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1961年上半年，台湾当局就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反攻计划，其中包括一次空投二、三百人的行动。7月下旬，经肯尼迪批准，美国同意台湾分批空投6个20人小组到华南，进行侦察活动。这显然把行动规模打了折扣，台湾很不满意。数月后，准备工作完成了，台湾却打起退堂鼓，理由是投入人数太少，达不到目的。
1962年，国民党领导集团看到中国大陆已明显陷入经济困难，中苏间的裂痕正在加深。而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和蒙古问题上的表现，更使他们忧虑美国会滑向“两个中国”或与大陆接近。于是想抢先发起反攻大陆的行动，或以某种办法激化局势，迫使美国继续大力支持台湾，并最终把美国卷入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中去。所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强烈鼓吹，1962年的任务是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美国分析家看出，蒋越来越想赌老本拼一场，试试“反攻大陆”的可行性。
果然，蒋介石即于1月24日询问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长克莱恩（Cline, Ray
S.）：“同肯尼迪讨论全部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提议双方就时局交换意见，探讨在什么情况下反攻大陆是可行和必要的，或是可期希望的。
肯尼迪的谋士们普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应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主要的顾虑是这会给中苏提供一个重新合作的机会，而且将使苏联成为这场博弈的最大获益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柯莫（Komer,
Robert
W.）在计算了反攻可能导致的各种前景之后，反对美国支持蒋的反攻。指出：“我仍然支持继续栓紧蒋。针对红色中国的重大侵袭行动的成功前景很成问题，特别是苏联握有在他们选好的任何时机反将我一军的选择。他们可能让北平苦撑一时，使其得到教训。但如果形势变坏到一定程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插手进来。果若如此，我们算是成功地把北平和莫斯科又推到一起了，实际上等于延长了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互相卡脖子的时间”。
可是，怎样才能“栓紧蒋”？这是美国的难题。驻台北大使庄莱德（Drumright,
Everett
F.）拒绝按照国务院的指令对蒋直话直说。他断定，这样做只会伤害蒋，并激起他对肯尼迪新班子的潜在敌意。国务院于是改令庄莱德通过台“外交部”申明此意。
美国派遣副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Bundy, William
P.）到台湾摸底。蒋介石则乘机试探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他在2月23日晚上的会见中宣称，并不想让美国“参加”反攻，但希望美国“默许”并秘密地给以“间接的后勤支援”。邦迪对此未肯答应，还是大念其“共同协商”的紧箍咒。
但是，念紧箍咒者，自己也有头疼的问题。鉴于蒋氏父子接二连三地催美国同意他们的反攻计划，急于若干月后就付诸行动，美国感到支持则惹祸，反对则失和，真是进退两难。庄莱德大使提议，不要接受蒋的方案，但也不要直接否定，以免蒋在恼怒之下铤而走险。
美国决定召回任期已满的庄莱德大使，改派柯克海军上将（Kirk, Admiral
Alan
G.）担任新大使。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和登陆作战的经验，但是比庄莱德更坚定地认识到美国的利益是反对反攻大陆。美国选这样一个新大使，也是煞费苦心。表面上似乎重视和适应蒋之需要，实际上是为了“栓紧蒋”。
庄莱德之离任，使蒋介石怀疑美国将改变政策。庄大使只好善加抚慰，解释美国怀疑目前反攻有成功的可能性，失败则将造成灾难性影响。何况美国在全球的责任使其自然对在远东开辟新战线持慎重态度。他指出，美蒋目标上的分歧在于：美方希望以小规模行动试
探反应，搜集情报。蒋方想以大规模行动引爆大陆的动乱。
二
在新大使到任前，克莱恩奉命继续同蒋经国讨论反攻事宜。台湾要求美国援助空投二、三百人的队伍到大陆。克莱恩认为如果直言“不行”，将给美台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更可怕的是刺激台湾向大陆发动孤注一掷的进攻，硬把美国牵进去。他主张美国暂且同意为台湾大约五十到一百人的行动提供C-130或C-123飞机和其他援助，然后以“做准备工作”为借口拖延时间。
白宫的确担心这位倔强的盟友不顾一切地蛮干，把美国正大力推行的“和平攻势”世界战略搅得稀里哗啦。所以屡屡表示愿意讨论蒋方的计划，但不做任何承诺。一再强调台湾有义务在行动前获得美国同意，也一再指出蒋方所获情报不足以构成决策基础。实际上是有意拖延蒋的反攻计划，又不直言“不行”。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小希尔斯曼（Hillsman, Roger,
Jr.）3月8日到达台北，当天便同蒋经国会谈。接着，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Harriman, W.
