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
http://www.newdu.com 2025/05/19 07:05:06 《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 刘春强 参加讨论
摘要：1930-1934年间，夏鼐治学方向经历三次转向，从社会学转到中国近代史，进而转向考古学。夏鼐治学转向既有时代背景，亦有家族文化、永嘉区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形塑了夏鼐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夏鼐早年治学思想，为其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是其整体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心路历程；治学风格；永嘉精神；历史哲学；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刘春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科研基金“青年夏鼐的学术思想转变研究”（321021902）。 夏鼐（1910-1985），浙江永嘉人，是新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目前学界对夏鼐考古学思想及贡献之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①]然而，对于夏鼐早年治学思想的研究稍显不足。[②]夏鼐早年治学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1930到1931年在燕京大学修读社会学时期，目标是“十字街头”式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1931到1934年在清华大学修读历史学时期，开始从“十字街头”进入“古塔”，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专业；1934年后决心出国留学，继续深造并顺利通过留学考试，开始了自己的考古生涯。[③]夏鼐早年治学领域经历的这三次转向，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夏鼐日记》《夏鼐文集》等为主要史料，通过梳理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揭示其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和基本学术趋向，并进而分析其学术风格形成的永嘉文化因素。 一、夏鼐早年治学的三次转向 夏鼐接受启蒙教育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后各种西方新思潮传入并澎湃发展时期，也是国民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在师友同学的影响下，夏鼐对政治逐渐发生兴趣[④]，初步树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受永嘉文化影响，夏鼐选择投考燕京大学社会系，希望通过研习社会学的途径走上“十字街头”，实现学术经世的社会理想。 夏鼐入燕京大学时，社会学系主任为许仕廉。1926年，许仕廉主持社会系时的指导方针，是要求学生广泛掌握社会学的基本知识，以便在研究社会学及社会事业时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故燕京大学社会系在课程设置上重视理论学习[⑤]。夏鼐修习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课程，广泛阅读了中外社会科学名著如河上肇《经济学大纲》、波格达纳夫《经济科学大纲》等。社会科学思想的学习和熏陶，在其《秦代官制考》一文中得以体现，他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模式赋予秦代官制以时代价值，他认为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制度史的研究，“可以推测到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⑥]。 在当时的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成为青年学子共同的思想趋势，其与实验主义方法是当时的两股思潮，甚至高过后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批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种独特现象。夏鼐认同《二十世纪》上刊发的《批评胡适》一文的思想方法，称赞该文“批评偏重于建设的方面，有精辟处”，其优点是“能够用经济的背景来解释先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又能指出哲学思想本身之辩证的发展”[⑦]。 夏鼐对自己的学术成长具有自觉意识，明了个人性情决定个人的学术兴趣。夏鼐选择燕大社会学系从事理论学习显然与其“性癖近于抽象的思考”之性格特点有关。[⑧]然而，夏鼐鉴于社会科学易流于虚浮的弊端，曾萌生改科的想法[⑨]。他认为，社会学系虽重视社会科学理论，但因带有“宗教的颜色眼镜”，而且还穿着“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有一种“虚浮不切实”的弊病[⑩]。尽管夏鼐最终选择转学，然而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习，为夏鼐后来重思想、重理论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基础。同时，燕京时期，钱穆等人扎实的史料考证工夫亦范导了夏鼐治学的实证风格。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呈现多元融合的趋势。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实证史学仍是史学界的主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推动了社会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与实证史学呈现双峰并峙的局面。夏鼐转学到清华历史系，既反映了他对自身学术取向的慎重和自觉，也是时代潮流发展的个体表现。 1931年，夏鼐通过考试成功转校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夏鼐看来，历史学科以史料为基础，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可以纠正社会学流于空言的弊端[11]。夏鼐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选择中国近代史作为研究方向。他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与当下中国关系最近，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源头，值得特别关注，用他的话说就是：“对于十字街头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12]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史来解剖和分析中国社会，显然与在燕京大学时受钱穆等人学术致用取向影响有关（详见后文）。当时清华历史系存在两种史学倾向：一是杨树达为代表的考证学派，二是蒋廷黻、雷海宗为代表的综合派[13]。夏鼐认为前者是“老派”，虽重视史料但缺乏系统性[14]，故夏鼐更认同于综合派并选择蒋廷黻为导师。 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夏鼐开始从事鸦片战争的研究，系统阅读中国近代史资料和著作。夏鼐先后完成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百年前的一幕外交冲突》等2篇有关鸦片战争的论文和《洋书辨伪》、《评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陈博文著中日外交史》等6篇书评。夏鼐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题的选择及其历史观念，基本秉承了蒋廷黻的现代化史观，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闭关政策与世界市场扩张之间的冲突结果[15]。 夏鼐从事近代外交史研究是在蒋廷黻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而夏鼐的毕业论文专注经济问题即“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一方面则可能得益于蒋廷黻的学术眼光。蒋廷黻的回忆道：“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我又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生兴趣。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16]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影响了夏鼐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革命思想的传播影响了夏鼐的研究选题。夏鼐除了正常课程学习之外，继续燕京时期的阅读习惯，对唯物史观类的书籍进行了广泛涉猎、系统阅读，如列宁《国家与革命》《反杜林传》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等。夏鼐还经常与好友王栻进行唯物唯心的辩论，并就马克思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推理演绎[17]。蒋廷黻和夏鼐师徒二人的学术兴趣充分彰显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力之大。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培养了夏鼐对中国经济史浓厚学术兴趣，他希望毕业后继续从事经济史研究[18]。 大学生活学习阶段，是青年思想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是人生事业的关键时期。1934年上半年，夏鼐面临毕业后的人生道路选择问题，为自己的未来出路作了诸多假设[19]，但出国留学是他的首要选择，希望通过留学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 然而，当年清华留学专业中并没有经济类专业，夏鼐最终选择了与历史学相关的考古学专业。虽然金榜提名，然而专业不能如愿，夏鼐为此非常纠结。“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20]夏鼐思想纠结的根源在于，从事考古违背了自己学术经世之初衷。他说：“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室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21]如果说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来关注社会变革，夏鼐找到了在“古塔”内学术研究的门径，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那么从“古塔”爬到“塔顶”，夏鼐对治学前景则感觉到迷茫，此时的夏鼐或许认为考古学难以施展经世致用之学术抱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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