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4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段金生 参加讨论
摘要：近代边疆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是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也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对近代边疆史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其与古代边疆史的延续性，也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话语诠释；既不能忽略边疆问题的殊相，也不要陷入地方史的思维；既要有纵向的深入思考，也要有横向的宽广视野。须从整体思维出发，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关系，以国家史观念从全局上把握近代边疆问题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近代；边疆；全球史视野；国家史观念； 作者简介：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月华街2929号，邮编650050。 近代边疆研究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既有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亦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伴随边疆研究专业化、学科化的不断发展，边疆研究日益深入，对近代这一具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态下的边疆问题展开充分讨论，是学理与现实的必然要求。近年来，虽然近代边疆研究的成果丰硕，但单向度强调边疆区域殊相的“地方史”的研究思维亦日益突出。客观上，加强边疆问题殊相的探讨，对深入认识边疆问题的复杂、多元面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研究中若太过于强调殊相，而忽视边疆与国家之间的整体关系，则在理解和认识上易产生一些“地方化”的片面知识，失去了全局性和综合性。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要具有全球史的视野与国家史的观念。 一、全球史视野下的近代边疆问题 中国近代边疆史的研究与古代边疆史的研究在研究思维、视野及内容诸方面，既有着广泛的延续性及共性，又有着显著的差异。 中国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一套解释世界结构及疆域空间的理论，即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服事观的统治秩序认识、华夷之别的族群观念。三者彼此交织，构建了古代中国王朝政治及疆域的主要叙事文本。当然，诚如清代赵翼所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１在不同的时势场景下，王朝政治及疆域叙事的话语体系都会有所变化，但三者作为构建王朝政治叙事话语体系主要思想基础的形态未曾动摇。乾隆朝修撰的《清朝文献通考》在撰修“凡例”中称：“诸藩亦皆稽颡来朝，奉表入贡”，而“外藩诸国梯航所届，效悃输忱，度越千古……以见大一统之治云。”２在论述华夏与四夷的空间及政治秩序时则言：“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三代以降，中原幅员，视主德为广狭，四裔远近亦随时转移。懿惟我国家统一函夏，四裔宾服。”３上述乾隆朝时期的官方表述，虽与此前历代关于大一统、服事观、华夷论的叙述模式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表现了“义理”与“时势”变化的关系，但从本质而言，并未突破传统儒家文化的经典或基本理念，仍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认知。 由于独特的地理空间、族群格局，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在东亚区域居于主导性地位诸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认识主要是在传统中原地区的政权与周边游牧族群政权之间调适，较少受到域外势力或力量的强烈冲击，事实上也是当时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认识或观念。梁启超谓：“推原人类之所由起，与邦国之所由成立，无东无西，其揆一也。人类孳生之始，无舟车交通之便，一山之阴，一河之隔，遂划然分为各个小团体……盖其时皆以种族分国，种族无限，其国亦无限。”４这种世界认识或观念虽然只是一种理想形态，但却成为中国历史时期的一种政治秩序信仰或理念并长久存在。虽然伴随人类思想及政治制度的不断成熟、生产技术的进步，区域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但这种理念并未有根本改变，中国古代各类汉文文献的叙事话语体系基本都按照这一认识展开。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式全球化向东方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以“我”为中心的理念在“道”与“器”层面，都遭受到严重的挑战。 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全球化从其开始到今天的演变，有一个逐步发展的长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说，工业技术产生及发展后，“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交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和工业空前的高涨”。５马克思、恩格斯此处所言的时代，即是工业文明产生后的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全球化的产生及其发展，与工业技术革命、新航路的开辟、商品经济市场的不断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今天通常所谓的全球化，是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产生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学者就认为，在15、16世纪之交，新航路开辟与新大陆发现，“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把全球主要大陆联系到一起的角度看，可以作为全球化的开端”，属于全球化的早期形态，主要存在于1500—1800年前后。这一时期，尽管在全球范围内随时可见西方势力的踪影，但在美洲之外的许多地区，西方并不占据上风，相反它是通过接受和遵循非西方社会的区域规则才得以加入区域性贸易体系之中，属于“西方主导的和非西方主导的区域体系多元并存、相互整合时代”。