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燕国城市的基础建设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6:11:58 《北方文物》(哈尔滨)20 艾虹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根据考古资料对燕国城市的交通建设、给排水设施建设和城防建设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看出,燕国城市的基础建设已经较为完备,表明其城市营建水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受历史环境影响,燕国城市对城防建设尤为重视,另外也具有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关键词:燕国;城址;交通;水利;城防 作者简介:艾虹,男,1989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中图分类号]K87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83(2018)01-0043-07 燕国是周代北方的重要封国,燕国城市是先秦北方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大批燕国城址得以确认和发掘,为燕国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本文在梳理相关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燕国城市的交通、给排水设施和城防建设进行综合研究,从城市基础建设角度分析燕国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而丰富对燕国城市及燕文化的相关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燕国城市考古工作概述 对燕国城址的考古工作起步很早,并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和收获,这些丰富翔实的田野考古资料,是开展考古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现仅对相关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早在1929年,马衡等人便进入燕下都开展考古调查,之后又正式成立了燕下都考古团,对燕下都遗址进行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调查发掘期间,相继发表了一些简报等文章,如《燕下都考古记》①、《易县燕下都故址考古报告》②、《易县燕下都考古团发掘报告》③和《燕下都发掘报告》④等,公布了部分调查资料;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对燕下都及其出土文物进行了初步研究,发表了《易县燕墟研究初步》⑤、《燕下都半瓦当上的兽形纹饰》⑥等文章,取得了一定收获。尽管由于当时军阀的阻挠和抗战形势的紧张,致使对燕下都的考古工作未能进一步深入,但已基本弄清了燕下都的位置、城垣状况以及老姆台等建筑遗迹,成为燕下都考古和燕国城址研究的肇始。 新中国成立后,燕国城址的考古工作很快得以恢复。1955年,傅振伦发表了《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⑦一文,重新开启了对燕下都发掘品的整理和研究,推动了燕下都考古工作的开展。此后,河北省又发现了一批燕国城址,如保定徐水解村古城⑧、古贤村城址⑨,张家口怀来大古城遗址⑩、第五窑城址(11)以及冀北地区的一些中小型城址(12)等,基本廓清了燕国城址在河北省境内的分布情况。 北京是燕文化和燕国城址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物工作者相继对一些古城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先后发现了周口店区的蔡庄古城(13)、房山区的窦店古城(最初称芦村古城)(14)、长沟古城(15)等燕国城址,其中尤以房山琉璃河遗址中的董家林古城(16)最为重要,另外,在北京广安门外还发现了蓟城的线索(17)。这些城址的调查与发掘,为研究燕国城市和燕国历史提供了宝贵材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天津、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和吉林等地,也相继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燕国城址。如天津静海县的西钓台城址(18)、宝坻县的秦城(19)、内蒙古宁城县的黑城子古城(20)、赤峰县的冷水塘城址(21),辽宁省凌源县安杖子城址(22)、吉林省梨树县的二龙湖城址(23)等。 此外,随着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的开展,又相继发现了大批燕国边城、障城、关塞等军事城址,使一批正在遭受破坏甚至即将被毁的地上城垣得以记录下来,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材料(24)。 还要指出的是,自19世纪末开始,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曾多次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探访古迹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工作(25)。之后又有一批学者相继加入,如八幡一郎、滨田耕作、黑田源次等,他们都曾在燕国故地进行过考古调查。