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杂居区灾害文化研究基于民国以来河南灾民的群体记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22 《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 张喜顺 方清云 参加讨论
摘 要：河南是中国56个民族成分齐全的散杂居民族大省， 也是民国以来天灾人祸高发地区。 长期的严重灾荒使河南人民遭受了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磨难， 形成一种特殊的群体记忆， 体现出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 从“流民潮” 到 “民工潮”； 从饥不择食到健康饮食追求； 从消极心理、 安全感缺失到积极心理的转变； 从人人自保到团结互助； 从区域恐慌到更大范围蔓延； 从祈求神灵保佑到渴望政府救灾等六个方面。 文章通过基于民国时期河南灾民群体记忆形成的文化现象研究， 充分汲取历史上灾害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对于我们不断延续中华文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有所裨益的。 关键词： 散杂居； 河南灾民； 灾民意识； 群体记忆； 文化现象 [作者］ 张喜顺， 河南汝南人， 平顶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散杂居专委会特约研究员， 研究方向： 近现代社会史； 方清云， 女， 湖北黄陂人， 民族学博士， 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关系。 河南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 全 省有回、 蒙古、 满、 土家、 壮、朝鲜等55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未建立民族自治地方 的省份中居第一位。从分布面积看, 少数民族10万人以上的省辖市有4个 （郑州、 南阳、 周口、 商 丘）， 少数民族万人以上的县 （市、 区） 有50个， 千人以上的乡（镇、 办） 有395个。 全省有郑州管城回族区、 开封顺河回族区、 洛阳瀍河回族区等3 个城市民族区和21个回族乡。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早已经融合成一个休戚与共的文化群体。 同时， 河南也是民国以来天灾人祸高发地区。 据夏明方在《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 一书中的研究， 民国时期河南的自然灾害在1912-1948年的37 年间， 总共有1773县次，除了1912年和1916 年2 年间现有资料没有统计外，其余35年， 年均 51县次， 全省共110县， 每年有近一半的县受灾， 应该说受灾面比较大， 灾害十分严重。 再加上民国时期的河南战乱不断， 匪患盛行， 社会环境持续动荡，广大的河南各族人民流离失所， 民不聊生，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 因此，民国时期生活在河南的各民族群众都 是“灾民”， 都有一种“灾民意识”。 在这种“灾民意识”的作用下， 在应对灾荒中积淀了一些代代相传的群体记忆， 群体记忆又在生活中形成了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 一、 关于“灾民意识”再认识 “灾民意识”的概念是曾经亲身经历唐山大地震的社会学学者王子平等三位学者在《地震社会学初探》 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1]。 据其研究， 所谓“灾民意识”， 就是灾害发生后灾区人民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 它是受害者基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在灾害打击之下毁坏、 损伤和紊乱状态在灾民心理、 思想上的反映， 并对灾民的行为发生支配作用。 从地域上看， 它是受灾区域内人们思想意识状态的变化，其影响范围受到域地和人群规模的限制； 从时限上看， 这种变化因灾害的发生而引起， 也会随灾害的消除而消失， 因而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它“不会引起（人的意识）整体的历史 性变迁， 从而也不会造成社会生存方式的根本变 化”。 对于这种观点， 夏明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地震灾害并不是危 及中华民族的最主要的灾害； 而且除了地震之外， 其他各种灾害几乎都具有强烈的原地重演性， 其 中大多数持续的时间和影响范围也比地震灾害来 得长， 来得大， 并且随着历史的推演，其复发周期更是愈来愈短， 其范围也愈来愈广， 并在其不 断扩张强化的过程中与其他灾害交织重叠， 引发 强烈的共震效应、 连锁效应和群发效应。”并进一 步提出“尽管某种灾害发生于一时一地， 但也会 通过语言形式广泛扩散， 成为灾区以外更大群体 的共同经验。”