Averell）又被派往台湾去“栓紧缰绳”。肯尼迪令哈里曼向蒋阐明：双方1954年换文中的谅解，仍然支配着反攻问题的全部讨论，去年袭击古巴的失败，就是基于错误情报而贸然行动的前车之鉴。美国只能批准6个20人小组规模的空降行动，不能在现有的情报基础上支持空投200人的集团。“越小的行动，越是由民国政府自己完全办理，就越可能获得我方的同意”。
3月14日晚餐前后，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两次同哈里曼会谈。他试图让美国人同意：反攻大陆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只有义务同美国“协商”，没有义务事先取得美方的“同意”。哈里曼不得不一再重申：不仅要“协商”，而且要“同意”。蒋介石得不到美国的松绑，只好表示将谨慎行事。他虽然已通过蒋经国向美国要求提供5架C-130军用运输机，但为了避免直接碰钉子，这时宣称不谈这类“技术问题”。他要推销的“战略”是：大陆人民正孕育着反叛，但需要有较大的空投行动，才能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因此第一阶段需要美国空运帮助。引发大起义后，就不需要美国出兵了。目前正是天赐良机，必须抓住，否则便永远失去机会了。大陆的情况糟透了，秋季将是决定性的阶段。哈里曼深知台湾情报的浅薄和美国政策的底蕴，不为蒋的战略所动，只是提醒蒋：美国总统乐于谨慎从事，一个错误就是一场灾难。蒋介石见话不投机，转而表示希望双方经常就大陆问题进行协商。这倒正中美国的下怀。
哈里曼离台后，蒋氏父子3月21日、22日又找克莱恩谈。蒋介石要求肯尼迪给予下述秘密保证：（1）美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2）美国秘密支持民国政府采取秘密行动，联络和援助大陆的反抗力量，（3）当双方一致认为拟议之行动可行且时机成熟时，美国对民国政府为援助反抗力量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予以秘密支持。美国应提供能够运送大批武装分队到达特定目的地的飞机。蒋经国还宣称，其父认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侵害了民国政府的主权和行动自由，应重新审查。
三
根据哈里曼和小希尔斯曼的台北印象和同蒋氏父子的谈话，美国情报机构3月28日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后果作出特别情报评估。结论之一是，即使台湾当局派出的特种部队能在大陆立足，也很快就会被打垮；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支援，就不会有明显的军事胜利；而没有明显的军事胜利，就没什么人、也没什么重要的军事单位会投向台湾部队。结论之二是，美国拒绝支持台湾的特种部队计划，将使美台关系紧张；在美国不批准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仍可能采取某种袭击大陆的行动。结论之三是，万一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受到威胁，苏联几乎肯定会在必要的程度上支持该政权镇压反叛，同时趁机努力将北京的政策和离心倾向拉回苏联的轨道。
驻台北参赞高立夫（Clough, Ralph
N.）认为，美国如果直接反对台湾当局的反攻目标和计划，会使其孤注一掷，单方面实行军事冒险。但是蒋介石也很清楚自己是多么需要依靠美国的支持。只要让他满意地看到美国深切同情他的目标，并愿意研究他的反攻计划，那么至少在未来数月中，他不会采取单方面的袭击。他建议大幅度地增加对台湾情报活动的援助，相信这些同情和援助的表现能拖延台湾单方面行动的决定，使美国处于日后可以反对这种行动的更好的地位。
白宫决策层3月31日开会，听取最近回美的克莱恩汇报台湾的反攻计划。腊斯克指出台湾的行动靠不住，计划毫无意义，美国的插手会暴露。大家都认为直接拒绝可能引起大麻烦，便转向讨论怎样拖延应付。肯尼迪提议可以在美国为台湾准备两架C-123型飞机，并帮助训练中国飞行员。克莱恩认为这会令台湾方面感到满意。腊斯克提醒道：美国只是“准备”飞机，在作出进一步决定前不送往台湾。肯尼迪也嘱咐克莱恩，美国除了“准备”飞机并“愿意”根据10月份提供的情报来考虑飞机的用途之外，没有其他承诺。而要让台湾方面承诺不再公开谈论反攻大陆。
最后的决策于当天书面下达给克莱恩。这份肯尼迪亲自批改的训令，共有七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向台湾说明：“我们有必要联合进一步调查大陆的情况，增加对未来详细计划的相互协商”。“美国赞成试探行动，特别是联合训练、装备和督导前已批准的侦察分队范式”。授权克莱恩就“计划和准备较大规模的相机而定的秘密行动”同台湾当局保持密切联络，其规模至多一次空投二百人。美方相应地为此在美国准备两架C-123飞机，并培训中国机组人员。这种准备和培训要用六个月的时间，在双方共同认为行动时机成熟时，飞机将提供给台湾当局使用。肯尼迪在此亲笔加了一句：“一定要理解，我们将为这个行动准备能力，但此时尚未决定实行之。”
四
选择拖延的办法，只能应付一时，不能避免最后的摊牌。而且还会反过来导致美国越来越深地被台湾当局“拖”入陷坑。
由于美国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帮助准备”，蒋介石只好同意把反攻的时间从原订的6月推迟到10月。但他要求美国方面也同意：以10月1日为发动空降的开始日期，要联合研究空降成功后所需秘密或公开的“续进行动”的方案，两国政府根据彼时形势联合决定首次空降和续进行动的执行和时机。
对蒋介石的反提议，美国仍坚持原定的七点原则。关于空降，只打算研究其可行性，日期则要双方讨论和商定，不能由蒋指定。准备的两架飞机也要在有过硬的情报证明行动会成功时才能提供。至于“续进行动”，更不在考虑之列。听了克莱恩的传达，蒋氏父子再一次跌入失望的深渊，只得在口头上表示，愿以七点原则作为同美国紧密研究与合作的基础。
这时，老挝三方政治力量的合作局势又起波澜，美国公然向泰国增兵，引起东南亚紧张局势。中国南方春荒严重，涌向香港的灾民潮于5月份达到高峰。台湾当局认为形势乐观，磨刀霍霍，试图冲破美国的约束。
蒋介石请克莱恩转告肯尼迪：形势对美台双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双方应就行动政策和路线达成一个战略协定。鉴于大陆的形势，民国政府必须采取某些军事准备措施。台湾上层特别是军界要求乘机采取积极行动的压力十分强烈，如果蒋继续推迟反攻行动，将面临内部难以遏制的不满和反抗。他已承诺10月1日前不采取行动，但到那时候就很难再拖下去了，除非美国答应再增加军事援助，使他有理由说服将领们再等下去。他索要的军事援助包括C-123飞机5架，B-57飞机16架，登陆艇20-25艘。他还强烈地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驳回美国对台湾增加军事预算和税收的指责，强调自己的政府认为这笔军费非得筹集不可，为的就是准备在未来18个月中可能发动对华南的进攻。他批评许多美国官员根本不同情他的“国家利益”。他希望肯尼迪明白，以报复相威胁，以限制美援来向民国政府施压，只能适得其反。
