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边疆民族记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论纲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9:11:05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王文光 江也川 参加讨论
摘 要：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书写的传统,因此二十四史中对边疆民族历史的记述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最基本的文献。从司马迁《史记》开始的民族历史记述,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通过对二十四史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且由此梳理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过程,呈现出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不断加深的认识与认同发展过程。 关键词：二十四史; 民族史记述; 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文光,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18ZDA185); 值得强调的是,二十四史中的每一部正史都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撰写成的,都带有特定的历史印记,但是在记述“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恐怕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生生不息发展至今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既是中原各王朝对于边疆民族认识了解不断变化和升华的一个过程,也是边疆各民族对于内地的观感认识的不断提升,二者之间相互融合、不断促进的整体性发展进程。历史记述与历史观感的变化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一、汉晋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建构 汉朝的建立使多民族中国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大一统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建设最突出的就是开创了正史的撰述,而且在正史中还专门有民族历史的文本书写,完整的记述“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记述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谱系;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多个民族政权存在,但是关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本书写却更加丰富,使我们看到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华夷共祖”民族思想的实践,看到了民族融合恢宏的历史画卷。 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是在西汉和东汉时期完成的。从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出现于秦汉时期,但由于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没有可能进行全局性、整体性的历史文本书写,但是汉朝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王朝国家加强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而且还不断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郡县制,将边疆民族纳入了大一统国家体系之中,成为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下,《史记》《汉书》的出现就是一种历史必然。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六个民族列传,按照方位记述多民族大一统汉朝的民族历史,如果再把记述汉族历史的列传综合起来,应该就是最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述。班固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较,《汉书》的民族列传由《史记》的6篇归并为3篇,具体的变化是保留了《匈奴传》,把《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在《史记·大宛列传》的基础上新增了《西域传》,虽然在篇章上有变化,但是比《史记》增加了诸多内容,所以仍然可以认为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书写的发展。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汉书》把《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合为一传是有特殊含义的。因为汉武帝时期已经在西南夷分布区、东越和南越地区、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设置了郡县,班固把司马迁《史记》的《大宛列传》改为《西域传》也是因为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被汉朝击败,汉朝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正式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一个政区,所以必须要有历史文本的书写,于是有了《西域传》。 《汉书》民族列传书写的变化,是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实质上反映的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汉武帝在边疆设置了众多的郡县,基本情况如下:在北方,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对北方边境的攻击,收复了今内蒙古黄河以南之地,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在西部方向,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打败了进入河西走廊的匈奴,设置了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为汉宣帝在神爵二年(前60)设置西域都护府奠定了基础;在东部和东南方向,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在消灭了南越国之后,设置了儋耳郡、珠崖郡、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在西南,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牂牁郡、越巂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设置了益州郡;在东北方向,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了乐浪郡、临屯郡、真番郡、玄菟郡。上述诸郡的设置,为历史学家从政治上、法理上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提供了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文本书写就具有了国家意义,表达的是国家意志。如果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统一多民族中国民族历史的文本书写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学理基础。因为,汉武帝在边疆地区设置行政区,使这些地区在政治与法律上成为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疆域。 