其中,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人在当时的热河省发现了一批汉代以前的古城遗址,并采集到了燕国半瓦当等遗物(26)。这些活动也应视为早期燕国城市考古工作的一部分。 据粗略统计,目前已发现的燕国城址有近百座,这些城址规模不等、功能各异,基本可划分为都城、郡城、一般城址和军事城址四类。另外,最近河北满城要庄遗址发掘并确认了一处西周城址,是周代城市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据发掘者介绍,该城址很可能与西周封国甚至燕国分封密切相关(27)。如果这一推测被最终证实,必将进一步推动燕国城址及其早期历史的研究。这些日益丰富的考古材料,是探讨和研究燕国城市基础建设问题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二、城市的交通状况 城市的道路,是城内居民出行的基础设施,同时又是连接城内各功能区的纽带。随着城市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不断成熟,道路遗迹越来越受重视,被视为一座城址的骨架。总体来看,燕国城址中的交通遗迹目前发现较少,相关遗迹多发现于以燕下都为代表的燕国都城遗址。按照类型的不同,可以将考古发现的燕国城市交通分为两类,一是水路,二是陆路。 (一)水路交通 我国北方水系不及南方发达,城市水路交通的应用较少。就目前来看,燕国城市中的水路交通,仅在燕下都的考古发掘中有所发现。 图一燕下都2、3号河渠示意图(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2007年) 燕下都遗址处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水系相对发达,城址中发现有4处河渠遗迹,除满足城市供水,2号、3号河渠遗址还可用于城内运输(图一)。 2号河渠与3号河渠是由1号河渠分支出来的。1号河渠遗址贯通北易水和中易水,引地势较高的北易水向南流入地势较低的中易水,河渠宽度由北向南逐渐加宽,至九女台墓区西北角时,河渠向东引一支流进入东城九女台墓区北侧,进入东城约750米处时,又分别向北侧和南侧分为2号河渠遗址和3号河渠遗址。 2号河渠遗址先向北折,穿过城内“隔墙”,经虚粮冢墓区东侧,折而向东,至张公台北后再向南转,最后流入台南的“内湖”;3号河渠遗址分流后,稍向南拐,向东至武阳台村西,之后再向南转约800米,然后转而向东,最后穿过东城东垣,与城壕相连(28)。从两处河渠遗址的走向来看,分别流经了东城“隔墙”两侧的作坊区和宫殿区,根据发掘情况推测,这两处河渠应当具备通行舟楫的条件,对于沟通东城北部交通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手工业生产必然需要运输大量的生产原料,尤其是铸铜作坊所需运送的矿石、铜锭等原料,利用水路运输对于缓解陆上交通压力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人工河渠的开凿,能够满足城内生产用水和原料运输双重需求,同时也有利于雨季排涝。由此可见,燕下都内水路交通的应用是燕国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陆路交通 陆路交通是我国北方城市道路的主体,也是燕国城市交通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其中的道路遗迹在燕国都城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但大多未能进行大面积揭露或钻探,因此材料比较零散。相对而言,目前以窦店古城和燕下都两处城址的道路遗迹较为清晰。 1.窦店古城中的道路遗迹 窦店古城分为大城、小城两部分,大城平面近方形,为燕中都所在。经发掘勘探可知,大城的西、南、东三面城墙各有一门,中间有路沟相通(29)。其中,在西墙和南墙均已廓清城门及道路情况,东墙城门尚未正式清理,北墙现为河滩洼地,已难以确认城门所在。 在大城西墙中部有一宽6.5米的缺口,为西门所在,距地表1.6米下发现道路遗迹1处,呈东西走向,残宽5米,厚0.2米,道路南侧已经被破坏;南墙东部、距东南角420米处有一较宽缺口,为南门所在,发现道路遗迹1处,为南北走向,外墙处路宽9.5米,路土厚1.1米(30)。另外,在对大城外侧的试掘中,于西墙、南墙和东墙外侧均发现了道路遗迹L3,为一处环城道路,但从地层关系来看,该路土叠压在汉代文化层之上,并非原燕国城市道路系统。 尽管城址北垣尚待勘探,但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断,战国窦店古城平面近方形,以夯土构筑城垣,每面城垣各设一处城门,城内主路与城门相对应,有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主道路各一条,两条主路当呈“十”字形于城内相汇。除两条主路外,城内应还有规模较小的道路与之连通,进而将城内各功能区联系起来。 2.燕下都遗址中的道路遗迹 燕下都遗址中的道路遗迹发现较多,包括城市主干道和处于不同功能区的中小型道路,是研究燕国城市交通的重要材料。其中,城市主干道与城门连接,走向与形制比较清晰。 燕下都遗址共探出城门遗迹4处,分别为东城东门、北门、“隔墙”城门和西城西门。其中东城东门因早年间兴修干渠而遭受破坏,仅有零星路土,具体情况不详;东城北门位于北垣自东起约800米处,宽约20米,中间发现道路遗迹1处,编号为3号道路,宽10米左右,厚0.2～0.4米不等,往北直通老姆台;“隔墙”城门位于“隔墙”中段,宽约15米,中间发现道路遗迹1处,编号为4号道路,直达北门,为老姆台通向武阳台中心建筑的主要衢道;西城城门位于西垣中部,宽约30米,中间发现道路遗迹1处,编号为1号道路,最宽处7米,最窄处约4米,道路向城外延伸425米,向城内延伸750米(31)。 除了以上3处主干道,在燕下都的宫殿区和手工业作坊区也发现了道路遗迹,分别发现于老爷庙台西南和朗井村西北的10号作坊遗址。 在老爷庙台西南25号建筑遗址内,发现有战国中期道路1条,从T14观察看,道路呈西北—东南走向,道路坚硬成层,厚0.01～0.02米,宽约2.15～2.45米(32)。 