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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书:走进普通百姓生活世界的钥匙(2)


    勾勒古代农村的经济结构
    明清时期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量多少,不同身份农户拥有土地的类型、所处位置等具体情况如何?传统史料关于田土数据的记载,往往是二次描述,或多或少和史实有些差距,并不能很好地解答该问题。古代的鱼鳞图册作为各地最精细的地籍档案,详载土名、四至、等级、类型、亩数、坐落位置,以及业主、居住地等信息,是分析古代农村经济结构的珍贵史料。但明清时期业主跨都、图、庄占有土地的现象十分普遍,故要落实每户土地占有量,就必须将全县鱼鳞图册的数据全部统计后,才可将各业主的土地准确归户。而仅靠几册或数十册鱼鳞图册统计各业主的土地数量,是无法确知各户土地的实际占有量的,这一点,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因资料的不完整性而难以做到。
    幸运的是,浙江兰溪县、汤溪县遗存了1182册鱼鳞图册,皆为太平天国起义后重新编造,几乎是同时期较完整的两个县的地籍资料,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完整、最系统的古代地籍档案,基本保留了整个县各业主的信息及其所拥有的地块信息,大体可以落实每一业主的土地实际占有量。根据这批资料,我们可以运用大数据统计,将业主在各图、庄拥有的土地准确归户,从而确定每一业主的实际土地占有量,落实所拥有土地的类型、等级、所处位置及数量等信息。然后,根据业主身份进行分类,如将公产抽出,单纯对民户业主所拥有土地进行量化分析。内容包括各业主平均土地占有量,土地占有量的层级分析等等,最大、最少的土地拥有者是谁,再采取基尼系数对土地分配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从而以土地占有情况为依据,才能准确揭示当时农村的社会层级结构。
    展现丰富多样的民间基层组织
    明清之际,在官方组织的基层系统之外,民间自发形成了家族性或非家族性的各类社会组织,如会社、会馆、会所、乡族等等。这些民间组织在凝聚人心、消解纠纷、救贫扶弱、维护地方稳定、抑制贫富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补官治之不足”。其中,尤以民间会社数量最多,种类最丰。这些会社拥有会众的同时,往往也拥有会田。这些土地主要来源于会众的捐助,也有少量来自购买。其所得收入除缴纳必要的赋税以外,其余部分主要用于其活动的开支和会众互助。每个会社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弄清一个地方的会社规模、资金来源以及组织结构,对理解基层社会系统至关重要。
    我们曾对汤溪县寺平庄鱼鳞图册进行统计,仅一庄的民间会社就多达38个。诸如初四会、上元会、冬至会等节日会,大皇会、土地会、观音会、关帝会、禧神会、振兴佛会等宗教会,水利会、茶会、桥会、泉井会、松树会等其他类型的会社。对兰溪城区二坊鱼鳞册的考察说明,其田土除社仓、粮房、班房、驿站、城隍庙等官地外,民地业主大都为会社、祠堂等,主要集中在郑、郭两氏。郑氏会社尤多,如郑会、郑宫灯会、郑祠灯会、郑智十灯会、郑小冬会、郑余庆会、郑义六坟会等;有的会社名称虽未署郑氏,然由郑氏家族某户所值或分得,如郑瑞声值东岳会、郑康值东岳餪寿会、郑康值敬圣会、郑康值文武会、郑耀值土地会、郑殿钦值新百子会、郑修甫值玉皇会等。较之郑氏,郭氏会社有与其类似者,如郭土地会、郭灯会、郭十七灯会;亦存相异者,诸如郭义祀会、郭斯文会、郭本保会。另有城隍会、天仙会、普佑会、胡公会、槐树会、乌饭会、琉璃会、通典会等亦见于册内,民间会社蔚然大观。通过对鱼鳞图册中每个会社的田土数据进行统计,可以研究出整个县域民间会社的种类、规模、分布等具体情况。
    了解民众语言使用与书写的习俗
    从魏晋之际的吐鲁番文书到宋元以后的契约文书,民间文书时间跨度长,地域涉及范围广,抄手大多来源于社会底层,人员复杂,且未经后代校刻改动,真实地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汉字书写的状况,其中包含着数量庞大的方言俗字,有助于我们厘清汉字发展的脉络,勾勒具体汉字演变的轨迹,了解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的来历。比如《中华字海》收有“藔”字,称其“音义待考”。在浙江丽水石仓镇的清代契约文书中发现许多同一地名“藔”与“寮”互见的情况,如指称同一地名的“灰寮”又作“灰藔”,“和尚寮”又作“和尚藔”,“烟寮”又作“烟藔”,“大寮庄”又作“大藔庄”等,由此我们才明白,原来“藔”就是“寮”的增旁俗字。“寮”本是一种小茅屋,屋顶多用芦苇、荆麻草、稻草、杉树皮等覆盖,因而民间文书常常增加“艹”旁写作“藔”。这个字民间文书及现当代的方言俗字中还有写作“簝”“(见图一)”“橑”“(见图二)”“(见图三)”等形的,或变其形,或变其声,显然都是由“寮”演变而来(详见郭敬一、张涌泉《释“藔”》,《古汉语研究》,2019年第1期)。借助于民间文书中的丰富用例,一批疑难俗字能够得以破解和系联,它们的演变关系得以明确。
    现今民间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时常出现文字释读的错误,直接影响到对文本的理解。文字误识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识字问题,而是缺少对汉字演变规律和民间书写习惯的把握。而通过考察民间文书方言俗字的演进、书写习惯的变化,可以了解文化的变迁,知晓各地的差异,从而更深入理解民众的生活。
    总之,大量具有系统性与连续性的土地、财产、税赋、法律、商业、民俗、教育的民间文书,是零距离接触民间社会的历史档案,成为研究产权关系、赋役制度、基层组织、乡村社会、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的最好资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的历史”,感受到“活的制度”,真正走进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活世界。
    (作者:张涌泉、李义敏,分别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浙江鱼鳞图册的搜集、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7ZDA18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