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概念创新与实践经验(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11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周大鸣 参加讨论
三、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范畴的应用实践 我做的关于广东潮州凤凰村的研究,最后探讨的是乡村未来发展要走乡村都市化的道路,其他老师对这个结论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做研究始终都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做关于农民工的研究时,我也提出了一些概念,如打工经济、二元社区、散工等。每一个概念都可以进行延伸并发表一系列论文。我和其他老师之前做过关于散工的一系列研究,也都出了一些成果。当时大部分人是做企业雇佣的农民工研究,没有人做非企业的保姆、搬运工、建筑工人等散工的研究。“二元社区”也是我提出来的概念,主要讲在发达地区外来人与本地人居住在同一个空间,但没有融合在对方的生活当中。我对“打工经济”概念的界定是:农民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而是以外出打工的收入为主。一个地区如果有30%的人出去打工,打工就成为了这个地区主要的经济来源。根据这个概念,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这些中部省份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可惜的是,当时我提出这个概念以后,我的学生们没有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做下去。一个好的概念一定要有人做下去,这样研究才具有传承性。我以前指导一位学生的时候,给他提出了一个“族群孤岛”的概念,这个概念源于语言学。我认为语言学有语言孤岛,族群也是有孤岛的。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题目。这个概念可以用来研究居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去研究移民与当地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或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 另外,我要提一下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以前人类学专业的研究者都喜欢到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我就和一些老师做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当时还成立了一个都市人类学学会,我当过都市人类学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我当时提出了“新移民”的概念,讲的是如何把流动的人口变成真正的移民,而不是流而不迁。现在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从农村转移1亿人口到城镇,也就是要发展新型小城镇。但我一直认为小城镇的发展、农村人口转移与现在的扶贫政策和乡村计划有一点脱节。太偏远的乡村没有必要村村通公路,把这些钱花在小城镇的建设上面效果可能会更好。 我现在一直在跟腾讯公司合作,每年还给研究生发包一些课题,我很鼓励不同学校的学生来申请我们的课题。没有人知道互联网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我们现在通常会关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比如家长就很关心游戏对孩子的影响。大多数父母认为游戏中负面的东西较多,孩子又缺乏判断力,很容易走火入魔。老师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也发现,学生沉溺游戏的话会影响他们对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现在国家对互联网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我经常听到有学生抱怨校园网太慢了,所有的校园网都是从清华大学出来的,兜一圈以后要回到清华大学。之前我看过一份大数据调查报告,现在互联网企业都成立了研究院,如京东研究院、阿里巴巴研究院、腾讯研究院,等等。我一直强调学术研究要与时俱进,对人类学研究者而言,人类学基本研究主题包括婚姻家庭、人际交往、社会结构等,互联网时代会对我们的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带来什么影响,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主题。有人问我怎么总关心互联网研究,我说互联网跟我们人类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相关联的。 另外,我还想谈谈族群研究。中国以前称“族群”为“民族”,但国外还是称作“族群”。后来我把这两个词做了一个界定,“民族”是个法律概念,必须经过一套法律程序的认定才能成为民族。“族群”只需要人们有自我认同意识,无论是排他还是内部认同,都可以成为一个族群。“民族”是一个政治或者法律的概念,“族群”则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的概念。“族群”一词刚引入中国的时候就遭到国家民委一批年龄较大的学者反对,他们说族群是族群,民族就是民族。后来云南大学有位老师申请了一个课题,研究的是夏威夷族群与族群关系。当时某老先生说不准用“族群”这个词。我当时也在场,就和这位老先生说,美国只有族群这个概念,他是研究夏威夷的,所以只能用这个概念,这样一说才把这个题目救下来。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族群”是个世界性的学术概念。实际上用这个概念研究中国也是可以的,但我会换一种表述方式。这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才进入中国,那时我们系的访问教授顾定国先生在中山大学开的课就是族群研究。大家当时都以为他是中文讲得不好才把民族讲成族群,后来他就用英文把他要表达的概念写了出来,他写的是“Ethnic group”,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的“民族”也是翻译为“Ethnic”,没有用“Nationality”。中央民族大学原来是用“The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y”,现在改成了“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Nationality”是民族和国家的意思,两个意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The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y”指的是一个联合国大学。此外,有些民族还没有识别就不能称其为民族,尤其是贵州、云南有好多这样的族群,所以用“族群”来分析人群相对比较方便。 