五
蒋介石的躁动和愤怒未能动摇美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情报部门5月间再次就中国大陆的形势作出评估，认为尽管中国陷入经济困难并存在广泛的理想幻灭和不满，但不可能发展成有组织的反抗。大陆政权拥有的军队、组织和交通网络足以粉碎任何初期的反叛。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调查后，也承认涌入香港的难民的态度“反映出大陆人民不想把不满转变为政治行动或迎回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
这与蒋介石的判断大相径庭。蒋断言大陆上可能发生暴动，国民党人可以掌握这种反叛，也可以通过小规模军事行动激发这种反叛。当然，台湾当局也承认，即使发生这种暴动，若没有台湾军队的大量增援和美国的卷入，也不可能反攻成功。所以，尽管蒋介石不时以“采取独立行动”要挟美国，可是双方心里都明白：没有美国的援助，反攻绝无成功之可能。台湾不能同美国闹翻了。
5月23日，台湾当局又向美国官员提交一份署期6月1日的有关反攻行动第二阶段的方案大纲。根据尚不完全的透露，其中拟议的反攻步骤有：在福建和广东沿海实施各种规模的突击空降和登陆，以诱发大陆民间的“反抗运动”；在若干地点实行登陆后，用常规作战为民间“反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点；将台湾的部队推进到福建、广东内地等。
台湾当局在大纲中强调，美国已同意准备援助200人规模的空降行动。这是指美国当局5月间接受了克莱恩的有关建议。白宫代表和驻台使团进一步商议后，认为不该接受这个建议，而且美国当时只是同意“准备”这么大规模的空降，尚无必要予以实施。在美国看来，20人的空降或窜扰，属于情报搜集行动。而200人的空降行动，已经接近发动军事作战的初级阶段。
小希尔斯曼针对台湾的反攻计划，提出四种可供美国选择的对策：默许、直率拒绝、权宜应付、有礼貌地拖延。美国的主要顾虑，一是判定蒋之反攻毫无胜算，二是担心给美国招致政治尴尬和战争升级的风险，及整个西方阵营在国际上的被动，三是担心促使苏联支持中国大陆，两个正在分裂的共产党巨人重归于好；四是怕中共在东南亚特别是老挝实行反击，使美国在那里重陷战争泥潭。肯尼迪很想对蒋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不支持你反攻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但是，强行阻止蒋介石的行动，美国没有必成之把握，反怕把蒋惹恼了，会不顾一切地单方面发动孤注一掷的反攻，把美国拖入自己无法控制的局势中去。况且，美国国内尚有强大的亲台政治势力，牵制着政府的对台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也看出，蒋也许会暂不采取单方面行动。在获得美国支持台湾政权并增强其军力的保证下，继续等待形势变化。这才是美国最希望诱导蒋作出的选择。总之，美国要避免明确拒绝最终援助台湾反攻大陆，使蒋介石方面一直抱着获得支持的希望而等待下去，当然美国为此也将承受蒋方不断施加的压力，美台关系将保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紧张限度内”。
令人奇怪的是，明明情报不足，没有胜算，蒋介石却仍然沉迷于一定成功的神话，坚持要求美国援助其反攻，这是怎么回事？柯克向白宫指出，这不过是想把美国拖入进犯大陆的计划而已。肯尼迪等考虑再三，决心继续给蒋介石的“春热”
做冷敷。指出他掌握的大陆情报，既不充分，也不可靠。情况不明，何以言战？继而提出要由双方加强情报合作，待掌握充分和可靠的情报后，再研究怎样作战。5月29日肯尼迪召集的白宫会议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准备一个“特殊行动的单子”，以求获得更多的情报，至于蒋方提出的增援运输机（2架C-123）、轰炸机（16架B-57）、登陆艇（7万-10万吨），则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压住蒋介石迫不及待的行动计划。
为了加强双方的情报合作，给进一步的决定提供依据，受命拟制“特殊行动的单子”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肯（McCone,
John
A.）6月初顺访台北，同蒋介石等人讨论台湾的各种作战意图。蒋试图把发动两三百人的空降，划在必须协商并获美国同意的“正式军事行动”之外。麦肯坚不让步。蒋只好答应这种规模的行动须经美国同意，但忿忿地说自己想摆脱被强加的各种限制，领导一个“独立的革命运动”。
就在美国煞费心机地拖延蒋介石的反攻计划，并且感到越来越难以应付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严峻反应迫使蒋介石从“春热”中清醒了一些。
六
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日益险恶。印度对华从友好转向敌对，在边界上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中苏从意识形态分歧走向国家关系紧张，1962年4月苏联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地区策动6万多居民逃亡。东南亚局势忽弛忽张，东南沿海战云密布。毛泽东开始改变以前提出的东风已经压倒西风，战争可能打不起来的看法，转而强调世界战争早晚要爆发，不可避免。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集团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实行反攻的企图早有警觉，判断台湾准备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闽浙结合部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从5月中旬就开始做军事上的应急准备。5月下旬，东南沿海地区部队已经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5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紧急召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布置修订两年前中央军委拟制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5月29日毛泽东再次召见罗瑞卿，令全军针对台湾海峡、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强战备。