在10号作坊遗址中,共发现道路遗迹3处。其中战国中期道路2处,路土坚硬成层,存在断续的轨迹,轨迹宽约1.2米,车辙深5～10厘米、宽5～20厘米,个别地方铺有碎石子(33);战国晚期道路1处,从发掘痕迹看,轨迹约1米,车辙深5～10厘米、宽10～30厘米,部分路段发现有用小石子填修路面的情况(34)。 燕下都城内主干道和各功能区中的道路,构成了联系城内各区间的交通网络。据10号作坊遗址发现的道路遗迹来看,一些道路遗迹的车辙痕迹明显,轨迹和车辙宽度不等,表明往来车辆频繁且规模不等,为改善行车条件,多使用碎石子填修路面。 除了燕国都城外,在宝坻秦城中也有道路遗迹发现。城址为不规则状四边形,城垣四面开门,门址皆位于城墙中部,其中东门与北门已经清理,在东门处发现道路遗迹1处,宽约3米,基本与城门口同宽(35)。但限于资料有限,尚不知城内道路的分布和走向情况,因此,在燕国城市考古所见的道路遗迹仅是当时城市交通系统的一部分。从现有资料来看,燕国城市的交通网络已然较为完善,道路宽阔,利于通行,并且见有修缮痕迹。 三、城市的给、排水设施建设 城市的给水和排水直接关系到城内居民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也是城市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燕国城市的给、排水设施,主要发现于董家林古城和燕下都遗址。 (一)给水设施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燕国城市的给水设施包括水井和河渠,并以水井最为重要。自西周早期开始,水井便被用于燕国城市供水。在董家林古城夯土台基中部偏西处曾发现一眼水井,水井平面呈长方形,四壁由方木垒砌,上部方木腐朽严重,仅余朽木痕迹(36)。以方木对井壁进行加固,能有效防止井壁坍塌,有助于延长水井使用寿命。 到战国时,燕下都内已应用大量水井,主要分布于宫殿区、居住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中。为直观显示水井相关信息,现将燕下都内所见水井资料汇于下表。 另外,在建国前对老姆台建筑群进行发掘的时候,曾在老姆台东面发现了十余处陶井,陶井由十余甃上下垒成,其中一眼井由12节甃垒成(37)。 通过分析可知,燕下都中的水井多属于战国中晚期,且以圆形直筒状的陶井为主,较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土井有了很大进步。在分布特点上,以作坊遗址中的水井数量最多,共计69眼,反映出该区对生产和生活用水需求之大;宫殿区内所见水井全部为陶井,代表着最先进的营建水平;居住址内水井时代跨度较大,最早可至西周晚期,早于燕下都的营建时间,表明此处在建都之前已是发展程度较高的聚落。 除了水井之外,前文所述的2号河渠和3号河渠分别在东城“隔墙”的南北两侧蜿蜒,沿线经过宫殿区和手工业作坊区,从而为解决这两个区域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 (二)排水设施 城市排水设施的建立和完善,是城市建设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古代文明的重要体现。燕国城市中,最早的排水设施见于西周初期的董家林古城,在战国时期的燕下都遗址中应用更为广泛。 1.董家林古城中的排水设施 在1995年对董家林古城的发掘中,于东墙北端发现了一处排水沟,呈东西走向,沟底西高东低,打破城垣墙基,用较大的鹅卵石垒砌堆成(38)。这种设计充分利用鹅卵石的缝隙进行排水,同时能够减缓水流对墙基冲刷,可谓十分巧妙。另外,在1996年的发掘中,96G11H49中出土有陶水管,其中可复原者1件,标本G11H49:87,“夹砂灰陶,饰交错粗绳纹,两端粗细不一,细端外径17、粗端外径19.2、通长67厘米”(39)。这种陶水管与燕下都出土的子母口陶水管相似,可以推测,董家林古城已经使用陶水管铺设排水管道。 2.燕下都遗址中的排水设施 以陶水管铺成的排水管道,是燕下都常见的排水设施。陶水管多为子母口,铺设时首尾衔接,连成排水管道,有些排水管道中还使用陶弯头,可根据需要改变管道走向,反映出当时排水设施的进步。 老姆台遗址曾发现1处排水管道,位于台上西南,共由13节陶制水管前后衔接组成,大的陶水管长53厘米,直径48厘米。在武阳台的发掘中,共发现有两处排水管道。其中一处位于武阳台中央,发现于5.4米深的地方,共有上下三节管道衔接而成,每节陶水管长70厘米,母口直径31厘米,子口直径27厘米;另一处位于武阳台西210米处的断崖上,长度约100米,东西向铺设(40)。这两处排水管道同属武阳台建筑基址,关系密切,反映出此处排水管道的铺设已成系统。 除了老姆台与武阳台外,在10号作坊遗址中,还发现有7条属战国晚期的陶水管道。其中,LJ10T51③DSH1为东西向,探明长度5.7米,陶水管长短不一,长30～55厘米,直径25厘米,其余6条皆为南北走向,所用陶水管均为一端稍粗,另一端稍细的圆筒状(41)。值得注意的是,在管道LJ10T132⑤DSH2中部有拐折(图二)。结合同期遗址中出土的陶弯头来看,表明至迟在战国晚期时,燕下都内排水管道的铺设已比较普遍,而且技术较先进。 总体来看,燕国都城遗址的给排水设施建设已经十分完备。在城市给水系统中,综合利用了人工河渠和各式水井,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功能区内的用水、饮水问题,而且东城北部的“内湖”又可以充当城内的蓄水池,对宫殿区的给水和防火具有重要意义。在排水设施上,用鹅卵石铺设的排水沟或用陶排水管衔接的管道,设计都比较合理,对于日常排水和雨季防涝都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东城北侧的“内湖”也有助于宫殿区的雨季排涝。 图二陶水管LJ10T132⑤DSH2(据《燕下都》) 四、城市防御体系的构建 防御是古代城市的重要功能,更是先秦城市基础建设的关键部分。据考古资料显示,燕国的城市防御色彩十分明显。这首先体现在其城市的选址上,燕国都城、郡城均选址于大型河流沿岸,其军事城址更是注重依托山川河流进行设防。