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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里耶簡發現之前,最早為學界所關注的民間遺囑當屬江蘇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先令券書》[1]。該券書1984年出土，釋文由陳平和王勤金於1987年發表。券書內容是一老嫗于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為子女分割家產的安排，結尾自稱“先令券書, 明白可以從事”。陳、王二人指出這是首次發現“先令”實物，並認為“先令”就是遺囑。[2] 里耶秦簡的出土把民間遺囑的時間上推到了秦代。《里耶秦簡（壹）》[3]有兩份文書（8-1443+1-1455，8-1554）涉及民間財產轉移。陳偉教授謹慎地懷疑這兩份文書可能和《二年律令》規定的先令券書有關。[4]筆者以為，無論是否可將這兩件文書稱呼為“先令券書”，若分析文書細節，參校漢代遺囑的格式，结合尚未被关注的里耶简8-1799，可以斷定這兩份文書與遺囑有關。下面分別進行分析： 一、《都鄉守武爰書》（8-1443+1-1455）。 卅二年六月壬申都鄉守武爰書：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馬一匹予子小男子產。典私占。初手。 六月壬申，都鄉守武敢言：上。敢言之。/初手。六月壬申日，佐初以來。/欣發。初手。 這份文書是遷陵縣都鄉守向縣廷上報的爰書。爰書是司法文書，故此該文書很可能和案件審理有關，但內容卻是一份民間財產轉移記錄。概括而言，都鄉下轄高里有一位名叫武（與鄉守同名）的士伍，為了將若干財產轉移給自己未成年兒子（小男子），主動謁見了（自言）鄉官，表達了自己的意願。當時至少有兩位鄉官在場見證：里典私負責登記（典私占）而鄉佐初負責抄謄（初手）。[5]鄉守武又以爰書的形式將此事彙報給了縣廷，該爰書仍由鄉佐初寫謄，並送達縣廷。整個事情都發生在卅二年六月壬申同一天之內。 如陳偉先生所指出,該文書或許和《二年律令·戶律》這個規定有關，“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財物，鄉部嗇夫身聽其令，皆參辨券書之，輒上如戶籍”。雖然上引里耶簡中既沒有直接出現“先令”，也沒有出現“券書”，但其形式和內容非常類似出土的漢代先令券書。除胥浦《先令券書》外，還有一居延實物可為佐證。 □尊延□神爵元年正月卅日。二月卅日。知之當以父先令、戶律從[6]。 父病臨之縣南鄉見嗇□[7]□破胡[8]□□□□謹之。慎侯強奉酒食察事□□為□券書家財物一錢□□□到二年三月癸醜。[9] 簡文雖殘破，但可推知：該文書提及某位父親在病重時，特意到鄉官處拜見了嗇夫，寫下券書以安排家產繼承。這份“券書”無疑就是一份遺囑，而《都鄉守武爰書》的內容和此非常接近，也提及一位父親謁見了鄉官，留下財產轉移的安排。雖然《爰書》沒有提及該父親是否病危，但如此慎重其事地處置財產問題，並由鄉官記錄在案，很像是在交待後事——寫遺囑。 二、《都鄉守沈爰書》。 都鄉守沈爰書：高里士伍廣自言，謁以大奴良、完、小奴嚋、饒，大婢蘭、願、多、□、禾稼、衣器、錢六萬，盡以予子大女子陽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齒。典弘占。七月戊子朔己酉，都鄉守沈敢言之：上。敢言之。□手。【七】月己酉日入，沈以來。□□。 沈手。 該爰書和上文所分析的那件爰書十分類似，但有兩點更加突出：1）財產贈與對象是已出嫁的女兒。從父親的戶籍在高里（高里士伍廣）而該女兒戶籍在陽里（大女子陽里胡）可推知這一點；若未出嫁，女兒戶籍應該和父親一致。2）財產比較龐大，包括大小奴、婢8人，6萬錢，還有禾稼、衣器等。這份財產的價值是上一份《爰書》財產價值的數倍。為何一位父親如此大規模地把財產轉移給與已出嫁的女兒？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這是在安排遺產。 或許有研究者要反駁說：上面兩例里耶簡並不必然是遺囑，因為也有可能是進行“生分”（家長健在時分家）所產生的記錄，或者是為資助子女生活而產生的財產贈與。筆者承認存在這些可能性，但相比較而言，遺囑是最大的可能。最強有力的證據來自里耶簡8-1799：“  □受家占遺用錢”。這枚嚴重殘損的簡卻蘊含了重要信息：官方登記家庭的“遺用錢”。換言之，家長對遺產的安排需要通報官方。這使得筆者確信，前文所分析的兩例里耶簡都是這種性質，是對遺產安排的登記。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里耶簡中出現了三份遺囑。其中一份（簡8-1799）殘損嚴重而無法知道確切內容，但另外兩份（《都鄉守武爰書》、《都鄉守沈爰書》 ）內容較完整，可知立遺囑者的身份都僅僅是士伍,所以筆者將其稱為民間遺囑。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民間遺囑，對研究古代民法頗有價值。 （編者按： [1]這裏根據使用者的身份，對遺囑作了區分。封建貴族對死後政治權利的安排也是遺囑，但是那只是極少數貴族的特權。迄今，先秦文獻中尚未發現庶民的遺囑。 [2]陳平、王勤金：《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先令券書>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第 21-22頁。陳、王两人將先令解釋為遺囑的理由是，顏師古（581-645）在為《漢書·景十三王》作注時說：“先令者，預為遺令也”。需要聲明，關於這件文書的性質還存在過爭議，例如魏道明認為它不是遺囑;見氏著《中國古代遺囑繼承制度質疑》，《歷史研究》2000.6。但大多數學者認為這件文書是遺囑。陳、王二人聲稱,這是當時發現最早的先令券書實物。但實際上，居延簡中就有先令券書，而且時代更早些（參見注9）。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4]陳偉等：《里耶秦簡牘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 [5]這裏將“占”理解為登記，將“手”理解為抄謄、手書。 [6]“知之當以父先令、戶律從”表明先令、戶律都具有約束力，並且先令優先於戶律。在先令沒有涉及的地方，遵從戶律的規定。 [7]根據上下文，此處“□”當為“夫”。 [8]“破胡”不好理解，可能是人名或地名。 [9]居延簡202.8-15;見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14頁。神爵元年是前61年，所以這裏提及的遺囑比胥浦《先令券書》（公元5年）至少早66年。不過，居延的遺囑是被引述的，並不是一份獨立、完整的文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