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可以清晰观察到全球整合的展开，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及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这种整合仍处于初级阶段，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在这种整合之外。直到19世纪后，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才逐渐成为“席卷全球的、一家独尊的格局”。６在19世纪初期乃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在中国及周边区域活动，但并没有动摇长期以来的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念，清王朝的天朝上国观念日益发展，并臻于极致。然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代中国历史，这种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认识开始逐步发生根本性改变，开启了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近代进程。７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史的研究视野形成。与世界史的视角不完全一致，全球史将世界各国视为一个系统或整体，强调在整体或系统中思考问题。８近代以来东亚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边疆史研究需要改变传统以“我”为中心的视角，将其置入全球视野下进行整体思考。在全球史视野之下，边疆史研究将涉及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因素在于国际格局的深刻转变。在古代边疆史研究领域，治边思想、方略及治策诸领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外边”问题虽有关涉，但在以“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及政治空间秩序之下，基本上是按“华夷”思维的叙事模式展开。虽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反思性研究，但并未改变这一基本现象。中国近代时期，传统服事观的统治秩序理念、华夷族群认知等，都遭遇到根本性的挑战。近代边疆问题，不再仅是传统以“我”为中心秩序认识的内、外边问题，面临的是国际格局巨变下的内政外交问题，是工业文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同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９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非常适合于近代中国的边疆问题。 在工业文明不断向东方推进过程中，列强的对外扩张与侵略，直接使边疆地区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重要组成。传统以“我”为中心的天下，是王朝或华夏视野中的“天下”或“世界”，但近代以来，中国已由“大地之中”变为“世界的中国”，而非华夏之“中国”。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政治、文化等，已经不再是传统王朝时代的内、外边问题，而被席卷进入了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边疆问题不再仅是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对边疆的认识与施治等，它涉及：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及其周边国家或区域政治的影响；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经济或自然资源的觊觎与实施手段，及其带给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西方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文化活动、思想输出及其后果；中国政府面对边疆问题的认识、应对思路与政策；边疆区域社会政治情况、经济结构及文化发展的变化；边疆区域族群关系、文化观念及政治结构的变化等。这些问题，都是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秩序变化的问题。清末郑观应曾言：“侵越疆界，偷漏税款，违例便己，辟埠通商，以及传教建堂，游历杀伤诸案，皆事之大者，关国家安危者也。”１０郑氏对边防问题的观察尤为深入，如言近代沙俄经常在清政府内外交困并“兵疲力倦之时”，常“为我边患，亦已数见不鲜”，包括“据我乌苏里江东之地五千里，诳占我沿边卡伦以及之地万余里……又与日本易唐太岛（库页岛），储军械，屯重兵”。１１前述近代边疆问题的诸项内容，均属郑氏所谓关乎“国家安危者”之大问题，都与全球化进程下列强对边疆资源、领土觊觎密切相关。同时，边疆区域的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开发活动等，也在西方侵略之下，成为全球资本市场、资源市场的一个环节。 上述诸领域，均是古代边疆史研究中较少或者几乎未曾涉及的问题，但在近代边疆史研究过程中，却是一种经常性的面相。梁启超在清末曾谓：“今日地球缩小，我中国与天下万国为比邻，数千年之统一，俄变为并立矣。”１２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融入加速，全球格局的变化对中国边疆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近代边疆史，应从全球史的视野下对其进行深入观察。 二、国家史观念与近代边疆研究 在强调全球史视野之时，我们并不能忽视国家史的观念。全球史虽然强调将世界各国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对整体下各区域、各系统、各单元展开综合性探讨，但并没有弱化国家史观念之意。 全球史视野下的近代边疆史研究，是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纳入西方工业文明向东方大陆推进过程中进行整体思考，并不意味着减少对边疆地区或边疆区域与国家整体性关系的研究。国家史的观念，强调从国家宏观、整体的视角下具体考察边疆问题。换言之，即将研究的问题置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宏大场景下进行系统性的整体、综合思考。这不仅是一个研究思路或路径问题，也是研究者秉持的观点与立场问题。任何一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都脱离不了时代场景的约束与国家利益的考量，以求真、求实为目标的历史研究，也并不例外。客观上，国家史观念是任何研究者所必然具备的思维与视野。 中国边疆问题有其自身特质，不仅包括地理、政治、经济等的差别，还表现在人口、民族、文化、宗教、交通诸多层面的特殊性。