30日，以刘泊承、徐向前为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开会，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林彪、陈毅也在会上讲话。会后，总参作战部用保密电话向上海的罗瑞卿汇报会议情况，持续了四五个小时，用坏了两部保密电话。31日，罗瑞卿赶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敌人一突上来对我们很不利。今年他要来不让他上来。从连云港到香港，统统不让他上来。还要准备第二手，防止敌人突破，防止敌人空降，在我中心地区占领一个城市。毛泽东之所以决定这一年不采取放国民党军进大陆来打的战略，是感到国内情况还没准备好，明年则看情况再说。他甚至想最好是不战而令敌知难而退。指示通过政治攻势，警告蒋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南下部队到达后沿海地区后可以公开行动，叫蒋介石知道，以破坏他的进攻，推迟他的行动。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6月1日回到上海，向华东地区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备战动员。接着又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嵊泗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负责人，传达和落实毛泽东关于东南沿海备战问题的指示。6月4日赶回北京。5日向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汇报了毛泽东的备战指示。5日至8日召开三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参加的军委办公会议，9日至12日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军事上的具体部署。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各军区入闽部队根据部署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各部队都是夜间从驻地出发，乘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都严禁开门或下车，吃喝拉撒睡都在车上。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部队则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至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全部按时开进到指定地区部署完毕。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已经严阵以待。
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一些困难，关键要看美国支持不支持。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罗瑞卿6月初在总参谋部办公室向正在国内休假的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代表王炳南介绍军事状况，并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周恩来命王炳南立即返回华沙，尽快通过会谈了解美国的态度。
王炳南赶回华沙，立即约美方代表卡伯特（Cabot, John
M.）6月15日见面。但因国内部队调动一时不能到位，他又称病不出，推迟会见。22日才再度约订次日会面。这期间美国方面的态度已趋明朗。
七
尚未等到沿海三军根据毛泽东的设想“示形”，美国情报部门便于6月中旬发觉了中共军队的大调动，初步判断台海对面已调集了相当于美军标准的7个师，还可能再加入5个师，这是“自韩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震惊之余，开始紧张地研判中共的意图：威慑国民党人不敢进攻大陆？制造一次新的沿海岛屿危机？袭取金门、马祖？无论如何，此举把美台间的矛盾挑上了台面，美国随时面临卷入战争的危险。要不要协防沿海岛屿？要不要支持“反攻大陆”？小希尔斯曼指出，中共有相当多的手段激化美台关系，而蒋介石最优先的目标又向来是把美国卷入对大陆的战争。美国要确保自己利益，就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预防或干预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肯尼迪急忙于6月19日召集军事代表泰勒（Maxwell D.
Taylor）、国安助理邦迪（Bundy,
McGeorge）、副助理国防部长邦迪、中情局长麦肯等会商台海情势。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也立即分别向台湾当局发出警告：在此形势下不要以任何官方言论或行动给共产党提供进攻的口实。台湾当局在中共重兵云集的态势面前，也收敛起“反攻”的气焰。陈诚6月22日向美国代表保证：台湾当局将很谨慎地行事，不给中共以任何进攻借口。他也弄不清中共的意图是攻还是守，反促请美国来和台湾当局共同提高警惕，准备对付“侵略行为”。
6月20日再次召开的白宫高层会议，对中共大军欲攻欲守琢磨不透，争执不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批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一直很糟，提议把预定返航的第四航母编队留在靠近台湾的海域，增派两架U-2高空侦察机到台湾，同台湾已有的两架U-2飞机及F-101飞机协力扩大侦察，争取弄清情况。白宫最担心中共发动进攻，所以除暂不增派U-2飞机到台之外，批准了麦克纳马拉的全部建议。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肯尼迪提议向苏联和中共发出警告。最后决定通过苏联、英国和中美大使会谈三条渠道知会中共：美国要实际上制止蒋，中共也不得进攻。肯尼迪还下令通过选定的新闻机构，透露美国已知中共麇兵的情报，向中共示警，并探测中方的反应。
