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00 《音乐研究》(京)2019年第 杨民康 参加讨论
六、区域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与区域文化认同 21世纪以来，区域音乐研究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其研究过程从当初的音乐色彩区研究、音乐地理学起步，如今已在理论视野和学术空间上有了较大的拓展，成为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和学术层面加以比较、综合、互渗的、包容性较强的学术话题。从此意义上看，笔者多年来在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所提倡和奉行的多种研究方法中，文化圈—文化层分析观念及方法，既与区域音乐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意义范畴有所关联，又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本文在此主要涉及与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相关的两个对象层面：一是传统的跨界族群宗教文化圈(南传佛教、基督教)内部，曾经分布在国境两侧，历史上形成并依托当地族群部落及地方政权存在的、具有可比较研究意义的不同族群音乐文化区域。比如20世纪50年代以前分别存在于西双版纳以傣仂为主体族群的传统音乐文化区和缅甸景栋以傣艮为主体族群的传统音乐文化区，⑨还有德宏地区以景颇族为主建立的基督教音乐文化区和境外以缅甸克钦邦克钦人为主建立的基督教音乐文化区，⑩都是该领域有一定典型区域划分意义的研究对象。二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于当代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区域性音乐文化区和以次级“主文化—亚文化”结构呈现的文化层。其中，尤其让人注目的是一些当代国族文化语境下民族***域(音乐)文化体系建构的例子。(11)比起前一类文化区来说，该类文化区因同时显现了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国族认同(在国境两侧，各自的族群认同已经多半分别演化并体现为国族认同关系)与信仰认同等各类认同因素，以致更显现出多层性、立体性、复杂性和对比鲜明性等特点。 七、离散族群音乐与族裔散居身份认同 族裔散居及其身份认同是跨界族群及族群认同的一种变体形式，也是跨界族群区域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由此看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地区，中国少数民族的同族群人员中，有不少是以族裔散居的方式在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分布。从外迁的环境及方式看，鉴于整个西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通是以陆路为主，海路为辅。其中，云南与周边紧邻国家，亦即东南亚内圈诸国的关系，则更多是陆路的特点。云南少数民族的离散族群也是沿着陆路的山地、平坝向境外迁徙和散居。若将此推及整个中国与周边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可以说也是一个共性特点，并且，与西方学者以海路为主要对象及相关方法相比较，这也是显得非常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外，这些离散族群在迁徙和居住方式上存在着点性散居和线性散居的区别。其中的单点性散居族群，可举云南西南部少数民族与现居缅甸景栋的各民族之间关系为例。20世纪50-80年代，景栋以其具有的境外城市地位和条件，曾经作为解放战争之后流缅国民党军队暂住基地而存在，此间还接受了大量外流的各族移民。至数年前笔者访问该地时，在景栋这方圆几十里土地和几十万人口中，就包含了本土各族原住民，来自前述云南沿边各地各族的自然、政治移民以及半个世纪以前迁来的战争移民、军人眷属等不同成分来源。县城内外傣族、汉族及其他族群移民社区鳞次栉比，互邻互市，交错而居；城边街道上，佛寺、教堂、清真寺、道观密密麻麻，传道诵经，声闻数里。从身份认同角度看，每个移民社区、寺观教堂，都是一个带有清晰的社会、政治身份的族群单位，都有自己包括音乐文化(经腔、佛韵、赞美诗等)在内的、鲜明的文化标识和不同的认同诉求。这样强烈、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我们数十年来因偏居中方西南一隅而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的民族(音乐)居处文化观念和认识。(12)多点散居的例子，如原居于中国西双版纳的傣族傣仂支系，如今同时以半圆圈状散居在泰国、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他们藉以维护族群认同的一个共同的音乐文化标识，就是都非常重视祭寨、祭勐等传统自然宗教仪式活动及其中赞哈歌手演唱对于凝聚族性情感的重要作用。比之而言，南传佛教仪式及其仪式音乐这样已经泛化至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信仰认同因素，对于境外傣仂人这样的地域性—离散性族群来说，显然由于已经超出了该族群共同体文化归属及认同情感的具体范围的原因，而被归之于认同阶序中较次一级的位置。线性散居的情况，可举瑶族、苗族等，以贵州、广西和湖南等相对靠近内地的区域为主要据点，一方面与境内汉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成密切的交融关系，另一方面则从很久以前便向东南亚地区长途迁徙，最后倚助现代化战争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外力，远徙至欧美和澳洲地区，从而进入迁徙路线最长、历史和文化跨度最大的跨界(境)族群之列。在这类散居族群中，赖以支撑其族群归属情感的一个重要的音乐认同因素，就是通常采用汉字经籍及歌书记载，并在度戒、还盘王愿及各种人生仪礼中演唱的传统瑶(苗)歌。 从本文关于民族学的讨论里，我们产生的一个结论是，古代四大族群与当代自然族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当代国家、民族与自然族群的身份认同，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而信仰认同、区域认同等则是其中起衔接、沟通作用的，大大小小的桥梁和润滑剂。据此，我们将面临着去着手解决如下几个与之相关的西南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以藏彝走廊为历史语境，考察和研究在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多民族(或单一族群)原生节庆仪式(如彝族火把节、白族绕三灵)音乐型态向次生型态转型，以及由族群、信仰、区域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过渡的方式及过程。 2.以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为历史语境，考察和研究在当代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节庆仪式及仪式音乐类型怎样由多族群、跨区域宗教音乐与认同(如泼水节仪式音乐和云南洞经音乐)向单一民族、共同区域民族文化标识与认同分化、转型(如泼水节分化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桑刊节、阿昌族浇花水节；洞经音乐分化为多民族分别拥有的音乐文化标识)的方式及过程。 3.以梅山文化、苗疆走廊等为历史语境，考察和研究在当代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节庆仪式及仪式音乐类型怎样由单一族群、区域、信仰认同(瑶族盘王节，苗族苗年节、三月节，景颇族目脑纵歌等)向民族、国家认同转型的方式及过程。 4.考察和研究在当代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传统音乐类型怎样由单一地域、族群乐(歌)种衍变为多地域、族群(支系)民族文化标识(侗族大歌、布朗弹唱)，由族群、地域认同上升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式和过程。 5.考察和研究在当代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某些少数民族题材歌曲怎样由电影、创编作品衍变为民族文化标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五朵金花”“芦笙恋歌”“阿诗玛”“刘三姐”)并产生民族及内外文化认同的方式及过程。 在分别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考察和局部比较研究之后，便能够结合西南各民族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民族、国家音乐文化认同的凝聚、形成过程问题去进一步展开“跨地域、族群、文化”的整体性比较研究。 注释： ①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37-44页。 ②参见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探析：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民族艺术》2014年第1期，第45-51、111页。 ③参见严庆《民族、民族国家及其建构》，《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9-14页。 ④同注③。 ⑤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探析：叩问最难询访的近邻——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 ⑥泰娄人，又称洛人，属孟高棉语族。今天，景栋的这些人被称为“泰娄”，被划归掸族；在清迈称之为“洛”或“拉佤”，在中国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则被认定为布朗族。 ⑦在掸族人乃至东南亚的其他掸傣族群中，一直有认为孟高棉人是这里最早的主人，应该给予特殊尊重的看法。 ⑧参见杨民康《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⑨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杨民康《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第46-55页。 ⑩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徐天祥《缅甸克钦族基督教音乐的本土化研究》，中国音乐学院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11)参见张林《建构的传统——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中央音乐学院2017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苗金海《鄂温克族音乐文化建构与认同——以巴彦呼硕敖包祭祀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9-29页。 (12)参见杨民康《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第46-5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