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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方法和原则(2)


    二、碎片化在世界史中的主要表现和危害
    与整体性研究相对立的碎片化倾向,在中外世界史学界早已有之,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凸显出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批评第三代年鉴学派背弃先辈注重整体史的传统,将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和转折抛在一边,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从而使历史研究趋向“碎片化”,并预言年鉴学派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瓦解。多斯的批评切中了年鉴学派的要害,很快得到验证。《年鉴》杂志出版的1989年11-12月专号,宣称根本性的转折已经到来,应当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该刊社论说:“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加速扩张,有待探索的领域层出不穷,这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危险,即产生新的相互隔绝。这不再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隔绝,而是以新专业化的方式在历史学科内部造成的相互隔绝。”[12]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世界史也存在“碎片化”等问题,过分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和表象,缺乏对历史的整体和本质的把握。国内外这种碎片化倾向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某些细节从而肢解历史。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世界历史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然而,受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战后西方许多历史学者放弃了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退缩到日常的社会、文化领域,把精神病人、儿童、肉体、梦、气候、微生物等纳入研究课题,热衷于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再探求各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和历史的整体性,从而使“我们面临的史学是破碎的和包罗万象的,并受到不可抗拒的好奇心的驱使”。[13]由于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与其它事物的相互联系,上述研究对象就如天马行空,自行其是,成了超时态的事物,即便看到长时段中的变化,也与研究对象存在的基础没有多大关系。多斯认为:“这种历史论说缺乏总体理性化的意愿,而仅限于微观研究”,“堕入了唯心主义”;“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大量增加,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14]列宁告诫人们:“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5]那种细微琐碎地探究历史问题,缺乏整体关联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然阻碍人们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把握。
    静止地研究历史的某些片段从而割断历史。世界历史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和变革的历史过程。但某些学者不顾这种历史的联系,截取某一短暂的时段单独研究历史问题,肆意抬高某一时段的历史而贬低其他时代的历史,主观臆造历史的断裂和对抗。恩格斯以中世纪研究为例,批判了这种忽视历史事实和割断历史脉络的做法,指出: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而中世纪的巨大进步,如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纪和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罢了”。[16]由于割断历史使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否定,历史研究不仅不再有鉴古知今的积极作用,而且会产生干扰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苏联许多学者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而否定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造成了苏共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为敌对势力搞垮苏共、瓦解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界历史研究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而限制视野,忽视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和主要线索,必须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把握。
    肤浅地研究历史的某些现象从而歪曲历史。世界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庞杂史料的堆砌和各类现象的罗列上,而必须靠理论的指导性和穿透力,深入到史料和现象的背后,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揭示世界整体的历史。但是,某些历史学者专注于婚姻、家庭、妇女、儿童、老人、身体、感觉、记忆、服饰、象征、仪式等问题,不仅研究对象琐碎,研究视野狭窄,而且一味地进行无思想的现象描述,缺乏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迷失了史学研究的目标和宗旨。法国的“新史学”像个在社会边缘寻觅往日幽灵和死者言论的游荡者,其最终目标不再是把握事实的中心,而是探索其周边,将心态、社会心理、情感等纳入“系列史”范畴,由此产生的史学论著的“主要特点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是实证性和经验性而不是科学性”;反映出两方面的无能为力:“一是历史学家丧失了总体观念;二是历史中的人类被其无法掌控的系列分化瓦解。人类对现实不再有任何效力和作用”。[17]美国学者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撰写的《世界:一部历史》,试图把世界上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类人群、各种文明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这本全球通史类的书,虽然文笔生动,素材丰富,但是一本典型的不要理论体系的书。作者在导读中写道:大多数历史学家,“我也忝在此列——愿意就过去而研究过去,试图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的、过去的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尽管我本人以为这样的历史果真无用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情”。[18]由此,历史的现实意义就被否定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联系就被消解了。读完这本洋洋洒洒100多万字的巨著以后,读者脑子里只有一个由大量史料碎片拼接起来的“马赛克”,而不知道世界历史为何物。
    世界史研究之所以出现上述碎片化问题,原因不在于是否需要微观的、局部的、个案的历史研究,而在于缺乏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不能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不能以客观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世界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9]如果任由碎片化倾向及其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滋长蔓延,不仅会危及世界史学科的性质和地位,而且会削弱世界史经世致用的功能和作用。正如高翔同志所说:“真正成功的史学体系,不可能建筑在东拼西凑的资料碎片上,不可能满足于对历史细节的苛求,更不可能止步于对时代问题浮光掠影的考察。严肃的历史研究,必须从大处着眼,从本质着手,在经世中提升。”[20]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