从研究“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史记》《汉书》都有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全景式的历史记述,例如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就可以看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及其周边“四夷”已经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雏形,夏族、商族、周族分别建立了大一统的夏商周3个王朝,而且这3个王朝的疆域内已经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夏商周王朝以其强大的文化和政治向心力,开展了与“四夷”的交往、交流甚至是交融,民族关系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夷”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诗经·小雅·北山》才会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如果从现代政治学理论来看,这是从疆域和人民的角度一方面肯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华夷一体”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司马迁的《史记》是按照方位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历史书写的,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彊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5这是对北方草原各民族历史的记述,因为在北方草原以匈奴的发展最快,政治力量最为强大,所以叫作《匈奴列传》;司马迁又针对今华南地区的民族说“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籓,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华南地区的南越政治首领是华夏族,但是南越的民众是百越系统的民族群体;又记述东南地区的民族,东南地区的民族虽然也是百越系统的民族群体,但是已经与汉朝建立了紧密的政治联系,即“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关于朝鲜半岛北部的民族群体,司马迁说:“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籓,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在距离汉朝政治中心比较遥远的西南夷地区,司马迁也给予了关注,强调了西南夷地区的民族与汉朝的政治联系,即“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而对还没有完全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西部地区,司马迁记述的重点是文化交流,写下了《大宛列传》,即“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所有这些民族列传的书写都是在大一统国家建设的视角下展开的,除了《大宛列传》中相关民族之外,上述民族列传提到的民族都是大一统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相关的民族为了大一统国家的发展,承担着维护大一统的历史重任,例如南越赵佗“能集杨越以保南籓,纳贡职。”东越之人是在“吴之叛逆,瓯人斩濞”的情况下,“葆守封禺为臣”。朝鲜半岛的王满“以集真籓,葆塞为外臣”。西南夷的“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这些记述说明:“边区蛮夷民族实际上肩负起了为中央大一统政权保守一方之土的重任。在司马迁的眼里,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登台亮相的,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华夏民族。”6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史记》的相关民族列传中对边疆民族历史的书写传统,是把中国各民族视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对此白寿彝说:“《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现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7 《史记》和《汉书》中表现出来的“华夷”共同创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史学思想和关于中国民族历史的撰述范式从此被后世继承,成为了多民族中国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基本范式,进而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因此二十四史中基本都有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述,反复强调各个朝代的民族都是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也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创作者,都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的陈寿写了《三国志》,南朝刘宋范晔写了《后汉书》,北齐魏收写了《魏书》,梁朝沈约写了《宋书》,梁朝萧子显写了《南齐书》等正史,这五部正史关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书写,是对《史记》《汉书》关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本书写的继承。 从对“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本书写的角度来看,由于陈寿的《三国志》是把曹魏政权作为王朝正统,所以仅仅在《三国志·魏书》中写了《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三国志》中《蜀书》和《吴书》没有民族列传并不能说明蜀国境内和吴国境内没有少数民族,这样的历史文本书写传统主要来自《史记》,司马迁认为凡是与正统王朝交往的民族群体才为之立传,由于蜀国和吴国都不是“正统”,因此蜀国和吴国境内的民族就不被立传。虽然在《三国志》的《蜀书》和《吴书》中没有民族列传,可是在一些人物传记中仍然可以看到丰富的少数民族历史记述,例如《蜀书》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述、《吴书》中关于东南沿海地区“山越”的记述,等等。 《后汉书》中关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书写最为丰富,有《乌丸鲜卑列传》《南匈奴列传》《西域传》《西羌传》《南蛮西南夷列传》《东夷列传》等,与《史记》《汉书》相比较,新增《西羌传》和《南蛮传》,这反映了多民族中国国家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书写当中的变化,特别是把《匈奴列传》改为《南匈奴列传》反映的是匈奴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分化与融合,对于完整认识匈奴的发展历史意义重大。《后汉书》对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述是在大一统观念之下进行的,包含着“华夷一体”的认知,例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说“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寇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8则东夷虽然作为东北边疆民族,但是其文化中却保存着诸多的华夏文化,所以蛮夷的称呼,在范晔看来实际上就等于诸侯公、侯、伯、子、男的称呼,这是“华夷一体”的认识,是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实践。 北齐魏收写的《魏书》既是一部北魏史,同时也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为《魏书》不但记述了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历史,还同时还记述了北魏辖境内各民族的发展历史。由于北魏疆域的主要部分在黄河流域,西接西域,东临渤海,所以魏收的《魏书》主要记载北魏和东魏史事,内容侧重于西域、北方和东北民族。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诸多珍贵历史文献大量毁灭,所以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角度来看,《魏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魏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史的记载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鲜卑贵族的“华夷共祖”思想。在《魏书·序纪》中魏收特别强调了鲜卑与汉族的关系,认为鲜卑与汉族都是黄帝的后裔: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9 在这段文字中,魏收强调了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有“天下”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裔,不同的是分布区有差异,即“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第二,与鲜卑直接相关联的是昌意之子,而昌意又是黄帝的儿子,《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10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与《魏书·序纪》的记载来看,鲜卑拓跋部已经很好地将自己与黄帝联系在一起了,因为黄帝虽然有二十五个儿子,但是“得姓者仅十四人”,鲜卑的始祖昌意不但是这十四人中的一个,而且还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是黄帝的嫡系子孙。这些思想都为鲜卑拓跋部政权争夺正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研究值得关注。 梁朝沈约写的《宋书》有《鲜卑吐谷浑列传》《夷蛮列传》《氐胡列传》《索虏列传》等四个民族列传,《宋书》第一次增加了吐谷浑、氐胡的历史书写,值得注意的是沈约站在汉族的文化立场,把北方民族称为“索虏”,这样的变化反映了相关的民族思想和与王朝相关的正统观念。在《宋书》中汉族以外的民族列传还有《索虏传》(含芮芮传、槃槃传、赵昌传、粟特传)、《鲜卑吐谷浑传》。萧子显写的《南齐书》有《魏虏列传》《蛮东南夷传》《芮芮河南氐羌列传》,其中很明显也具有王朝正统观念,这些记述对我们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同样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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