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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并以召对妄言褫职。

慈禧整肃汪、长二人，实是因二人为帝党中的骨干份子。汪、长二人俱为翁同龢门下要角，帝党中坚。而且两人均官至侍郎，分别行走总署，会办督办军务处，长麟尤其受恭王赏识。对帝党少壮精锐的整肃，确实颇具威慑效果。

但后党的反扑并未结束，四个月后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刚刚由由翰林院编修转为江西道监察御史的杨崇伊上疏纠举帝党中坚文廷式。杨崇伊攻讦文廷式的罪名，在“遇事生风，常在松筠庵廣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聊名人奏。并有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情事”等等。在前一项指控中，杨崇伊尤其举出文廷式“指使安维峻言事，安发谴敛银万于送行”，而后一项则将文氏与一年于前，因玉铭一案，传为珍妃经手纳贿，获罪遣送打牲乌喇之太监闻德兴绑到一起，火上加油，落井下石。开启慈禧盛怒之契机，一攻成办。

而文廷式在帝党崛起以来，一直为翁同龢出谋划策之谋主，隐隐然有翁之后帝党下代领袖之望。至此遭后党摧折，帝党可谓损失惨重。

甲午停战之后，帝后两党双方由逼退孙敏汶、徐用仪开始的几回合交锋，慈禧在人事倾轧中的成果，不能不认为仍胜于帝党。孙、徐二人行走军机多年，孙敏汶尤为后党首席谋士逾十年，但经中日甲午(1894)之役的折损，孙、徐二人已因主持合议，集众谤于一身，而走到尽头。如果二人收到攻击时慈禧仍予以力挺，则众议滔滔，非但二人不能久安其位，反令战孙、徐二人包揽的议和罪责，转于慈禧太后之身，当然是败招。是以，孙、徐二人的去位，一方面可令帝党难以再以此事发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后党对内凝聚向心力，提升斗争意识。而此后慈禧断然对帝党中坚的汪、长下手，李鸿章势力的遗脉便乘机靠拢过来，皆关系于此;

而帝党成员，自光绪以下，在中日换约事无可挽后，即主动发起对后党的人事攻势。然在慈禧太后几近放弃的态度下，罢免了孙敏汶、徐用仪这两个指标性人物，反为后党的派系反击提供了合理性;而在此之前，为了充分达到拔除孙、徐之日的，帝党又已在翁同龢入直总署一事情上，作出了妥协。而帝党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接连被罢去志锐、安维峻、汪鸣銮、长麟、文廷式这些核心骨干，这就使其后帝党在人事斗争中之折损，显得代价更大。

乘火打劫：慈禧太后培植后党力量力压帝党最终做大

甲午战争期间，慈禧看上去对李鸿章颇为照应，但这并非表示慈禧太后反对帝党借战事之便打击李鸿章与淮系北洋;相反地，李鸿章与淮系更似慈禧用以对抗帝党的工具，既承当帝党进攻的锋锐，也可转移朝局针对的目标。并且经此过程，李鸿章也必从之前最强疆臣，手握大清国防之重的地位跌落，可谓一举数得。于是趁此时机，慈禧太后也同时悄悄地展开掌控未来军权的步骤。而此时出面与帝党争夺军权的关键人物，就是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方入京，九月而是九日(10月27日)奉旨取代体仁阁大学士福锟为步军统领的原西安将军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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