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恩来说：“目前的情况有些紧张，要想办法解决得好，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大跃进中的紧张，胜利中的困难，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主客观都有，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综合平衡没有做好。”“要鼓气，但要把虚气去掉，鼓气必须跟落实同时并进。干劲必须落实，才是脚踏实地的干劲。”“主席要求综合平衡，但是比例关系失调；主席要求留有余地，但这个本子（注：指冶金部关于生产安排的报告）没有留有余地，把一切都打得满满的。这样调整的结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厂血淋淋地下来，那没办法……非当机立断不可。”这说明，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又要反右的情况下，还是尽己所能纠“左”。
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谈话，听到了周恩来这些与自己类似的观点。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回答：“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接着说：“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由此看出，周恩来是赞同彭德怀的信的内容的，只是劝他注意方式，要谨慎。
庐山会议不仅改变了一个或几个人的命运，而且至深至远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面对突变的政治风云，许多人再也没有心思欣赏庐山美景，“神仙会”变成了批判会。
本来埋头给经济指标“降温”，并期待庐山会议能够纠“左”的周恩来，也不得不腾出相当的精力来关注“反右”。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会说：“庐山会议的严峻形势，是突然发生的，连我也没有料到的。既然发生了，就有个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问题。”他说：“政治方向上，我们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藐视右派，要跟他们斗争，还要跟党内右倾思想斗争，我们相信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他强调：“在工作中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不能这样疲疲沓沓、松松懈懈地过去。武昌会议大家看出来了，高指标不行。但拿基本建设来说，我跟几个部长交换意见，到最后都承认还是在今年3000万吨、明年5000万吨、1961年8000万吨钢的基本建设摊子上削一点，不是从战略上重新设想、布局。……这次庐山会议还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话，到年底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平衡的现象，各种失调的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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