在中共大兵压境的形势下，美国要不要表明自己对沿海岛屿的立场？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认为这时不宜作出决定，因为若决定不防御沿海岛屿，就会鼓励中共攻占这些岛屿，减少苏联影响和制约中共的可能性，恶化美台关系。若决定防御沿海岛屿，则可能使台湾当局进一步试图把美国更深地卷入战争，并使中苏关系好转。该机构建议：继续保持美国意图上的模糊，摆出足以让中共理解为美国准备协防的军事姿态，同时又不给台湾当局任何保证，就可避免上述种种不利，使美国处于灵活机动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美国长期奉行的“故意模糊”（calculated
ambiguity）的策略。
应肯尼迪的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24日答复了泰勒将军询问的关于防御沿海岛屿的七个问题。其中提出外岛防御可能要求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应作出相应的准备。麦克纳马拉致函肯尼迪表示反对，认为有美国的支持，不用核武器就能有效地防御这些海岛；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准备提议为这种目的使用核武器。
八
经过这番紧张的研讨，美国政府决定立即通过以下几个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传达明确的信息，缓解台湾海峡的局势：
代理国务卿鲍尔（Ball, George
W.）6月22日上午召见英国大使，希望尽快转告北京：美国在现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攻大陆。但中共若进攻沿海岛屿，也有把美国军队卷入敌对行动的严重风险。由于英国代办当时没在北京，美国请英国外交部向中国驻伦敦代办转达此意。但是，英方当时似乎未同中方联系上。
当日下午6时，哈里曼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请到家中小酌，借机探询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的意图。多勃雷宁表示并不知情。哈里曼解释美国在目前形势下无意鼓励或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另一方面，中共如果攻打金门等岛屿，就有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多勃雷宁吃惊地问：“你们要防御沿海岛屿？”哈里曼答：“为什么不？”“可是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啊”。哈里曼表示，美国相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但对中共进攻不会袖手旁观。他希望苏方设法约束中共可能发动的进攻。
6月23日下午，卡伯特应邀到王炳南在华沙的大使官邸“茶叙”，王炳南指出蒋介石集团正在准备侵犯大陆，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是在玩火，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宣称自己奉命声明：美国政府现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根据条约，未经美国同意，台湾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大陆在福建集结重兵，如系防御之意，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有进攻意图，将存在美军卷入的严重危险。他申明：美方无意允诺或支持在任何地方侵犯中方。王炳南历数美国多年来向台湾当局提供的军事援助，质问：若无美国支持，蒋怎敢进犯？如发生进犯，美国当然要负责任。卡伯特保证美国会从言行两方面澄清自己与进犯没有干系。他要求中方也保证不进攻台湾，王炳南长时间考虑后，回答说不存在中共进攻的问题，问题是台湾正在组织进犯大陆。
中共中央机关报25日发表社论，号召人民警惕美蒋窜犯，申明中国自卫立场。
美国立即注意到中国表达的防御立场。它的高空侦察也证明中国兵力的部署不象要采取进攻行动，没有调集渡海船只。
美国报界6月26日披露了中美大使在华沙的私下会谈。肯尼迪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我们的基本立场一贯是反对在那一地区使用武力”，
“很清楚，对沿海岛屿的任何威胁都要与其对台湾安全和该地区和平的广泛意义联系起来考虑”。“万一发生武力行动，究竟需要采取什么确切的行动，将取决于形势的发展”。
肯尼迪还希望驻台使馆向蒋介石转达他本人的“强烈感觉”：“最为重要的是美台双方都要避免显得此时正在酝酿侵犯大陆的任何行动”，“此时入侵显然不会成功，而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认为共产党人是侵略者”。
柯克赶紧赴台履职。7月4日晋见蒋介石，转达了肯尼迪的这个“强烈感觉”。蒋保证不在金马地区向中共发动任何进攻，但追问报上披露的美国在华沙向中共保证不支持民国政府返回大陆的消息是否属实。柯克谎称消息不正确。蒋提起赫鲁晓夫7月2日关于苏联将在台湾地区支持中共的声明，愤然指出华沙密谈的消息和赫鲁晓夫的声明，两相对比，给台湾的士气民心造成多么不利的影响。但在柯克的叮问下，蒋不得不再次保证继续同美国协商，不单方面行动。
九
蒋介石集团格于形势，只得暂时搁置反攻计划。但是，仍然心有未甘地希望获得美国的金口玉言，允诺将来支持他们反攻大陆。
7月5日，蒋介石再次向柯克承诺，他不会采取单方面行动，一定与美国充分协调政策。这位一度以鱼死网破的架势要挟美国的冒险分子，此时显得对美国领导人格外体贴，说是知道肯尼迪总统有很多难题要处理，他当然不会再给总统增加难题。然而，话锋一转，就不动声色地提了一个难题：他的人民和军队的信心与士气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光复大陆”的憧憬中，希望柯克帮他不仅保持而且增强这种士气。柯克一眼看穿：这是要以台湾的士气做借口，引诱美国公开支持反攻大陆。
台北驻华盛顿使节蒋廷黻也向腊斯克提出，希望美国在中国大陆情况有变时，对台湾当局的行动采取“多少灵活一点的态度”。腊斯克对此毫不含糊地申明：“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采取灵活立场”。
中央情报局7月5日判断中共调兵基本上是为了防御。第四航母编队7月上旬返航美国。
中国对美国的表态，在舆论宣传上的反应是强烈的不信任，继续猛烈抨击美蒋合谋反攻大陆，但是，陈毅7月中旬在日内瓦向英国代表团团长麦克唐纳（MacDonald,
