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3)
http://www.newdu.com 2025/05/19 02:05:20 《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 刘春强 参加讨论
三、承续永嘉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学术报国为众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取向。夏鼐早年治学转向的心路历程充分彰显其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批判精神和新史学观。夏鼐早年的思想世界，亦饱含丰富的地域文化尤其永嘉文化因素，并以践行永嘉精神为一生之学术志向。 1.研究叶适思想，发掘永嘉文化资源 夏鼐的家乡温州瑞安人才辈出，叶适、孙衣言、陈黼宸等学人为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夏鼐富有乡谊情怀，搜集整理、研究瑞安名人尤其叶适思想成为其一生未能忘怀的事业。 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是永嘉学派思想集大成者。早在1930年，夏鼐尚在光华附中读书时，即注重搜集叶适资料，并写成了《论永嘉学派》一文，表彰永嘉精神的时代价值。考入燕京大学后，夏鼐开始搜集整理《叶水心年谱》，一直到建国前后，《叶水心年谱》材料搜集和写作基本完成，进入通稿阶段，并与友人张一纯约定共同完成[46]。叶适研究，伴随夏鼐一生治学，融入其生命历程和体悟。 因搜集、研究叶适资料，夏鼐对永嘉学派的学术源流尤为关注，并自觉弘扬永嘉精神。1930年代，夏鼐先后写作了《永嘉学派之哲学》、《二程的人生哲学》，探索永嘉学派的学术渊源和思想价值。闲时，夏鼐经常以“闲话”的形式写作有关乾嘉学派的随笔或考证，比如《永嘉四灵的诗》、《元南戏与永嘉的关系》、《<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47]并对家乡期刊《瓯风杂志》予以褒奖，对永嘉文化表示强烈认同：“身卧斗室羁幽燕，魂绕乡关到温州。”[48] 夏鼐对永嘉精神的传承，既体现在研究叶适思想、发扬永嘉文化方面，更内化为其学术活动的指南。他说：“一个社会中具有善心的人已经稀少了；若这班人又只以洁身自好为止，不思轰轰烈烈地替社会干一番事业，这种社会便难进步了。我以为就社会的实际利益而言，永嘉学派的学说含有不刊的真理。”[49]同时，夏鼐对永嘉精神的传承，亦是20世纪30年代青年学人的文化使命，即以科学的精神复兴传统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永嘉文化，他说：“我不知道这些（儒家）礼仪只是前一时代的生活的残余，在前一时代中是合于生活的需要的，因之也是合于当时的人情。到了后一时代，已经完全失去社会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上找不到根据，只好推之于不可捉摸的天理。”因此，夏鼐继承传统，却“不要那些曾产生过‘吃人的礼教’的儒家伦理”[50]。 2.传承经世致用之传统 理学在南宋时期迅速发展，影响广泛而深刻。理学家逐渐暴露出空谈性理、轻务实之学的弊病，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面对南宋王朝的危机，浙东学者尤其是永嘉学者以批判的精神针砭时弊、力排理学空疏腐朽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作为一种传统儒家政治思想，永嘉学派的经世价值，受到近代学人的重视。夏鼐认为，“宋儒中永嘉学派，是另有一种动人的地方。虽然没有那班谈性谈心的玄妙，然自有令人爽快的径直处。斩断了一切牵丝扳藤的玄虚迂阔的见解，径直以为除开‘实用’外别无所谓‘道’，这是何等精辟的言论。”[51]永嘉学派经世价值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为批判精神，并受到后学的继承[52]。夏鼐在批评学人学术、学术书评中形成的独立批判精神，继承了这一永嘉精神。 夏鼐对于永嘉学派经世价值的认识，影响着他治学方向甚至修习课程的选择。夏鼐修习了钱穆、张尔田、陈寅恪等学人的诸多课程，并在与学人的交流中探寻自己的治学领域如制度史、经济史等。在与近代学人的交流总灰姑娘，夏鼐对钱穆印象最为深刻。1930年秋，钱穆在顾颉刚的介绍下进入燕京大学授课，其治学精神为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实现致用之价值。夏鼐修习了钱穆的国文、战国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夏鼐日记》详细记录了钱穆讲授学术传承尤其是颜李学派、浙东学术、今文经学等考试科目[53]。受钱穆学术思想启发，在“战国秦汉史”课程笔记基础上，撰写了《秦代官制考》和《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两文。这两篇文章彰显了夏鼐与钱穆学术思想的相通，夏鼐将历史当殷鉴看待，前文表露了夏鼐对制度革新的兴趣，他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利用以适应环境的工具，政治制度便是此中的一种，时代变了，需要变了，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也不得不随之而改变。”[54]后文则显示他对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视，并批判了孟子的井田说、钱穆代表的“修正派的井田制”、以及胡适的“井田沿革说”等观点，提出了建设性观点[55]。该文得到钱穆的肯定，认为“按语”观点“大体尚佳”[56]。 夏鼐此时的读书、治学兴趣影响了他的专业、职业选择，他最终选择清华历史系，并以经济史作为自己的治史方向。他以“十字街头”表达自己的经世初心，早年以从事中国近代史作为经世之门径，以学术研究洞察社会，为变革现实提供历史的借鉴。