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大名，我自幼便听父亲衍文先生屡屡提起。在我的小学时代，父亲就给我读《围城》《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在中学时代，又指导我读《谈艺录》，说这些都是不朽的巨著，不可不读。记得父亲还把《围城》推荐给他的朋友们，有人读了认为此书好是好，不足之处在于缺少正面人物，父亲听了大不以为然，就以果戈理的《死魂灵》也没有正面人物，却不失为伟大作品为之辩解。20余年后，在父亲与我合著的《文学的艺术》中，我们对《围城》与《谈艺录》作了不遗余力的推崇，其时，“《围城》热”和“钱学热”还远远没有兴起。
    钱先生寄文助我张目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进而思与之通问，继之以拜访，这是读者崇拜作者时常见的心理，但我却丝毫未动过与钱公通信或结识的念头，这倒不是由于自己为人狷介，而是因为钱公才学之大有如天人，对并世名流尚鲜许可，何况天分学力皆大有欠缺的我呢？缘此自惭形秽，我仅以做一个远方的无名读者为满足。
    但万万想不到，我登在《文史知识》1982年第一期上的一则短短的读书札记竟然引起了钱公的注意，得到了他的称许。这篇札记题为《“折断”新解》，是我应《文史知识》编者之约写的，为唐代诗人李贺《致酒行》中的一个词汇作了别解。当人们告诉我此事时，我还以为是以讹传讹呢。因为这篇短文未发表前，我曾给一位名教授看过，教授断言此文不必作；发表后我又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指责我在“胡说八道”。我的自信心早已被摧毁殆尽了，做梦也没想到能获得权威学者的肯定。可是，当1983年第二期的《文史知识》放到我的眼前时，我果真读到了钱公《说李贺〈致酒行〉“折断门前柳”》一文的“来稿附言”。钱公在“附言”中说：“刘永翔同志的《“折断”新解》精细准确，更使我感觉兴趣。我因中华书局要求，正改订旧作《谈艺录》，在新添的论释李贺诗的几节里，恰好有一段可为刘文帮腔助兴，特此钞送。”
    先生不但肯定了我的见解，还寄文助我张目。我读了不由得激动万分。真正想不到人言目无余子的钱公居然对无名之辈如此宽容、如此奖饰，且还别具只眼，对一篇被人视作毫无价值的文章青眼有加，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于是我鼓起勇气，冒昧地给钱公写了一封信，以表景仰和感激之情，并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信是用骈文写的。由于心情激动，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情感。信末云：“翔自解庭趋，即承家训。读养新之录，已为私淑之门生；作稽古之编，自必折中于夫子。今也何期大笔，谬及微名。快胜鸾骖，欢形雀跃。拜华夏无双之士，可免先容；占乾元第二之爻，尚期后验。”《乾卦》九二的爻辞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我用此典表达了想一见他老人家的愿望。
    信刚一发出，心中却惴惴不安了：钱公笔扫千军，目空万古，对古人名作尚且掎摭诋诃，我这篇邯郸学步之文岂能入其法眼，倒还不如用大白话足以藏拙呢！思之不免后悔，但已嗟莫及了。
    想不到数天后就收到了钱公的复信。文字庄谐杂出，令人解颐。其中对我文字的评价使我松了一口气，对我的勉励更使我既感且愧。信中说：
    忽奉损书，发函惊叹：樊南四六，不图复睹。属对之工，隶事之切，耆宿犹当敛手，何况君之侪辈！虽然，古货难卖，高曲寡和，操此术将安归乎？前偶见尊作小文，即知为文豹之斑、威凤之羽，窃自喜老眼无花也。
    对于我信中所表达的倾慕之忱，他说：
    来书奖饰溢量，读之愧悚。弟尝戏云“拜倒”有二义：向之拜倒，一也；拜之使倒，如《翻译名义集·众善行法篇》“槃那寐”条所记礼一拜后，道像生受不起，倒于地下，二也。一笑。
    信中还对我提及的八股文起源问题作了解答。