这些殊相问题，在边疆认识与治理、政策及效果上，有着怎样的影响或作用，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领域，也是这些年来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诸学科的研究者在讨论边疆问题或边疆治理中经常提及的重要议题。在当前边疆史的具体研究中，边疆研究者们更强调边疆地区“我者”与非边疆区域“他者”之间的异质性内容，很多时候忽略“我者”与“他者”同质性面相，或者对它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梁启超在1907年曾言：“国家主义之发达，不过二三百年以来耳；其成熟，不过近四五十年以来耳。前此亦有所谓国家者，然其规制其理想，与今世之国家则有异。”１３梁氏此处所言之国家，是指工业文明产生及发展后的近代国家。在近代国家形式下，边疆地区与非边疆地区，共同构成了近代国家的领土范围；边疆地区，也由传统王朝时代“内边”、“外边”界线游移变化的情形，开始向条约关系中的固定区域转化，“内边”的属性进一步明确、清晰。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几乎所有边疆问题都受到全国性事态或问题的影响，包括国家政体、党派关系、对外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结构等的调适。 在较多关注边疆自身殊相的同时，加以近些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广泛发展，边疆研究在探讨过程中逐渐偏重于边疆区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从国家发展的整体面相中去探寻边疆问题脉络多元性的立体思维。中国边疆地域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复杂、民族分布变化较大、区域经济构成多样、区域文化表现多元，空间、地理、经济、文化及心理诸多因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区域史研究方法与理论在这一领域的运用，客观上十分有利于深化对边疆殊相的认识、理解与分析。诚如有学者所论：“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若特中央入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不如从地区入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１４缘此，自区域史在中国大陆发展后，就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学者就认为区域史研究“极大地扩展了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摆脱了‘事件史’纵向拉开的单一取向，丰富和扩展了研究的内容”。１５在肯定区域史研究方法与理论对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也并不能否认在研究进程中亦呈现出一些薄弱之处。有学者观察认为，区域史研究通常会选取一个同时兼具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点展开，但“如果仅仅注重同质性，就很难让人看到某一区域研究的特点，因而寻找更多的异质性几乎成为学者在区域史研究中的本能选择”，而“如果学者们都注重区域的异质性，区域史研究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则将使我们的区域史研究“变成一个个独立分散、各不相同的点，是一种碎片化状态，看不到什么普遍性，这显然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历史”。１６客观上，区域史研究方法与理论虽然强调整体性，但在具体运用中，的确容易陷入“地方史”形态，对从国家整体、宏观视野下考察区域局部问题的立体面相分析相对薄弱。中国近代边疆史的研究也存在这一问题，并且较为突出。 边疆史的研究以边疆地区或区域为研究主体，自然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当前行政区域为研究范围的成果日益丰硕，有利于拓展边疆史研究的深度，但也容易形成以“边疆”思维或视野探讨边疆问题的单向度路径方式。边疆研究的这种“地方史”取向，虽能呈现出边疆区域的诸多复杂的细致性内容，但由于近代边疆问题的产生是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是多维因素复合而形成的，尤其与古代边疆问题的性质存在着根本差异，对其之审视，要将其置入国际形势、国内政局变革诸层面进行整体观察。当前，关于近代边疆问题的讨论颇为热闹，但大多单向度强调边疆之重要性、特殊性，研究边疆治理的具体政策与措施，对国家或地方统治层治理边疆的思维与认识产生的内在缘由、形成的过程与变化、调整及其影响因素，治理边疆各项政策背后隐藏的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奏，治理边疆与国家整体治理之间的关联，治理边疆的思路、认识、措施与国家整体政治、经济形态或结构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相对薄弱，多陷入了“地方史”的范畴，从国家整体发展与治理脉络下思考近代边疆问题的论著相对较少。 近代边疆史研究具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特殊性。不可否认，近代边疆问题与古代边疆问题存在着时间、空间及发展脉络的延续性，也与古代边疆问题的形势、性质有着迥异性。在20世纪30年代，有论者就认为中国“差不多自有历史以来，就有所谓边疆问题”，但古代边疆问题“只是民族间的关系”，而“现在的边疆问题却不是那样的简单”，同时“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光是边疆的国防，或边区的开发的问题”，认为“甚么‘怀柔’呵，‘筹边’呵，‘殖边’呵，等等方策，对于中国边疆问题的解决，只是隔靴搔痒”；边疆问题与帝国主义有关，“是世界分割与‘再分割’的一部分”，不再仅是边疆的国防、边区的开发等问题。１７该论者所言的这些复杂面相，都使得近代边疆问题不再仅是边疆区域性的命题，而是与近代国家建设密切相关，是国家建设与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20世纪40年代高玉柱曾言：“今日之视边疆，与昔日之视边疆异”；古代认为边疆“以穷远之地，语文之分，俗尚之别，遂视同化外，隔阂之深，防备之严，俨如敌国。对各边地，常使隔绝，庶免协谋扰乱中土”；而今者，“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境地虽殊，情亲则一”。因此，筹边者“宜高瞻远瞩，统顾全局勿偏于一隅，轻重轩轾于其间，致顾此失彼，难收同时进步之成效”。１８高氏当时所论是强调治理边疆的思路与措施应具有全局性，但对今天的研究者未尝不是一种启示。在传统王朝国家解体与近代国家建设的复杂场景下，以国家史观念对具体问题展开全局性的讨论，避免“地方史”思维的局限性，当是边疆史研究应有的情怀与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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