虽然夏鼐最终以考古学为自己最后学术方向，但仍为忘怀史学经世的情怀。譬如西北考古时期，友人嘱其为文《汉代用兵西北之供养问题》，供国民政府加强西北边防之借鉴[57]。闲居家乡时，则应友人之邀撰写《抗战时期温州经济情况》，备浙江经济部门之参考[58]。 3.研习新史学 浙东学术的价值在于经世致用，而重心则在史学，近代永嘉学人宋恕言：“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59]浙东史学向重史观，具有朴素唯物论特色。叶适言：“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叶适《习学记言》）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反复论证“道不离器 , 犹影不离形” 、“道因器而显 ,不因人而名” 、“道寓于器” 以及“即器而言道”。近代以来，“道”经历了“道出于一”到“道出于二”的转型[60]，西学的传入是重要推动因素。浙东史学在近代形成了第二和第三次高峰，其中第三次为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碰撞之际，永嘉学人兼容并蓄，推动了浙东学术的现代转型，代表人物为温州宋恕、陈黼宸、孙诒让等。[61]这一代温州籍知识分子在文化路线上超越国粹派和西化派，融会中西，以科学的方法延续永嘉精神。表彰乡哲，复兴永嘉文化，亦是夏鼐学术生命之素愿[62]。 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入革命时代，各类“主义”盛行，社会科学理论广泛传播，为永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夏鼐言：“（中国思想运动）目下虽觉稍有停滞，好像波澜不兴，水面静谧；但我以为并不是已‘海不扬波’了；却是在准备着更雄壮的排山倒海而来的怒潮惊涛，为着这未来的运动之准备。”[63]以科学方法复兴永嘉史学，清末民初夏鼐之乡谊陈黼宸等已有尝试[64]，而唯物史观等社会科学方法广泛传播则提供了永嘉史学转型的新机遇。 夏鼐治史重理论，强调历史哲学的贯通，融合了传统经学义理因素和现代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方法。浙东学术重视辨证道与器、义与利的关系，具有了朴素唯物论特点。夏鼐解释说，“虚悬的道义，可以离开功利，而真正的道义，决不能离开功利。而永嘉学派的特点便在此处。”[65]夏鼐对永嘉学派“道义”精神的把握，从其个人性癖重哲学，到早年从学重“义理”的倾向中可见一斑。燕京时期，从选修张尔田的“史学概论”课程，认同张尔田所撰《史微》着重义理的思想，并以《史微》立言完成了自己的期末论文，论证了驳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六经皆史论、古史辩平议、今古学抉征、中国史统表等史学观点[66]。夏鼐对“重义理”治学路径的认同，还表现在他对以康有为未代表的今文经学派批判精神的赞赏[67]，认同康有为挑战权威、改革政治，实现传统经学经世的思想。为了弄清今文经学的发展，夏鼐系统研读了皮锡瑞的《今文经学》[68]，到欣赏康有为代表今文经学的批判精神，再到系统研读皮锡瑞的《今文经学》[69]。今文经学所强调的以义理为治学基础、以经学经世为价值取向，深深吸引了夏鼐并影响了其早年治学思想。 北平求学时期，夏鼐切身感受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学术氛围，对张尔田“讲义法”“遭藐视”的处境表示同情。在夏鼐看来，传统治学之“义理”“义法”所蕴含的儒家“道统”观必须经历一次科学的洗礼，才能真正彰显其其经世致用之价值。首先，史学研究一定要有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才能有现代意义。进入20世纪30年代，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是不可阻挡的新趋势。求学时期，夏鼐大量阅读社会科学著作，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在他看来，考据仅是工具而已，如果作为目的，只能视为“浅薄”“无聊”，甚至从事整理国故运动的胡适也已然落伍了，胡适本人也成为新史学批判的对象。夏鼐之治学努力，反映了其运用社会科学工具开出史学新境界的理论自觉，体现了永嘉精神传承的时代特色。其次，以历史哲学贯通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治学方法，还是一种思想立场。夏鼐尤为重视唯物史观方法的运用，反映了他的思想立场。他认为，唯物史观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赋予了研究者以民众的视角看待社会改革乃至革命的标准，拓展了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视野。夏鼐本科毕业论以经济问题“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为选题，反映了其治学风格和民众立场[70]。同时，该文选题的目的重在为国民政府提供历史借鉴，国民政府的改革能否达到咸同间改革的目的，夏鼐对国民政府的民众立场和制度保障没有信心[71]。夏鼐甚至认为国民政府的官僚具有封建色彩，已经是“社会前进障碍物”[7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永嘉文化孕育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和学人。夏鼐自觉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以社会史的视角关注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发展，是对传统永嘉文化的时代性传承。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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