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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 “京宗”是《楚居》中傳說時代的一個重要地名，對“京宗”的考釋，學界討論較多，雖對具體地望有歧异，但一般認爲“京宗”當與荊山或荊山之首的景山有關 [1]，高崇文先生則認爲不能僅憑聲韵通假之法來指“京宗”即“荊山”或“景山”，“京宗”應即周人之“鎬京宗周”[2]，亦有人認爲京宗即《左傳》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的宗丘，地在湖北秭歸西北 [3]。 我們認爲，討論地理問題，要有時間概念。京宗之地，從《楚居》所載來看，商代晚期時，季連始居于京宗，穴熊(鬻熊)亦居于京宗，至西周初，熊狂亦居于京宗，穴熊(鬻熊)與熊狂之間還有麗季(即《楚世家》中的熊麗)，其居地未有明言，但亦應居于京宗。可見“京宗”的時間跨度甚大，從商代晚期延續到西周初年，而這一時期正是商周之際劇烈變動的時代，羋姓部族在此一時期很有可能曾發生遷徙。古代地隨人遷的現象相當普遍，因此《楚居》所記載的“京宗”很有可能幷不是一個地點，而是不同時期楚人居地之通名。因此我們在探討“京宗”地望所在時，應把不同時期的“京宗”區分開來。 (一)、季連所居之“京宗”。 《楚居》載“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爰生  伯、遠仲。毓徜徉，先處于京宗。”由此記述來看，季連及其子 伯、遠仲(此處的季連及其二子，不應作爲人名來理解，應視爲部落及部落內部的支系)均居于“京宗”。此時的年代爲商代晚期，具體爲武丁以後，季連部落與盤庚之子聯姻成功，部落繁衍，人口增加，內部出現了新的支系。由此可見，季連及其二子所居之京宗，當去盤庚之子的居地不遠。既爲盤庚之子，身爲商王室嫡系成員，其居地當在殷墟文化的範圍內，而晚商時期，殷墟文化的分布範圍已較早商時期的二里崗文化大爲縮小，商文化已退出湖北、陝南地區，甚至有可能還退出了南陽盆地，因此季連及其二子所居之“京宗”，就不可能位在鄂西及鄂豫陝交界地區，其在南陽盆地的可能性也很小，亦不可能在關中地區，周人在武乙時始遷于岐，因此季連所居之“京宗”也不可能是鎬京宗周，而只能在殷墟文化分布較爲密集的河南中部地區。(二)、穴熊所居之“京宗”。 從《楚居》所記穴熊的活動來看，在季連及其二子“先處于京宗”之後接著就說“穴熊遲徙于京宗”，由此看來，穴熊最初所居之“京宗”，當即季連所居之“京宗”。 但季連部落演變爲穴熊部落之後，似乎有所遷徙。據《楚居》所記，“穴熊遲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載水，氒狀聶耳，乃妻之，生侸叔、麗季。”穴熊“徙于京宗”之後，即有“逆流載水”之事，可見季連部落演變成爲穴熊部落之後不久即離開原居地，開始了遷徙的歷程 穴熊與妣列成親之後，生侸叔、麗季，但麗季出生時，發生了意外，“麗不從行，潰自脅出，妣列賓于天，巫幷賅其脅以楚，抵今曰楚人。至熊狂亦居京宗。” 整句的意思是麗季的出生不太順利，結果導致妣列去世，用荊(楚)條將妣列之脅纏包複，從此有楚人之稱。這一段記載，包含了極爲豐富的信息，需認真解讀。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的是，這一段記叙，頗具傳說色彩，雖然此時應在商末，從大的歷史框架來說，肯定已是歷史時期了，但對楚人來說，則還未走出傳說時代，因此不能將之視爲荒誕不經，也不能以單純歷史學思維來强行解釋，如釋“潰自脅出”爲剖腹産之類。 既然此時楚人還處于傳說時代，則穴熊、妣列、麗季就不能理解爲個人。穴熊仍是部落和部落首領的名稱，妣列則是穴熊的配偶，亦可視爲穴熊部落之姻族，麗季爲穴熊與妣列之子，應爲穴熊部落內部新出現的支系，而“潰自脅出”則是指部落支分的情形，不可强解爲“剖腹産”，但因部落支分導致妣列死亡，則應是指穴熊部落因某種原因和其姻族斷絕了關係。 穴熊部落因其內部出現麗季支系而與其姻族斷絕關係，這一點十分重要。從後面“巫幷賅其脅以楚，抵今曰楚人”這一句來看，導致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應是穴熊部落的族群屬性發生了變化。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均證明楚之先祖出自中原華夏，季連部落始終生活在傳統的中原文化核心區，穴熊部落初形成時亦當如此，故穴熊之姻族亦當爲中原舊族。但妣列死亡之後，穴熊部落却有了楚人之稱。 從此時開始，羋姓一族才與“楚”之名號有了交集，才開始有了“楚人”之稱。很明顯的是，這裏的“楚”，在人文層面，是指早于羋姓楚國而存在的“楚蠻”。楚蠻爲古三苗的遺裔，三苗滅亡後，其遺民接受了中原文化，從而形成了商周時代的楚蠻族群，商代及周初，楚蠻活動于鄂豫陝交界地區和漢東地區 [4]，季連部落源出祝融，是華夏集團中的重要成員，一直活動在傳統的中原文化核心區，穴熊時却與“楚”發生了交集，這表明穴熊部落似是從中原遷徙到了南方“楚地”(楚蠻之地)，從此有了“楚人”之稱，而“楚人”這個稱呼則表明穴熊部落的族群屬性發生了變化，由華夏變成了楚蠻。按羋姓本爲中原舊族，到西周時却被視爲楚蠻，《國語·晋語八》“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可證。羋姓從中原舊族變成楚蠻，其族群屬性的轉換當始于此。 由于穴熊部落的這一遷徙行動，從此羋姓一族與楚蠻爲伍幷導致其自身的族群屬性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似不被其中原姻族所接受，雙方可能發生了較大的矛盾，“妣列賓于天”或許就是此一矛盾的體現。而“逆流載水”一句也證實此時的穴熊部落已離開季連的原居地，有所遷徙。 (三)、熊狂所居之“京宗”。 《楚居》中未言麗季的居地，當是此時羋姓一族正在遷徙之中。《楚居》在叙述完麗季的活動之後說“至熊狂亦居京宗”。熊狂，熊繹之父，大概是《楚居》所載楚先世中第一個可以確指的歷史人物，但其所居仍爲“京宗”，表明熊狂在《楚居》的體系之中，仍處在傳說時代，準確地說處于傳說時代與歷史時代之交，是傳說時代結束與歷史時代開始的人物。 熊狂之子熊繹約當周成王之時，則熊狂的年代大致爲周武、成之交。從文獻記載來看，商周之際，周楚關係頗爲密切，從鬻熊開始，羋姓部族就與周人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楚世家》記載鬻熊曾與太顛、閎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周初重臣投奔周文王，幷曾爲文王師。鬻熊事周，當是以其人生經驗和政治智慧輔佐周文王，鬻熊的子孫也因此得以服事周室 [5]，熊繹受封時，是以“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受封。成、康時期，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晋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供職周室(事見《楚世家》及《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語)。周成王舉行岐陽之會，熊繹亦曾參與，在會中負責守燎(事見《國語·晋語八》)，這可能是其父(熊狂)、祖(熊麗)所留之職。周原甲骨文亦記載周初時楚與周的關係：“曰今秋楚子來告父後哉。”；“其微、楚□氒𤉲，師氏受𤉲。”[6]這些記載表明，商末周初時，鬻熊及其子孫與周室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楚君不僅前往關中拜會周王，而且曾參與周室的燎祭，幷在周室的重大盟會中任守燎之職。則熊狂之時的“京宗”，當在距周京不遠之處。 (四)、“京宗”之義。 由上分析可見，“京宗”不是一個固定的地點，商代晚期季連所居之“京宗”和穴熊最初所居之“京宗”應在中原地區，周初熊狂所居之“京宗”應在靠近關中的某個地區，二者肯定不是一回事。 由此看來，“京宗”應是傳說時代末期楚人居地的統一名稱，其含義與後來楚都名“郢”，或有相似之處。 高崇文先生對“京宗”的含義作了詳細的考釋，指出“京”在周代有特殊含義，用來指都邑，此後“某京”一般指表示爲某處都邑，周之鎬京又稱爲“宗周”，“宗”字原義爲宗廟，殷商時代已常用，而鎬京之所以稱爲“宗周”，是因爲其地有周王室的宗廟，鎬京之稱爲宗周，是表示此地爲周人祖神與王權所在之地 [7]。 高先生的考釋給我們重大的啓示，“京”字在周代往往用指都邑所在，按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的意見，京“象宮觀厜  之形。在古樸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屬。王者所居高大，故有大義、有高義。”[8]可見“京”字本義當指宮觀，即王所居之處，而“宗”字在商代起即有宗廟之義。通俗一點說，“京”字指王所居之宮殿，有政治中心地的含義，“宗”字指宗廟，有宗教或祭祀中心地的含義。先秦時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政治中心必有宗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可見“都”是建有宗廟之地。或者說，三代之“都”，是政治中心與宗教祭祀中心的複合體。故“京宗”之義即在于此，兼指政治中心與宗教祭祀中心，即古代之“都”。由此可見，“京宗”即是羋姓首領所居之宮觀與祭祀之宗廟的合稱，用以指代都邑所在，在《楚居》之中，“京宗”的含義，即是羋姓一族“都邑”的代稱，猶後世楚都之稱“郢”，周都之稱“鎬京宗周”。（編者按： [1]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宋華强：《清華簡〈楚居〉1—2號釋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91，2011年1月15日；笪浩波：《從近年出土新材料看早期楚國中心區域》，《文物》2012年第2期。 [2]高崇文：《清華簡〈楚居〉所載楚早期居地辨析》，《江漢考古》2011年第4期。 [3]陳民鎮：《清華簡〈楚居〉集釋》，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63。 [4]關于楚蠻及其與羋姓楚國的關係，參劉玉堂、尹弘兵：《楚蠻與早期楚文化》，《湖北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及張碩、尹弘兵：《楚蠻的考古學觀察》，《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 [5]參尹弘兵：《鬻熊史事解析》，《江漢論壇》2008年第5期。 [6]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物》1979年第10期；侯志義、陳全方、陳敏：《西周甲文注》，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 [7]高崇文：《清華簡〈楚居〉所載楚早期居地辨析》，《江漢考古》2011年第4期。 [8]《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13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