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别人的妹妹——从《狂人日记》说开去 一百年前，《狂人日记》横空出世。 由于小说言约义丰，寄意深远，释读者众。鲁迅自言该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世人论证此点，多举历史上的“吃人”与狂人发狂及恐惧被吃为例。反复阅读这篇现代白话小说的发轫之作，我认为，小说临近结束的第 11、12 两节（总共 13 节）以狂人的妹子为牺牲，是鲁迅精心设计的情节，具有性别意义上的深刻性。简言之，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固然逼疯了个别男性，但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性——因毫无反抗之力，受害更深更普遍。 在小说中，狂人回忆往事，终于悟出妹子之死，责任全在大哥。“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然而，“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由此，相对于受害女性，所有成年男性便都具有了原罪，希望，大约只在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狂人日记》为何虚构出这样的情节？大约和鲁迅的生平经历有关。鲁迅曾有过一个妹妹，家里唤作端姑，约生于 1888 年 1 月，十个月即早夭了。端姑的夭折单纯出于疾病，但被鲁迅改写，移用作封建批判的事例。 以“妹子”为未成年女性的代名词，以“妹子”的牺牲或面临危险作为社会文化批判的证词，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并非孤例。单以小说而论，《阿Q 正传》的第七章《革命》写到，阿 Q 有一天晚上躺在土谷祠，发生了革命狂想曲，其中包括对异性的想象：“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 可惜脚太大。”他先后想到了五个女性，顺序是：别人的妹子——别人的女儿——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老婆——寡妇。以妹子开头，一方面因为“妹子”离婚姻最近，另一方面相对于“女儿”和“老婆”而言，妹子被保护的力度更弱，仅高于寡妇。《在酒楼上》则写到了一对姐妹——阿顺和阿昭，吕纬甫想送两朵剪绒花给阿顺，却得知阿顺已死。导致她死亡的原因之一是她伯伯长庚因借钱不成，骗她说她的未婚夫比他（一个偷鸡贼）还不如，令她对人生彻底绝望，一病不起。至于阿昭也已长大，然而“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但是看见我走向她家，便飞奔的逃进屋里去”，“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阿昭将吕纬甫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这种对陌生男人的恐惧肯定和阿顺的遭遇有关，同时也是男权文化下传统未婚女性的普遍反应。 “妹妹”这一身份，在“五四”前后文化语境中的意味大可玩味。对于未婚女性而言，不称某某之女，而称某某之妹，意味着她的被监护权由家长让渡给了兄长。许多时候，她和兄长联系在一起，主要是由于其未婚的身份，当兄妹一起出现在别人的视线中、日记里，往往和她的婚姻状况有关。譬如，鲁迅 1920 年 3 月 17 日的日记提到“孙冠华嫁妹，送礼一元”，同年 4 月 2 日又记“谢仁冰嫁妹，送礼泉一”，1930 年 4 月 19 日又记“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若非这三个别人的妹妹出嫁，她们和鲁迅不会发生任何关联。即在散文《狗·猫·鼠》中，鲁迅也曾写道：“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然而时代毕竟变了，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已经有一些妹妹开始跟随她们的哥哥参与社交活动，甚至凭借个人才华引起他人的注意。如鲁迅 1929 年 8 月 3 日记有“下午朱莘濬及其妹来”，1932 年 11 月 16 日记有“舒及其妹来”，1934 年 8 月 7 日又记“内山书店…… 并绍介山室周平及其妹善子来访”。1921 年 8 月 16 日，鲁迅致信宫竹心，其中提到“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这些记录中的“妹妹”，已经在哥哥的带领下参与到和异性世界的交往；她们的人生价值，已不仅仅体现在婚姻上了。 鲁迅作为“五四”之后的文化名流，有较多的机会和别人的妹妹交往。按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将朋友的妹妹发展成恋人和妻子，从逻辑上说顺理成章，从事实上看这在现代作家中并非没有，例如戴望舒爱慕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未果，后来和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为夫妇。然而鲁迅没有。鲁迅来往最多的是俞氏三姐妹和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尤其是和许羡苏交往非常密切，鲁迅离京后，更是托她陪伴母亲，打理家务。自 1921 年 10 月至 1933 年 10 月，12 年的时间里，许羡苏共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 251 次。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有好事之徒揣想其中是否存在暧昧。从相关记载看，鲁迅离京后就没有再和许羡苏见过面。1932 年初，许羡苏到上海小住，与鲁迅同城，大约因为身怀六甲，也没有去探访过鲁迅。这年 3 月，鲁迅全家外出避难，周建人一家寓居许羡苏住处，将她的有关情况转告了鲁迅。3 月 20 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男及害马，全都安好，请勿念。淑卿小姐久不见，但闻其肚子已很大，不久便将生产，生后则当与其男人同回四川云。”1933 年9 月和 10 月，鲁迅收到许羡苏两封来信，从日记看，他都没有回信。此后，许羡苏就从他日记中消失了。我个人认为，鲁迅和许羡苏的交往，对后者成长为一个现代独立女性是有帮助的。 “妹妹”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则往往和情爱联系在一起。鲁迅在作品中经常提到“林妹妹”，便大都是如此。对于当时文坛上专写爱情而脱离社会实际的作风，鲁迅评价不高。1934 年 11 月，他在杂文《随便翻翻》中写道：“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大 [ 天 ] 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不过他在 1936 年 8 月所作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又认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最后说一点人情之常。大凡家里只有兄弟的人，会渴望有一个姐妹，心理强大的更希望是一个妹妹，以投放与生俱来的温柔心和保护欲，并从同辈女性身上感知细腻温柔。鲁迅作为大哥，亦有此心。 1926 年 1 月，鲁迅写《有趣的消息》，其中有如下词句：“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张’，没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连有一个那样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灵均。我的终于‘妄有主张’，或者也许是无可推托之故罢。”表面上充满讽刺，但我们不妨设想，假如鲁迅的妹妹没有早夭，兄妹长时期一起生活，会不会对鲁迅的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带来某些影响？考虑到鲁迅对兄弟的付出（甚至曾亲自给病中的周作人倒尿罐子），作为鲁迅的妹妹，该得到多少疼爱呵护，该是多么的幸福？遗憾的是，鲁迅没有姐妹。他的儿子周海婴也没有。 1936 年 9 月 22 日，鲁迅写信给母亲，报告海婴近况：“他同玛利很要好，因为他一向是喜欢客人，爱热闹的，平常也时时口出怨言，说没有兄弟姊妹，只生他一个，冷静得很。”这“冷静”，竟似来自鲁迅的遗传。 (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