Malcolm）表示：美国向中国驻华沙大使做出的既不支持也不鼓励蒋介石进攻大陆的保证，受到北京政府的赞赏。北京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进步，但是还不够，美国应放弃对蒋政权的支持。作为一种回应，中国不进攻金门、马祖，也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尽管中国能够这样做。台湾问题已经悬而未决十三年，中国人有耐心再等十三年。陈毅还表示，理解美国政府不能不顾及国会等处的敌视中国的游说势力和利益集团，以及美国人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强烈反感。中国方面愿意谅解和忍耐。麦克唐纳指出，肯尼迪政府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已经修改了前任政府的政策。陈毅也倾向于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修改是有诚意的。中国应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困难，耐心地希望两国关系逐渐得到改善。麦克唐纳认为，在某些问题上，是中国的政策驱使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走到强烈反对的地步，中国应有所作为，让美英等国感受到和平诚意。陈毅默然颔首，没有直接回应。由于英国同美国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肯定陈毅这番话是有意说给美国听的，实际上，谈话报告马上就传给了腊斯克和肯尼迪。
中国继续向美国传达信息。麦克唐纳11月初访华后，向美国通报了他通过与周恩来、陈毅长时间谈话，了解到中共愿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安排中美学者记者交流，台湾当局与中共之间存在秘密接触，中共政治解决的方针是不“接管”台湾，将允许国民党作为少数派存在等等。周恩来表示有耐心等待，不打算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无意进攻台湾。
总之，这次中共调兵，促使美国以各种方式将政策底线向各方摊了牌。中国也多渠道地向美国表达了对台政策的底线。然而，美国在得知中国要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却仍然容许台湾对大陆发动小规模侵袭。
十
蒋介石的反攻日程虽因美国的掣肘而被迫推迟，又因中共的严阵以待而有所收敛，却顽固地不肯轻言放弃。自1949年退守台湾以来，“反攻复国”的目标已经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精神支柱，并赖以维系孤岛上的人心士气。长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准备，使其自吹自擂的“反攻”如箭在弦，其势必发。大陆暂时面临的经济政治困难，在苦撑待变的蒋介石眼中无异于难得之机会。尽管再不敢孤注一掷，贸然发动全面进犯，但以小规模的侦袭窜扰，引发大陆民间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动乱，这种幻想总像幽灵一般游荡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他继续要求美国给他松缰放绑。美国则能拖就拖，拖不下去了，就严格限定20人左右的小股侦袭窜扰，绝不允许大规模的行动。
8月初，蒋介石再次通过柯克，要求美国给他提供登陆艇和用于轰炸、空降的飞机，一次空投20人到大陆去搜集情报。白宫考虑再三，担心继续敷衍或坦率拒绝，会引起蒋的不利反应，决定先把两架C-123运输机送往台湾，却拖住轰炸机和登陆艇的供货。哈里曼指示柯克，可以参与研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民变蜂起时实行水陆进攻的能力，但不得参与研究台湾面临中共攻打沿海岛屿时的反攻大陆问题。美国的方针是万一中共发动这种进攻，应尽量把冲突限制在当地，努力平息之。
肯尼迪8月22日批准了国民党实行不超过20人的空降行动。接着，国务院也改变了“努力防止（国民党人）从沿海岛屿发难”的政策，同意给台湾采购的橡皮艇发放许可证。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美国的这点让步，希望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9月6日，他在阳明山官邸同柯克进行了一场约束与反约束的激烈辩论。柯克一端出缺乏过硬情报这个老盾牌，蒋介石即反唇相讥：除非对大陆采取行动，恐怕很难有美国政府认为的那种过硬情报。台湾当局有许多未向美国透露的情报来源，即使透露，美国也未必承认它们的价值。柯克指出美国政府一直在密切跟进民国政府的小股空降计划，打算一俟两架C-123飞机和机组人员准备就绪，就送来台湾。但行动的目标仅限于侦察性质。蒋立即提出，一旦探测到对方的弱点，就应以大批空降夺占一两个守备薄弱的城市，以唤起大量民众的反叛。柯克提醒他，美国政府仍觉得最好把行动局限于小股空降，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向台湾提供轰炸机和登陆艇。蒋介石责问：如果大陆发生大规模起义，美国是什么态度？柯克说将视情况而定，不能预言。蒋于是愤懑地表示怀疑1954年的条约是否依然适用，目前形势下死守条约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的政府必须重新考虑条约。柯克话里藏针地反问：“难道蒋总统提议的是废除条约，从而想让美国的军事和其他援助停下来”？蒋也不甘示弱地说：那就由美国政府看着办吧。但他接着又给美国出了一个主意，即宣布反攻大陆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以此逃避美国负有阻止台湾进攻的责任。柯克坚称肯尼迪目前不能同意台湾当局的计划和希望。但柯克提议美台应通过两个组织来加强具体合作，一个是处理秘密情报的联合委员会，一个是研究公开作战的“420委员会”。后者发展为代号“蓝狮”的美台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大陆一旦发生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
在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后，即将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美国总统军事代表泰勒将军（Taylor, General
