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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完人”曾国藩: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
    ◎曾国藩其人◎
    -“内圣外王”的典范,“三立完人”
    -严于律己,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文字著述。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修身之道◎
    -中举后发现自己缺乏身心修养
    -靠写日记时刻监督提醒自己
     清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四代同堂的耕读之家。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岁才考中。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于是在师友的引导下,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其中“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
     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
     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事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书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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