耐為隸臣，最高是死罪，也與高帝七年令“有罪耐以上”的條件相符合。3則案例的最早年份是高帝六年，很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經有“某爵（不低於五大夫）以上有罪耐以上，請之”的規定了，只是到七年時又補充了“郎中”一項而已。 第二，秦漢法律規定有一定爵位者可在犯罪時享有以爵位“當”、“減”、“免”、“除”、“贖”的特權。[19]（此即《唐律·名例》“議、請、減、贖、當、免之律”的源頭，只不過秦漢律依據爵位而唐律依據官品）而案例14云：“錮，毋得以爵當、賞免。”案例15云：“毋得以爵減、免、贖。”可知這些罪犯無法適用當、減、免、除、贖的規定，所判決的罪全部須實際執行，這大概也是將判決“謁以聞”的原因之一。 2.“獄史能得微難獄”之奏《奏讞書》案例22和《嶽麓簡（三）》案例9、10是將獄史破獲疑難案件的過程具文上報的“奏書”，所依據的是“獄史能得微難獄，上”的令文（《奏讞書》簡227、嶽麓簡0452+殘385），這應是一條在全國範圍內適用的秦令。3.奉御史書覆獄之奏《奏讞書》案例18是南郡按照御史（應指中央的御史）下達的文書覆治蒼梧郡攸縣令長的案件，與案例14、15、16一樣，本案也已辦理完畢、判決明確無疑。文中敘至結案時提及，與本案相關的令史䦈和逃跑吏卒等人的案子因為“頗不具”（尚未結案）而要“別奏”（另行上奏），可知本案也是一篇“奏”文書，上奏的對象應即交辦案件的御史。 《奏讞書》案例17和《嶽麓簡（三）》案例11、12是乞鞫覆獄案件，三者在覆獄完畢後均以下行文書將判決結果通知乞鞫者所在的縣，很明顯並不含有“奏書”或“讞書”，但它們與“奏書”、“讞書”案例一樣，都是根據真實案卷改編而來。 《奏讞書》案例19、20、21與其他案例有著本質區別，它們不能被視為真實案卷的改編作品，而應屬於在基層官吏中流傳的諸子書類的作品。案例19載史猷治衛君“炙中有髮”案，與《韓非子·內儲說下》中的晉文公、平公“髮繞炙”之事相近，同一事後來又被附會在光武帝身上（《北堂書鈔》卷55《設官部七》“太官令”條引謝承《後漢書》），可見這是為當時人所喜愛的故事。但本案的內容比傳世文獻要豐富許多，多出的部分主要是刑偵、勘驗過程細節[20]，其中詳細記載髮、蔡的數量和尺寸，記人名“宰人大夫說”遵循“職+爵+名”的秦漢公文格式，多使用司法程序術語（劾、診），均表明本案的寫定必曾經過諳習公務的基層官吏之手，其主張辦案不應輕易論罪，要講求“參伍之驗”，綜合多方信息判斷，對屬下要優待，可以說兼具有法家和儒家書的色彩。 案例20載柳下季為魯君治佐丁盜粟案，事雖不見於典籍，但柳下季作司法官的記載卻不少（《論語·微子》：“柳下惠為士師”，《新序·雜事三》：“柳下季為理於魯”等）。學者已指出，文中“錢”的使用與魯國歷史實情不符，[21]其引“魯法”關於盜的規定也是由秦漢律而來[22]，又多使用秦漢法律用語如“詑”、“上功牒”等，其中“罰金”是漢代初創的刑名，“縣官”可能是秦統一時用以代替“王室”的名詞[23]，可見其寫定甚晚。其強調重冠服、矜節行的旨趣表現出濃厚的儒家書色彩。以上2則案例宮宅潔先生直指為“假託”[24]，裘錫圭先生也認為是託名之作，反映的“實際上恐為戰國較晚時期的情況”[25]，曹旅寧先生指出這種“用古代的名人來編寫案例的作法也被後世繼承了下來”，[26]所論精當。 案例21出於方便讀者理解的目的，以“故律曰”為開頭引出了一批法律條文，為接下來的敘事構擬出一個基本語境，這種作法與案例19、20的“異時某國法曰”相同。其敘事部分中，案情的記載十分簡略，而廷尉官吏就定罪量刑問題所作的辯論佔了主要的篇幅，表現為一種論難、答問式的體裁。如果它是由真實的案卷改編而來，那麼辯論的部分根本就不該出現，因為真實的案卷顯然不可能把官府判決前的內部辯論也載入其中。該案不記年月，諸家關於其發生年代的分歧頗大，其實這也是其“故事”性質的一種體現。其旨趣在於闡明法律適用的原則和技巧，可以視為法家書類的作品。 諸子書類作品是《奏讞書》中有而《嶽麓簡（三）》中所無的。秦國向來提倡“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抑制文學言談，始皇三十四年又下令禁止“文學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史記·李斯列傳》）。今天出土的秦代簡牘書籍，有字書、日書、占夢、歸藏、算術、“為吏之道”等類，均不超出“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或“以法為教”的範疇，是秦禁止“文學詩書百家語”的實證。至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諸子書的流傳、改編才重新成為可能，《奏讞書》案例19、20的寫定和編入，即應發生在“除挾書律”之後。 上文就《奏讞書》和《嶽麓簡（三）》的文書類型和案件性質所作的考察，以下面的表格作為歸納：
從上表可見，“奏”案件、“讞”案件和乞鞫覆獄案件是《奏讞書》和《嶽麓簡（三）》（殘損嚴重的案例8、13、15除外）所共有的3種基本成分，且“奏”、“讞”案件在二者中均佔有較大的比重，顯著的區別僅在於前者比後者多出了3則諸子書類的作品。相比之下，《奏讞書》的成分比較駁雜，而《嶽麓簡（三）》反倒像是更加純粹的“奏讞書”。 針對本文開頭所提出的與“奏讞書”篇題有關的2方面問題，在此也作出小結： （1）張建國先生區分“奏”、“讞”的意見是正確的，“奏”和“讞”是二種不同的文書類型和程序。“奏”作為司法程序指向上級報告案情或判決結果，“讞”在漢代僅指疑獄的上讞，在秦代則是寬泛的向上請示事務之意，當作為司法程序時也不限於疑獄的上讞。 （2）“奏讞書”的篇題顯然無法涵蓋《奏讞書》的全部22則案例，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封診式”的篇題上，“封”即“封守”，“診”包括勘驗、鑒定及身份識別等工作，25條《封診式》的內涵也遠遠不止於封和診而已，這應是秦漢基層法律文獻的普遍現象，在這一點上似不必太過強求名實的統一。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3年12月10日0：57。） [1]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2009年版。 [2]張建國：《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序初探》，《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收入氏：《帝制時代的中國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考慮到“某人讞”只出現在內容高度精練的《奏讞書》案例6-13中，也不能排除它本來就是由“某人敢讞之”簡省而來。 [4]張建國：《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序初探》，《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收入氏：《帝制時代的中國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6頁。 [6]參見曹旅寧：《〈奏讞書〉考述》，收入氏：《張家山漢律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73頁。 [7]勞武利著、李婧嶸譯：《張家山漢簡〈奏讞書〉與嶽麓書院秦簡〈為獄等狀四種〉的初步比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8]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頁。 [9]池田溫：《漢代的讞制——據江陵張家山〈奏讞書〉的出土》，《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史學科40，1995年。轉引自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谳书〉所見》，收入楊一凡、寺田浩明、籾山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頁。 [10]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前言》，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版。 [11]參見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谳书〉所見》，收入楊一凡、寺田浩明、籾山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原載《史林》第81卷第2號，1998年。 [12]直到《嶽麓書院藏秦簡（叁）·前言》把“第一、三類的‘讞’”與“第二類的‘覆’、‘奏’”相提並論，才承認了“讞書”作為一種獨立文書類型的地位。 [13]彭浩：《談〈奏讞書〉中的西漢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 [14]嶽麓書院藏秦簡整理小組：《嶽麓書院藏秦簡〈為獄等狀四種〉概述》，《文物》2013年第5期。 [15]張建國：《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序初探》，《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收入氏：《帝制時代的中國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6]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谳书〉所見》，收入楊一凡、寺田浩明、籾山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原載《史林》第81卷第2號，1998年。 [17]其典型之例如《景十三王傳》所載廣川王去一案，“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 [18]參見裘錫圭：《說“宦皇帝”》，《文史》第6輯，1979年版。閻步克：《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收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2006年版。 [19]《秦律十八種·軍爵》有“免”，《二年律令》簡38有“免、除及贖”，《奏讞書》簡65有“當”、簡71、73有“減、免、贖”。其中“減”的制度比較清楚，如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云：“內公孫毋爵者當贖刑，得比公士贖耐不得？”《二年》簡83：“公土、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說明公士以上當贖刑的可以減為贖耐，當刑罪的可以減為完罪；又《商君書·境內》云：“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二年律令》簡82云：“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內公孫、外公孫、內公耳玄孫有罪，其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耐以為鬼薪白粲。”是上造以上當刑罪或城旦舂罪的可以減為耐為鬼薪白粲罪。 [20]張忠煒先生認為是“刻意添加上的”，甚是。參見張忠煒：《讀〈奏讞書〉“春秋案例”三題》，收入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三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1]裘錫圭：《先秦古書中的錢幣名稱》，收入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集）》，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22]參見曹旅寧：《〈奏讞書〉考述》，收入氏：《張家山漢律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張忠煒：《讀〈奏讞書〉“春秋案例”三題》，收入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三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3]里耶秦簡木方8·461：“王室曰縣官”，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頁。 [24]宮宅潔著、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谳书〉所見》，收入楊一凡、寺田浩明、籾山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頁。原載《史林》第81卷第2號，1998年。 [25]裘錫圭：《先秦古書中的錢幣名稱》，收入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集）》，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26]參見曹旅寧：《〈奏讞書〉考述》，收入氏：《張家山漢律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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