Maxwell
D.）访问台湾，并到金门视察。他9月8日同蒋介石会谈一个小时。蒋对美国不肯援助他的宏大计划深感遗憾，认为美国怕的是激起赫鲁晓夫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试图让美国相信，只要把反攻限定在黄河以南，中苏间的尖锐矛盾将使赫鲁晓夫不会援助毛泽东。泰勒则以在古巴登陆失败为例，让这位过分乐观的朋友引以为戒。事后，他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承认，美国允许台湾保持一个适应反攻大陆所需要的军力结构，又帮助弥补预算中的亏空，当然就使蒋有理由保持反攻的希望。他建议修订美国对台军援目标，精简台湾陆军，以地对空、地对地导弹和预警飞机加强空防海防。还主张更坦率地向蒋说清楚，对于支持他反攻大陆的要求，美国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
美国政策制订者立即表明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不是什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11月30日提出的对华政策文件，特别提到要在坚持围堵中国，维护台湾政权的同时，“对北平甚至我们友邦的铤而走险的越界行动保持格外的警惕”。还具体建议：美国和国民党人都要避免进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将冒损失惨重的风险，为中共政权提供有效的凝聚力，并招来中共的反攻。“但是，我们应支持国民党人不断进行甚至大量增加小规模的试探和秘密军事行动，这对搜集情报可能有用，特别是可以探测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公众的情绪，也可能使该政权失衡”
十一
蒋介石集团在大规模军事冒险暂不可行之下，从1962年10月1日开始，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了小打小闹的捣乱和窜扰，企图激起民变，再伺机扩大规模。
大陆军民洞悉机先，早有准备，密切配合，从当年10月到12月，先后在广东沿海地区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的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公布战果：总计歼灭美蒋武装特务172人，其中有七个特务纵队司令，十四个副司令，一个队长、二个副队长，四个正副登陆指挥官。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三艘。缴获一批美制电台、美制无声手枪、机枪、冲锋枪、卡宾枪、短枪、各种子弹、炸药、通讯密码、密写药剂、毒药，以及其他物资等。，
台湾报纸也承认已有172名游击战士不幸“成仁”，但称还有其他游击战士继续战斗在大陆上。
中国的报道突出了美国支持蒋介石窜犯的作用，重申陈毅副总理7月间指出的：“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众目睽睽，美国政府要想逃避这个责任，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国家谴责美国支持的侵略行为。美国深感处境狼狈。柯克直奔沈昌焕家中，向卧病在床这位“外长”提出责难。转告他：“肯尼迪总统强烈地认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必须没有丝毫可被指责为侵略性的行动”。沈承认已获悉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小规模窜扰的结果令人失望。
但是蒋介石仍然沉迷于激发大陆人民群起反共的幻想，进入1963年后，不仅不放弃小股窜扰，而且加紧准备大举反攻，建造机械化登陆器材，训练伞兵，组建空降师等。据美国估计，台湾那时的装备，可以海运三万二千部队登陆，空运五千到一万人进行一次迅速的空降，而美方难以事先察觉和制止。
柯克1月16日向蒋介石递交了美方对其反攻方案的研究结论，认为蒋没有力量满足渡海登陆、空中掩护、后勤补给等等进犯大陆的需要，否定了蒋介石的反攻计划。固执的老蒋满心不悦，故伎重演。他乘柯克1月19日返美动手术之机，绕过这位不招人喜欢的大使，直接会见蓝狮委员会美国委员、防台美军司令迈尔逊（Melson,
Vice Admiral Charles
L.）。拿出一份《国军在大陆登陆的重要指导原则》。其中提出了登陆兵力规模和可供登陆的地点，也提出美国不必卷入，第6条声称：“这种军事行动系中国内政，是一个独立国家行使自己的主权，所以其他任何国家皆无须插手”。哈里曼闻讯即令驻台代办高立夫向台湾当局澄清：美国不同意修改1954年条约和换文，蒋所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必须按照条约规定，经双方一致同意。
回国动手术的柯克2月4日接连向邦迪和肯尼迪汇报了台湾形势，指出美国正面临蒋介石集团紧锣密鼓准备反攻的“春热”期。蒋军登陆后，很可能陷入困境，必然求助于美国，美国届时无论想不想干都得干。另一方面，中共可能从空中反击，轰炸渡海敌军和台湾港口，美国也面临是否依照美台条约投入战斗的难题。美军一旦和北京开战，可能就意味着走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柯克的情报来源使他坚信，蒋介石一伙总是千方百计要把美国卷入战争。这位在太平洋战区驰骋多年的美国老将，向年轻的总统追述了战后美蒋之间的种种龃龉。指出蒋从来不反省自己在战略、民心等方面的失误，只知埋怨美国援助不力。他若有朝一日返回大陆，也不会感谢美国，只会没完没了地给美国找麻烦。他建议美国重新考虑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台湾是否对美国利益必不可少？他和邦迪都主张不能满足蒋介石五架C-123飞机的要求，只送两架到台湾，留住其余三架，或置于蒋介石控制不了的地方。
考虑到柯克的意见，肯尼迪2月15日致信蒋介石，委婉而明确地告诫他不要试图绕过大使，另寻渠道同美国总统沟通。信中说已授权同台湾讨论一个新的建议。据尚未完全解密的文件透露，是把争议中的后三架C-123送到台湾，但仍由美国掌握，仅供用于南越，只有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用于在大陆的行动。
对如此有限的慷慨，蒋介石报以摸棱两可的口信：无意规避条约和相关协议，但应在条约范围内对解决大陆问题有所作为。据高立夫判断，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美国不要事先反对他反攻大陆，一旦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宣布撒手不管，拒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高立夫的结论是，“目前情况下给蒋更大的行动自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哈里曼对此完全同意。