    父亲得知此事不禁欣慰之极，毕竟我受到了他最崇拜的大学问家的称许，兴奋之余，曾赋诗以记其事，末云：“誉儿莫笑王家癖，曾入梁溪巨眼来！”引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至于我，则自从辞章和治学之道蒙钱公齿及后，对自己从事文史研究的能力和方法有了自信，决心沿着既定的征途驽马十驾地走下去，不复为悠悠之口所动了。
    回过头来一想，自父亲教我读钱著直至最终受知于钱公，这过程真像是一篇起伏照应的文字。如果用明清评点家的话来说，那便是“其中有草蛇灰线存焉”。而对于我这个像方鸿渐般被动型的人来说，这篇文字并非出于人工的刻意安排，而似乎是冥冥之中一枝大笔信手写成的，这也许只能归因于佛家所说的某种缘分吧！
    因文字缘而“亲见如来”
    我在致钱公书中所说的“占乾元第二之爻，尚期后验”之语，在两年后果真“应验”了。1985年，我有了到北京图书馆校书并至中华书局改稿的机会，北上京师，终于了却了自己的心愿。
    抵京是在4月23日，入住的招待所恰巧是钱公的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开设的，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佳兆。接着，在工艺品商店给孩子挑选礼物时，我买了一个泥塑熊猫，以为是北京产品，回住所一看，底座上竟有“无锡制造”四字，熊猫是国宝，无锡则是钱公的家乡，虽然错买，我觉得这分明又是一个佳兆：这番肯定能见到钱公了！
    我为什么如此迷信征兆呢？实在是因为钱公闭门谢客，一见不易。许多人曾慕名到访，均失望而归。我也是惴惴然唯恐吃闭门羹，偶拈旧俗，聊以自慰而已。
    4月29日上午，我到车站去等开往三里河的公共汽车，鹄立站头，车却久候不至。后来方知这乃是高峰车，而高峰时间已过，白白浪费了一个多小时。我只得改乘地铁，又连换几辆公交车，“曲线”赶到了南沙沟。
    叩响了钱宅的大门，竟是钱公亲自开的门。我自报了姓名，钱公问：“是华东师大的吗？”我说是的。钱公面露笑容，请我到书房去坐。没有吃闭门羹！他说他刚从单位回来，我又不由得暗暗庆幸等错了车，误对了时间，不然定然嗒然而返。
    交谈中我问所欲问，闻所未闻。实际上也用不着我多问，钱公谈兴自浓，滔滔滚滚，只须做一个安静的听众便可。回招待所后，我兴奋得夜不能寐，枕上吟成七绝六首，记的是拜访钱府时印象最为深刻之事，次日便寄给钱公。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下面即以这六首诗为线索重温一下当时的情景：
    对于我的擅入钱府，我写道：
    几同排闼入玄亭，端恃先生旧眼青。太史漫惊天象异，客星今日犯文星！
    上干天象当然是夸张的，但能见到一位其著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学者，对我来说，其重要性实不啻过之。
    钱公不喜藏书，书房中没有满室图书的景象。他告诉我，家中除了子泉先生留下来的一些书籍外，其余皆是别人的赠书。他说：“我不买书，因为我怕搬家。”我不由得奇怪，问：“您还要搬家吗？”他笑着说：“不搬了，不搬了。”我听了总觉得因怕搬家时累赘而不买书不是真正的理由。后来我听说钱公回答别人为什么不买书之问时，用的却是袁枚《黄生借书说》中的说法：“书非借不能读也。”我觉得这才庶几近理，搬家之说当是信手拈来、信口而说的。直到我最近迁新居时，才领悟到钱公所说实是至理，近万册图书的包扎、搬运、整理、上架，花了我多少工夫啊！此是后话。当时我心中虽有疑惑，但对钱公家少藏书而胸罗万卷却万分钦佩。对此，我写道：
    上下纵横出不穷，直令万国伏儒风。人疑邺架排霄汉，亲见方知贮腹中。
    我问钱公现在带不带研究生，他干脆地回答：“不带。研究生不是害你的，就是借你的名字卖野人头的。”我当时以为钱公是因为曾经目击身经学生斗老师之事伤透了心，故为此说的，因此在诗中写道：
    道大犹惊射羿弓，皋比无意煦春风。但将著述留天地，百世仍笼绛帐中。
    末二句谓钱公专心著述，其教化的广大远非仅仅培养几个研究生所能比拟。但前面两句说来惭愧，实际上是小之乎视钱公了，后来我在《谈艺录》补订本中读到：“尊闻护法之弟子亦足为乃师声名之累玷，殃及咎归焉。”“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至若逄蒙射羿，等诸自郐可矣。”读后方悟先生深意所在。