［2](P123）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夏明方在 研究民国时期灾害与人口素质方面分析了灾民意 识的几个表现： 一是意志消沉、 情绪低落、甚至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和勇气； 二是灾区人民 “亲和力”的增强。 关于这种灾后表现出的相互帮助， 相互亲和 的积极心理现象， 王子平称之为“灾时共产主义大家庭”［3]。 郭红霄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积极心理 的存在， 他在《1963年海河水灾的灾害社会心理 研究一一一以邢台专区为例》 一文中专辟一章讨论 灾后出现的积极心理现象。 认为“在严重的灾害 条件下，灾民对此次水灾表现出适应、相互亲和的积极心理反映，是灾时社会心理的另一显著特征”[4] 因此， 我们认为所谓“灾民意识”不但包括消极心理， 也包括积极心理， 概括起来为：“灾民意识”就是灾害发生后灾区人民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 并进而上升为具有长期持续影响力的特 殊思想观念。 这种思想观念会改变人们固有的生 活和思维方式， 共同构成人们的群体记忆。 二、民国以来河南灾民群体记忆形成的文化 现象 （一） 从“流民潮” 到“民工潮” 何为“流民”？ 池子华先生的研究较为深入， 他认为所谓“流民”， 其涵义或者说来源有四个方面： 一是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 二是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 三是四出求乞的农民； 四是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力而（盲目） 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 尽管他们有的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5]。 我们从池子华对 “流民” 的定义中， 发现一个问题， 他把“流民” 局限于农民范围， 也即是“流动的农民”。 在中国传统社会， 因自然灾害与战争的破坏打击的不仅仅是农民， 城镇居民也受影响。 1938年花园口决口后， 黄河水一泻千里， 淹了豫皖苏三省44县， 被淹的这些地方的幸存农民流离失所， 成为“流民”， 一些受淹的城镇居民也迫于天灾与战乱迁往他处。 如在黄河泛滥期间的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的周口市扶沟县，由于“官兵在市面上横征暴敛， 敲诈勒索， 商人经营入不敷出。 致使外地商人陆续迁回原籍， 不少迁往许昌、 漯河、 汉口一带。 县城原有烟厂十多家迁到五女店、 许昌的就占九家。 本地店铺纷纷关闭， 整个县市百业萧条， 市面冷落”。直到1947年， 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与黄水作斗争， 组织堵复花园口，“外逃难民陆续返乡，开荒种地， 外迁商号亦先后迁回县城， 使萧 条八年之久的扶沟商业又逐渐恢复”[6]。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战乱中比比皆是， 难道这些离开家乡的城镇居民不算“流民”？ 因此， 关于“流民”的定义， 笔者以为那些在本地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导致无法生存下去而被迫迁徙他处的人或为追求更好生活而主动离开原住地的人就是“流民”。 这样定义即包含了农民的流动， 又把城镇居民涵盖在内。 同时又包括两层含义在里面： 一是被迫流动的人， 二是主动流动的人。 灾害发生之后， 伴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与身 心遭受折磨的幸存者， 其精神也会受到打击， 在 被迫迁徙他处的同时， 进而产生“灾民意识”， 这种意识在灾民的头脑里逐渐潜移默化， 形成灾民的群体记忆， 并内化为习惯性的活动， 同时通过言传身教于身边及下一代人身上， 以至于在以后的生活中， 不管有没有遇到灾害， 都会重复曾经在灾荒年才会有的行动。 如民国时期的河南扶沟县， 在1938年黄河泛滥之前， 汴岗乡唐庄一带村庄因“土质情薄， 百姓世代贫穷。 群众为了活命， 每年逢到农事闲暇，就得外出讨饭糊口，到农忙时再赶回家乡料理庄稼。 他们常常结伴外出， 三五成群， 云游四方。 世世代代行乞度曰， 积习为常， 已经成了当地农民的第二职业”[7]。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发现，如果说群众为了活命到外地讨饭度曰是被迫的行为， 但是到后来发展成为世世代代如此， 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和第二职业， 这就属于“灾民意识”在起作用。 所以， 当灾荒发生后， 灾民产生的“灾民意识”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正确引导， 就会形成一种人们行为上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 集中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受灾群众的被动流动性上，造成历朝历代的“流民潮”，尤其是受灾最为严重的河南更是如此。 