得知美国这一态度后，蒋介石3月5日致函肯尼迪，辩称大陆日益增长的不满、毛泽东--赫鲁晓夫之间逐渐加深的裂痕，造成空前的机会。促请美国给他充分支持，“从专制暴政下救我同胞于倒悬”。肯尼迪4月11日回信阐明：美国只能帮助台湾建设和防卫，“根据我们对形势的现行估计，不能同意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美国所顾虑的要素之一仍是中苏同盟关系。7月底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时，麦肯仍认为虽然中苏分歧很大，但未必很深，也不见得会最后分裂。哈里曼也不认为中苏两国会分裂，如果蒋介石在大陆登陆，苏联会全力支持中共。
就这样，台湾试图让美国默许其扩大行动规模的努力又一次碰了壁。
十二
其实，蒋介石心里未必不明白，尽管大陆在国内国际面临诸多困难，现有的军事力量仍然足以粉碎台湾的大举进犯。没有美国的援助，“反攻”不过是纸上谈兵。可是，另一方面，眼看着大陆形势滑落到1949年以来的“谷底”，而且即将度过难关，逐步回升。此时再不行动，恐怕永无机会了。他不甘心看着中共顺利解决目前的困难，要千方百计进行捣乱破坏。不能大动就小动，小股窜扰，外加政治战、心理战，企图在大陆引发动乱，再趁机扩大军事行动。
美国则力求把台湾的行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规模上，处处防备蒋的逐步升级。
由于柯克患病，肯尼迪任命赖特将军（Wright, Admiral
Jerauld）接任。赖特到任后，很快就促成蒋经国访美。这是双方都希望沟通战略的一个机会。
蒋经国9月6日至13日访问华盛顿。先会见了已经升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老朋友克莱恩，转达蒋介石的新战略：一年半内不进行军事进攻，除非大陆发生叛乱。希望美国支持国民党的秘密作战和大规模增加小股渗透活动。
蒋经国随后会见了哈里曼和小希尔斯曼等政要。在会见邦迪时，他再次转达了乃父的乐观估计：鉴于美苏关系的缓和，如果台湾现在采取行动，苏联不会援助中共。台湾承认大陆问题要靠政治而不是军事来解决，但政治的定义包括了政治战、心理战、外交行动、沿海窜扰、小组空投等等。台湾当局打算分三个阶段，各以6个月为期，把海上窜扰和空投活动从小规模提到中规模，再到大规模。蒋经国称已经侦察到大陆的导弹发射基地和原子设施所在地，希望与美国共同制订办法消除之。
邦迪答复：美国把削弱中共政权特别是核发展的措施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将最慎重地考察进行的可能性。但他强调，美国政府厌恶触发重大冲突，若大举进攻中国大陆，将使中苏重归于好。美国远大利益在于让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成效。
9月11日，蒋经国会见肯尼迪，向他递交了蒋介石的信件和两个附录，内容是要求美国支持空投突袭行动，提供海空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蒋经国具体说明，台湾想在未来一年至一年半中，使用尚未动用的4架C-123，再要5架C-130运输机，还需要增加登陆舰，将突袭规模增到每批500人。时机成熟时，占领长江以南的一省或数省。肯尼迪质问：鉴于台湾当局最近小股窜扰的失败，有什么根据相信空投100到300人或登陆300到500人会成功？蒋经国漫无边际地从禁核条约扯到中苏论战，再扯到不能坐视中共走出困境，要趁机骚扰破坏。但在肯尼迪的叮问下，他承认前一段的窜扰不太成功，伤亡率达85%。肯尼迪坦率指出，看不出这些骚扰给大陆政权造成了什么混乱。美国觉得特别缺乏来自中国大陆的可靠情报。美国如果支持蒋的行动，它的角色难免为人所知，这对美国是极为严重的。美国不想卷入进犯大陆而又会失败的作战行动。最后除了表示将“仔细研究”台湾增加运输工具的要求之外，肯尼迪允诺的唯一事情就是同台湾密切协作搜集大陆情报。
中央情报局同蒋经国商议了具体的合作，确认去年3月31日肯尼迪亲自修订的由克莱恩带回台湾的七项原则仍是双方行动的指南。决定由一个联合小组来推行以下工作：（1）为大陆的反抗运动提供政治路线，也就是以蒋介石的《对大陆人民的十项誓言》作为政战心战的基本纲领；（2）渗透与颠覆，重点是策反大陆党政军人员；（3）研究以中共关键军事和工业设施为目标的破坏活动。双方同意，在有必要采取行动时，美国将提供充分支持。
台湾当局经过两年多对美国政府的反复试探，总算认清美国不会在目前形势下同意它向大陆公然发动进攻，同时也确认美国会继续同它结盟，同大陆敌对，并在一定限度内默许和纵容它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袭窜扰。肯尼迪的这个态度，为其后任所继承，也就限定了六十年代台湾当局对大陆的行动规格。此后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尽管心有未甘，不时向华盛顿提出鼓动性的建议，不断将一批批“复国勇士”送往大陆“取义成仁”，但撼不动大陆军民的铁壁铜墙，也拖不动美国下水，夹壁之下，此路不通。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窜扰活动只得面对无情的失败，悄然沉寂下去。
据大陆方面的资料，从1962年10月到1965年，大陆军民共歼灭登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击沉和缴获各型登陆用的船艇24艘。在海上歼灭国民党军小股袭扰武装47股，部分歼灭和击溃13股，击沉各种舟船18只，缴获20只，击毙约100人，俘获316人。还击沉“剑门”、“章江”、“永昌”三艘战舰。空中1961年到1967年共击落美制蒋军U-2高空侦察机5架，RF-101侦察机3架，F-104战斗机1架，P2V-7型飞机3架，以及RB-57、无人驾驶侦察机等多架。
但从现在披露的美国档案资料来看，和当初人们的猜想不同的是，美国上层人士包括军方将领访台，几乎都是致力于“栓紧”而不是“策动”蒋介石的反攻。同样，美国使节和顾问在美蒋合作机构中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是“制动器”的而非“发动机”。美国对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态度，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许大打，只准小闹。台湾闹不下去了，就只好黯然收场，海峡归于平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