我们看英文文献时就会发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关于族群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得非常快。其实学术研究和时代脉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社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视族群研究主要是因为“城市化”,大量不同的人群聚集到城市里,居住在同一个空间,于是如何处理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顾定国先生的老师Adian Southall教授著有Urban Anthropology:Cross Cultural Studies of Urbanization一书,该书是第一本都市人类学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各个地区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人群迁徙现象都可以用“族群”这个概念进行研究。中国现在是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性城市转变,所以族群研究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地域性城市”指的是过去的城市基本上以讲某一种方言的人群为主体,比如广州就讲广州话,上海就讲上海话,等等,现在不同的群体进入城市,城市不再以说某种方言的群体为主体。但这样一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以前广东电视台大概有一半节目是粤语,如南方电视台至少也有两个台是粤语。政府部门取消用粤语播出的电视电台节目,很多广州人就去游行,要求电视电台恢复粤语节目。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转型,中国城市里的不同群体间的关系也变化非常快,这不是“民族”一词就可以概括的问题。例如,广州市除了有55个少数民族的人员,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地方的不同群体,有韩国人、日本人,还有非洲不同国家的人。我们之前做调查时得知广州有非洲26个国家的人,要知道非洲一共才五十几个国家。因此研究这样的群体就不能用“民族”这个概念了,不能叫尼日利亚族、突尼斯族、索马里族等,只能用“族群”这个概念去研究。 此外,一位学者一辈子可能会做很多方面的研究。例如凌纯声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受进化论的影响很深,但是他写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传播论,他认为太平洋的文化都是由中华文化传播过去。[16]1985年,我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及其成就》的文章,我提到要把民俗学分成正统民俗学派、历史学派和民间文学派这三个流派。[17]当时我把杨成志先生划分在了正统民俗学派中,结果杨先生不干,他说“我的历史观很强,你应该把我放在历史学派里”。所以当时我就在想,一位学者所做的研究并不是说一个流派就可以概括的,但是不去概括的话文章又写不出来。 一个好的概念无论对于做研究还是发表文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执行主编秦红増老师也提到过,一篇文章一定要有个好的概念,这样所有的编辑都愿意用你的文章,如果自己不会把文章包装一下,文章初审可能都通不过。有次我的一位博士投了一篇文章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他的文章题目是“国内外灾难研究综述”,我说这个题目不好,编辑肯定看都不看就扔一边去了,后来编辑一看到这个题目果然就没有再看了。我就帮他把这篇文章稍微改动了一下,从灾难研究的时代和流派切入,把题目概括了一下,文章就顺利投出去了。[18]题目对于发表文章和申报课题都很重要,我们几乎都是按照这样的评审标准评阅文章。我一直告诫学生,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高度的概括。我们现在会觉得进化论、功能论、特殊论、结构论等理论非常经典,每届人类学专业的本科生都要从一开始学习这些概念和理论,但这也都是前人概括出来的。 注释 1.“Desakota”是印尼语,“desa”意为乡村,“kota”意为城市,我将这个概念译为“城乡融合区”。 参考文献 [1]周大鸣,郭永平.谱系追溯与方法反思——以“内卷化”为考察对象[J].世界民族,2014(2). [2][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5). [4]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J].社会学研究,2007(3). [5]麻国庆.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述评[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6]周大鸣,廖越.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原子化”概念为中心的讨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7]潘光旦.人文史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8][美]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 [9]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10]周大鸣,廖越.聚落与交通:“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J].广东社会科学,2018(1). [11]刘华芹.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2]周大鸣,龚霓.文化转型视域下的社会风气——文化转型研究之三[J].思想战线,2017(3). [13]周大鸣.文化转型:冲突、共存与整合的意义世界[J].民族论坛,2012(22). [14]周大鸣.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15]周大鸣.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中国城市转型研究[J].社会学评论,2017(6). [16]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下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17]周大鸣.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及其成就[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 [18]夏少琼.国外灾难研究历史、现状与趋势[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
- 下一篇：作为“文化方法”的媒介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