在 这种情况下， 如果执政者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就会引发灾民的起义和暴乱，导致朝代的更迭。 因此， 不管是灾害刚发生之后的被迫流动还 是主动式的习惯性流动， 应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 社会“流民潮”的两条主线。 这两条主线随着新 中国的成立至今， 慢慢地演变成了一条主线，那 就是由被动地为生存而流动变为主动地为了更好 的生活而流动， 这就是我们说的“民工潮”。 河南作为人口大省， 每年向外输出的民工是十分可观的， 农村已经呈现“空心化”。这些“民工”中极少数的可能是临时受灾区域的灾民； 有一部分是受“灾民意识” 影响的下一代； 但绝大多数是非灾区人民为追求更好生活而主动流动。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民工潮”出现的主要原因。 （二） 从饥不择食到健康饮食追求 河南灾民在灾难面前， 出于求生的本能， 首 先考虑的是生存下来， “灾民意识”表现在河南 灾民对“灾民食品”的饥不择食上。 所谓灾民食 品， 就是那些在正常年景一般不会食用， 只有在 灾难发生后， 人们迫于生存的需要而临时取其充 饥以延续生命的“食物”。 新中国成立之前， 由于频繁的天灾人祸， 让身历灾荒的人们切身体会到了灾民食品的重要性。  1942-1943 年， 河南发生了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 干旱。 这次灾难波及范围更广， 对当地民众的打 击更大。 在“灾民意识”的影响之下， 灾民食品 登上历史舞台， 现摘录列为下表： 上表中所列的灾民食品绝大多数是河南当地 民众在非灾年一般不会食用的“食品”， 主要以树叶、 树皮、 农作物秸轩、 农作物种子皮、 野菜等为主。 从这些“食品”食后的现象来看， 绝大多数对身体有害， 但是在那个战乱与饥荒的年代， 国民政府忙于战事， 救灾不力， 造成河南灾民不得己选择这些灾民食品， 至于吃完后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己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先填饱肚子活着。 这些所谓的“食品”虽然能够使灾民暂时地苟延残喘， 有的能幸运活下来， 有的却在挺过灾荒年后， 仍然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据记载， 曾经从光绪三年 （1877年） 大灾荒中幸存下来的河南老人说：“吃草根树皮的人， 即使能熬过这个年景， 接住好年景是仍要病死的”［8］。 对于在灾时食用过这些食品而幸存下来的人， 就会把灾时产生的记忆及做法传承下去。 中国有 著名的“八大菜系”，而豫菜是“八大菜系” 之母， 每一道菜系种类都很繁多。 有的学者把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烹饪术归因于“营养不良、 旱灾和饥荒”， 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这些现象迫使饥饿的中国人“审慎地使用每一种食用的蔬菜和虫 子以及动物的内脏”［9］。 夏明方认为“正是这种草根树皮文化， 才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美食文化永不枯竭的源泉”［2］(P124）。 新中国成立以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的稳定， 国内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中国人民的收入增加了， 生活改善了，河南灾民的日子也好过了，“结束了糠菜半年粮， 秋后去逃荒的苦难日子， 盼来了世世代代向往的吃饱穿暖的幸福生活”［10］。 但是， 人们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后， 大鱼大肉见多了， 吃腻了， 就想起来了曾经在灾荒年吃过的野菜等食品， 当然没经历过灾荒的年轻人是靠老一辈的言传身教得知。 这就是群体记忆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然吃的野菜也是经过几代人食用后对身体没有害处的食品， 一些食用后表现性平、能消化、对身体无害的食物， 譬如芝麻叶、 地菜、 甜树叶、 茅草根等。 这 些都成了绿色食品， 所以现在河南很多城市生活 的各族人民中， 经常有人开车到郊外挖野菜吃， 到山区景点农家乐吃农家菜。河南各地市场上菜 农卖的野菜也很畅销， 这就是讲求食物营养的搭 配和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也是对灾荒年食品的一种特殊回忆。 （三) 从消极心理、 安全感缺失到积极心理的 转变 灾民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消极心理的出 现， 主要表现在“意志消沉， 情绪低落、 甚至丧 失继续生存的信心和勇气 ”［2］(P125）。 