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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为什么说甲午战败埋下了戊戌变法失败根源(6)

于是而有沈曾植谋“开学堂、设银行”,筑“东三省铁路”;文廷式“请各省开矿”;王鹏运説“经国要图,洋务爲急”;陈炽倡“立商部”、“行钞法”、“铸银钱”、“修铁路”、“广轮舟”、“开矿政”、“立书信馆”、“徵烟酒税”;孙诒让以“广求君子之通洋务者,与共撑时局”爲“今之要事”,以及张元济切论“自强之道,自以兴学爲先”;李端棻奏议“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等。

而对照前后,这之中被列为要目的东西,许多都是李鸿章已经做过或心中想做却之前一直被清流所阻挠的事情。所以群起的清流虽以“吾党”、“吾辈”和“同志诸公”、“力求振作之党”自立称谓集为一类,自觉地把自己同别人区分开来,但他们用来表达主张的中心观念和基本观念,却依然是以洋务爲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内产出的“自强”和“富强”。这种见之于甲午战后的事实醒目地説明:他们虽以怒目相向对李鸿章,而由世路经历而在主张上依然蜕变而为李鸿章之路所折服。

不同之处的是清流群起大张“自强”和“富强”,其要务在“变法”。所以当日的士议,便多见“兴利除弊,变法致强”的总括,以及“非变法制,不足以除锢习,振人心”,即“非变法制”不足以语“自强”的推断,更“愤懑诫诧”一点的,还有“我中国非变法不特不足以自强,实不足以自存”的危言醒世,等等。这一类主张出自士人阶层的共鸣,而后是“近今风尚,竞谭西学,而有志之士,皆思变法,以支危局,此亦运会使然”。变法成了自强和富强的必有之义和必经之路。甲午之后的变法自强不同於庚申之后的借法自强,其核心在于“变法制”、“除锢习”所对应的都是中国之固有,从而是中国的自身。所以,相比于借法之重心在于移接外邦之物,则这种“竞谭西学”而“皆思变法”的重心所在,是在以彼邦之物为法式来丈量和改造中国固有之物。在这个过程里,同样由借法开始求富强的日本,在打败中国的同时又恰到好处地为中国人提供了变法致强的实例和说服力。遂使刚刚被日本打败,并因此而注视日本后来居上的中国人,成为了被事实说服的对象。

与变法同义的“明治维新”,日本人证明了借法不敌变法,而后是“图存”的中国人不能不由借法而急趋变法。从这个意义上,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战争中打败了中国,而且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走向。于是,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终于过去,继之而起的是变法成了支配人心并主导时世的观念。遂有谭嗣同日后所説的“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其言之决绝悍猛实爲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有。因此熟识人物掌故的瞿兑之后来追敍这一段史事,总论之曰: “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於旧”。

问题在于,清流帝党这个转变的过程,恰好是来自对洋务派的极力打击和摧毁之的过程。当原本不通庶务的清流士人摧毁了洋务势力从而自己登上政治前台,与实际事务接触从而重新产生了之前洋务派已经产生过的觉悟时,他们已经将所有政治对手赶到一处,锻造出一个无比强大的政敌后党。同时,也由于上文所述,在极力扩张势力范围时遭受打击造成的后继乏人与军权旁落,配合着愈发走向极端和激烈的变法之望与粗暴生涩的政治手腕,戊戌悲歌的序章在甲午落幕之时已经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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