此外,在城市防御的具体构建中,还充分强化了城防要素,长城沿线的中小型军事城址,更是形成了一套系统严密的防御体系。 (一)城防要素的强化 古代城市尤为重视城垣、护城壕等城防要素的配置和使用,这在燕国城市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燕初都董家林古城中,便已使用高大宽厚的城垣,并在城垣外围设有护城壕。综合历年来考古发掘来看,董家林古城城垣墙基宽约10米,由主墙和内外护坡,模版夯筑痕迹明显,夯打十分坚硬,在城垣外围,距城垣外护坡约3.5米处,有护城河。护城壕采用阶梯式向外、向下挖掘,最深处比城垣护坡底部深约2.8米,最深处宽约3.2米,总宽度达25米(42)。 到战国时,燕下都城垣基部宽度已达4米左右,城垣外围护城壕的规模也更为完备。其中东城城壕宽约20米,拐角处宽4米,而西城城壕更是达到了40～50米宽,最深处近5米(43)。如果再考虑到整个城址南北两侧的中易水和北易水,以及纵贯东西城间的“运粮河”,那么燕下都城垣外围的防护设施已相当严密。 从发掘情况分析,燕国城市的防御设施当更为复杂,只是多数遗迹已随城垣湮没,仅能从某些痕迹进行分析。在对燕都城垣的勘探中,发现了3座夯土建筑基址,即“隔墙”东段的7号夯土基址、东墙北端转折处的9号夯土建筑基址和北墙东段的建筑基址(44)。这3处建筑基址均附于城垣,向外凸出,在基址的表面还发现有较多瓦片,表明此处曾被作为屯兵之所,属于戍守设施,尤其是靠近东城门的9号建筑基址和设于“隔墙”东段的7号建筑基址,显然是为强化宫殿区的防御而设,在东城的防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图三)。除燕下都外,在沙巴营子城址的东北垣曾发现两座望楼,从发掘情况来看,底层为粮仓,上层为瞭望设施(45),显然是出于加强预警和增强防守而设立的。这些附属防御设施的使用,对于加强城市防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布局的调整 作为封闭性的防御空间,城市形态直接关系到防御功能的发挥。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发生,燕国城市的空间布局也不断调整。这主要反映在城市结构由单城制向双城制的转变上,并以燕国都城最为明显。 燕初都董家林古城为矩形,是典型的单城制结构,但战国时的燕下都则已采用双城制结构。在东城建立后,又构筑了西城,而且主要遗存均集中于东城中,西城很空,可见营建西城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加强东城安全(46)。城址形制的变化固然受城市功能复杂化的影响,但也与城防建设的需要密切相关。战国时期,城市的空间形态根据军事防守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是一种时代特点,在燕国地方性城市中也有体现。如大古城在大城的东南外侧另建有一处小城,整个城址呈外凸状,有效提升了防御能力(47);凌源安杖子城址则是在大城内部的东北角兴建了一处梯形小城,将小城作为城址的核心,以大城作为核心区的外围防御区(48)。 (三)边地城址间的配合防御 燕国袭破东胡以后,在设置五郡的同时,修建了燕北长城,为了加强防御,在长城沿线修筑了大批边城、关隘、障城等军事城址。这些城址的规模一般较小,处于防御前沿,一般依托天险而建,并十分重视城址间的配合防御。以水泉双城为例,该城为典型的军事城堡,由两座小城并列组成,两城以北墙连接,隔沟壑相望,是镇守军事要道的堡垒;而位于涿鹿县大堡乡的斜阳关关城,则由上关城、中关城和下关城三处城址组成,构成了呈纵深体系(49)。 另外,从燕北境军事城址的总体布局来看,分布十分密集,许多军事城堡、障城和关塞能够在战时相互策应,互为犄角,又依托长城及有利地形,从而大大增强了军事防御能力。 作为周代北方最为重要的姬姓封国,燕国在长达八百余年的时间里,兴建了大批规模不等、功能各异的城市,是先秦北方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梳理相关考古材料,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燕国城市在交通建设、给排水设施建设和城防建设方面均已取得重要成就,这在其都城的基础建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反映出燕国城市的营建水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受历史环境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建设对防御功能尤为重视,因而城防建设在城市营建中显得十分重要,成为城市规划的一项基础内容,这在燕国城市中体现得极为明显。这一城市发展特点的形成,是与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50)的窘境密切相关的,系统完备的防御体系,是应对军事斗争的必然选择,也是燕国得以维系八百余年的重要原因。还须指出的是,燕国城市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除作为燕统治重心的今京、津、冀北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多为出于军事防御目的而建的中小型城址,在城市规模和建设水平上都显得相对落后,这也是燕国自身发展不平衡的一种体现。总之,周代燕国城市的基础建设已获得了明显发展,是周代北方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为后世的城市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图三第7号、9号夯土建筑基址(据《燕下都》改动) 注释: ①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年13卷第4期。 ②常惠:《易县燕下都故址调查报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1卷第1期。 ③常惠:《易县燕下都考古团发掘报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1卷第3期。 ④傅振伦:《燕下都发掘报告》,《国学季刊》1932年3卷第1期。 ⑤王庆昌:《易县燕墟研究初步》,《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1卷第3期。 ⑥滕固:《燕下都半瓦当上的兽形纹饰》,《金陵学报》1936年6卷第2期。 ⑦傅振伦:《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⑧敖承隆:《河北徐水解村发现古遗址和古城垣》,《考古》1965年第10期。 ⑨(46)孙继安:《河北容城县南阳遗址调查》,《考古》1988年第3期。 ⑩(47)安志敏:《河北怀来大古城村古城址调查》,《考古》1955年第3期。 (11)范秀英:《河北怀安县第五窑城址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 (12)(49)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文物春秋》1993年第4期。 (13)王汉彦:《周口店区蔡庄古城遗址》,《文物》1959年第5期。 (14)冯秉其、唐云明:《房山县古城调查》,《文物》1959年第1期;刘之光、周桓:《北京市周口店区窦店土城遗址》,《文物》1959年第9期。 (15)郭仁:《北京市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1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17)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18)刘幼铮、华向荣:《静海县西钓台古城址的调查与考证》,《天津文物简讯》(13),1981年。 (19)韩嘉谷:《宝坻秦城为战国右北平郡故城的调查和考证》,《天津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4期;纪烈敏、张俊生:《宝坻秦城遗址试掘报告》,《考古》2001年第1期。 (20)冯永谦、姜念思:《宁城县黑城古城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 (21)李庆发、张克举:《辽西地区燕秦长城调查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 (22)(4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23)朱永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6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吉林市二龙湖古城遗址2009年抢救性发掘》,《北方文物》2012年第4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四平市二龙湖古城址发掘报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7～125页。 (24)内蒙古***文化厅(文化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东南部战国秦汉长城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辽宁省文物局编著:《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25)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26)[日]原田淑人、驹井和爱:《上都》,三秀舍,1941年。 (27)任雪岩、洪猛、张艺薇等:《河北满城要庄发现一处西周城址》,《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4日第8版。 (28)(31)(32)(33)(34)(37)(40)(41)(43)(4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文物出版社1996年下同,第21页;第20～21页;第61页;第243页;第297页;第5页;第23页;第295页;第13～14页;第15页。 (29)(30)叶学明、陈光:《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8期。 (35)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宝坻县文化馆:《宝坻秦城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36)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志·房山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38)北京大学考古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39)(42)王鑫、柴晓明等:《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 (45)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50)《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1～1562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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