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秋，黎烈文摄于福建 黎烈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编辑、作家和翻译家，一生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20世纪30年代出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后，大胆改革、锐意创新，依托鲁迅等进步作家，把“自由谈”办成了当时国内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文艺副刊。 新旧交替主编“自由谈” 1932年，黎烈文从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担任编译。其时，正值申报老板史量才着手对报纸进行改革，物色新人。史量才了解到黎烈文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对法国及欧洲现代文学颇有研究，而且政治上是个无党无派人士，非常满意，立即聘请黎烈文担任《申报》“自由谈”的主编。 “自由谈”是《申报》的招牌副刊，创设于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新闻界名声最响、影响最大的文化园地之一。原由王蕴章、陈蝶仙、周瘦鹃等先后主编，撰稿者是他们周围的一群上海文人，如范烟桥、顾明道、程小青、沈禹钟等，因而多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 1932年12月1日，时年28岁的黎烈文走马上任，义无反顾地对“自由谈”进行了锐意改革。他在《幕前致辞》中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他邀约了文学研究会的旧友新朋写稿，发表了冰莹祝贺“自由谈”新生的文章、享有“文坛伯乐”之誉的叶圣陶的散文以及外国作家梅里美的翻译小说。黎烈文的这一革新举措如春风拂面，使“自由谈”洋溢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一扫昔日“鸳鸯蝴蝶派”文人垄断时期以“茶余酒后消遣”为目的的萎靡颓废文风，深受读者欢迎。  1933年1月3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鲁迅杂文 依托鲁迅注入新气象 鲁迅于1927年定居上海后，以文为生，他原本很少给日报投稿，可后来却给申报“自由谈”专版投稿了很长时间，这与黎烈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后，托郁达夫向鲁迅约稿。鲁迅一开始并不重视，后来听说黎烈文为了编辑“自由谈”孜孜矻矻、忘我工作，连妻子生孩子都没顾上到医院照顾，最后妻子死于医院（时在1933年1月14日），黎烈文伤心至极，每日让孩子看母亲的遗照。 1933年1月24日，黎烈文在“自由谈”上登出《启事》道：“烈文最近遭遇不幸，爱妻冰之，由同学结为夫妇，旅欧五载，艰苦相共，方旗卒业归来，建立家庭，服务社会，不料竟于月前为沪西某病院美国庸医所误，以产蓐热死……现在内子丧葬粗了，烈文自即日起，照常到馆办事。惟思悲苦，难言奋斗，甚望海内贤达，时惠佳著，俾本刊内容，日益充实，岂惟本刊之幸，实亦为中国文化前途之幸也。” 这个故事以及黎烈文强烈的事业心深深地感动了鲁迅，后来他还在《伪自由书·序》中，颇为动情地叙及了此事。此后，鲁迅便开始给“自由谈”投稿，表现出一位文坛巨擘对一名矢志革新的青年编辑的热情支持与大力奖掖。诚如鲁迅自己所说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郁达夫）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是老脾气。”鲁迅最终介入申报“自由谈”，达到了他一生中面向公众发言的顶峰。 从1933年1月30日至5月中旬，鲁迅平均每月给“自由谈”投寄八九篇杂感，以“何家干”等笔名共发表了43篇文章，成为支持黎烈文改版“自由谈”最积极的撰稿人。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限，为爱国行动声援，保护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这些短评针砭时弊、解剖社会，或谈困难，或谈民族危机，得到了青年学生与爱国人士的欢迎，同时也使“自由谈”更加受到读者的关注而深入人心。 鲁迅为申报“自由谈”撰文，结束于1934年8月20日，随“自由谈”的分期相应地分为“伪自由”和“准风月”时期。共计撰写151篇，在该副刊发表143篇，用笔名42个，主要收录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中。  申报“自由谈”刊发黎烈文的《编辑启事》 针砭时弊副刊遭禁锢由于黎烈文在副刊上大量刊载鲁迅等进步作家的各类文章，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衣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随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祭起新闻检查的大棒，将之扩到副刊检查。结果，黎烈文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另眼相待，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煎熬。到了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对文字出版的监控更加专制，黎烈文迫于政府的压力，无奈之下，不得已在5月25日刊发了一则有名的《编辑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此后，“自由谈”便以刊登随笔、游记、散文小品为主。鲁迅非常理解黎烈文的苦心，便绕道重新开辟战场，从文章的内容到形式进行新的整合，视线投注到30年代的上海滩，取材大众生活，重点透视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剖析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现代与封建相结合的畸形的精神产物，强烈的政治意识从隐晦曲折的笔调中穿越而出。既然不能谈事政，鲁迅就借文化，猛烈抨击一些文人的丑陋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 尽管申报后台硬，黎烈文在主持了“自由谈”1年6个月零9天之后，最终还是未能摆脱被迫辞职的结局。从1932年12月1日改版“自由谈”到1934年5月9日辞职期间，鲁迅、茅盾、郁达夫、沈从文、老舍、巴金、郑振铎、林语堂、叶圣陶、曹聚仁、胡风、廖沫沙……20世纪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化大师纷纷登台，搴旗前引；此外，章太炎、柳亚子、瞿秋白、陈望道、夏丏尊、赵家璧、周扬、唐弢、艾芜、张天翼、施蛰存、臧克家等许多名人也文采斑斓，思潮汹涌。“自由谈”如绚丽多彩的“自由台”：杂文、散文、诗歌、评论、小说连载、外文翻译……斑斑驳驳，五光十色。影响最大、最受欢迎、最能传世的是杂文。以鲁迅、茅盾、郁达夫为代表的“自由谈”杂文，或冷嘲、或热骂、或直书、或曲笔、或庄言、或谐语；“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举凡军政劣迹，权贵丑行，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皆化作笔底机锋、报端珍品。可以说，“自由谈”把《新青年》所开创的现代报刊杂文推向了高峰。诚如茅盾在《多事而活跃的岁月》中所说：“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大书一笔。” （作者单位：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