    钱公想送我一本《围城》留念，我说此书我已有了。他说：“总该送你一些东西留个纪念吧。”我说，我父亲和我都非常喜欢他的书法，能不能给我写一张字。钱公欣然同意，到书桌前找出一本用毛边纸订的诗集，选出一首《暑夜》，当即铺纸挥毫。至题款时，他说：“我不喜欢写人的大名，你有字号吗？”我说字寂潮，他就照此写了。写毕，他站起来给我解释诗意，说某句用杜诗、某句用韩诗。显然，他作诗是喜爱用典的，这与他在《宋诗选注》及《管锥编》论钟嵘一节中所表达的观点正好相反，矛盾之现，必有其故。我想，钱公曾说过：“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国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既是旧诗痼疾，索性因病成妍，亦不失为作诗一法。“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不知是否道出了钱公未言之意。对于先生以法书相赠，我写道：
    寒家父子一羞囊，共爱鸿文购万方。何幸得蒙颁墨妙，南归好设宝钱堂。
    后来我得知，这首《暑夜》，除了我以外，钱公还写赠给郑朝宗、陆文虎师弟及《围城》的日译者中岛长文夫妇，故此诗是其得意之作无疑。诗载《槐聚诗存》，兹不录。
    最有趣的莫过于临别之时了。先生突然问我：“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我知道，这是钟会去见嵇康时嵇康问钟会的一句话。若照抄钟会原话“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来作答，岂但拾人牙慧，不是还自比陷害嵇康的钟会了吗？因此我笑而不答。在诗中我则对钱公之问表示了不解：
    雄谭真足副雄文，惊睹天人在五雲。唯讶临分如叔夜，问侬何见复何闻。
    也许钱公此问另有微意，自愧钝根，未能领悟。
    我觉得，此番没有见到杨绛先生是我最大的遗憾，对此，我又写道：
    此去淞江复守株，犹馀恨事在燕都。山荆爱读春泥集，未代渠侬拜大家。
    直到杨先生去世，我与她老人家终是缘悭一面，只是在打电话问候钱公病情时听到过她那温文尔雅的声音。
    回到上海后，我收到了钱公的复信：
    承拨冗枉过，殊快老怀。足下温克醇厚，少年而能藏锋匿采，真学养兼深者。河南程子所谓蕴辉之玉，远胜于莹澈之水晶也。顷奉惠赐佳什，明知为刻划无盐，亦复闻谀而顿忘己丑，对镜自许，将与东施辈同成笑柄，然则累我又即足下矣。一笑。
    钱公在此信中谈了他对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大概是由于我赋性木讷、交谈时言不达意造成的。珷玞似玉，得此不虞之誉，实在惭愧。
    也许是认为“孺子可教”吧，后来钱公还把他新出的大著《七缀集》寄赠给我。我大喜过望，曾赋诗四章，以表感谢。诗云：
    剸鲸巨刃倚天扬，淬砺重加激电光。欲向魁杓瞻紫气，人间相射有文章。
    疏凿穿通百代穷，文光高烛海西东。能令碧眼尊华夏，除却长城便数公！
    曾到都门作客来，儒林坛坫各崔嵬。此腰岂为诸公折，只拜梁溪盖代才！
    移家无分住京华，悬却门前问字车。日坐风檐观学海，可容千里作侯芭？
    人们对于自己崇拜的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学者文豪，往往会生“恨不同时”之感，而我则不但和自己最钦佩的大学问家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能因文字缘而“亲见如来”，面聆教诲，更蒙赐赠著述，不致为仅仅“如是我闻”而深感不足，这实在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尽管此生历尽坎坷，灾殃叠遇，但此事足以使我不生“我生不辰”之叹。老之已至，万事善忘，唯有此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