这种消极心理的例子在历史上比较多， 如有的河南灾民“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 或者“全家睡到炕上不起， 等饿死在炕上”， 或者“自己掘坑， 等着 死了有地方安息”［11］。 当然， 在灾荒面前选择自杀的毕竟还是少数， 出于人的求生本能驱使， 绝大多数人从灾区迁移出去， 成为“流民”。 这些逃出去的河南灾民有的成功地在新的地方生存下来， 有的在逃荒时就饿死路途， 有的沦为乞丐。 在民国时期的动乱年代， 他们是社会的“弃儿”， 自生自灭。 还有部分灾民不甘于被饿死做了土匪，“黄泛区自民国以来就土匪盛行， 虽然他们大多是生活所逼才挺而走险， 但在长期的打砸抢掠中丧失了基本的做人标准”［12］。国民政府的物资救济 微不足道， 精神救济更是无从谈起， 河南灾民的这种“灾民意识”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与缓解。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原文化对中 国其他地区的辐射和影响是比较深远的。中国人 的很多风俗习惯、言行举止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 响。 当然，中原文化当中也包含了河南的灾害文化。 河南灾民因历史上尤其是民国时期遭受了太 多天灾人祸的打击，为了生存，大量的灾民跨越 省际逃荒到全国各地， 饱含着河南灾民的“灾民意识”，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与当地文化融合起来。 当然， 随着河南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不 断提高，河南人的勤劳、 善良、 淳朴、 节俭等优良品格将日益彰显，体现在河南人身上的消极心 理和不安全感也将日益消除， 而表现为更多的积 极心理。 （四） 从人人自保到团结互助 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战乱， 出于求生的本能， 人人都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于是会想方 设法自保， 甚至不惜做出危及社会及他人利益的 事情。 尤其是灾害暴发最严重的时候， 如果社会 缺乏政府的有力救助和控制时， 人的行为就会失 范， 出现对某种生存必需品的抢购甚至偷盗、抢 劫。 1920 年河南旱灾， “饥民相聚抢粮 凡稍有贮 蓄之家， 均被瓜分， 粮坊囤户， 搜括无余。 日前， 张凤台赴任至安阳、 新乡各站， 亲见饥民千万成群在各车站粮坊抢米。 附近各县知事来站迎谒无法禁止， 张对之亦唏嘘再三而已。 盖若辈为饥饿所迫， 不持寸铁， 纯为求活起见， 虽长官亦莫能如何也。 因各处抢粮之风盛行， 米商相率裹足， 益觉困难”［13］。 这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灾荒极其严重的1943年春季， 冀鲁豫区各地出现了多起公粮 遭到敌伪偷盗、 抢掠及存粮村或民户窃换捣鬼等事件[14](P171 。 但是当灾难稍有缓解，灾区人民发现只有互 相帮助才能渡过难关时也会团结一心共同应对灾 难。据蔡勤禹的研究“由于社会公共保障制度的空缺，一家有难，亲友、 邻里互助之俗在民国农 村仍然风行。在北方， 农人感于气候寒冷， 欲置皮袄而又感能力不及， 乃组织皮袍会解决。 其办 法系由各会员每年出资若干， 会中购买皮袄一件或数件， 分配会员穿用， 件数逐年增加直至各个 会员均有皮袄为止， 该会才会解散。 ……像这种互助组织， 还有多种。 如属于金融类的各种钱会， 属于生产类的青苗会、 鱼会、 制糖会、 坝堰会， 属于消费类的月饼会、 油糖会、 葬亲会， 属于保险类的福寿会、 白带子会， 属于防卫类的联庄会、 守牛会等等， 不一而足” ［15］。 同时， 团结互助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政府的积极作为， 如正面的宣传、 积极的救助以及整合全社会的力量 共同应对灾难。 1942-1943年的中原大灾荒救助中，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的救灾 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苏维埃政权有了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时， 根据地各阶层都对赈灾救荒给予了高度重视， 不仅党和政府对救灾倍加关注， 普通群众和贤明士绅也积极参与到救灾行动中， 逐渐形成了全社会人力物力的总动员， 全社会在救灾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合力” ［14］(P256）。 1949年， 河南西华县为了解决 对大面积黄泛区土地的开垦， 提出了“自愿结合， 团结互助， 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的口号， 群众情绪更加高涨， 互助组破天荒地组织起来了， 一下子发展到3660个， 克服了缺乏牲畜和农具的困难， 到1950年荒地基本开完［16］。 史料中体现河南灾民各民族团结一心， 共同 战胜困难的也有记载。 如1938年花园口决口形成 的河南周口黄泛区， 因地势低洼， 黄河在这个地区泛滥比较严重， 形成了大量的低洼沼泽地、 盐碱地和沙丘， 这些因土壤贫痛而导致个体农户无法耕种， 国家于1950年在周口市的扶沟县、 西华县成 立了黄泛区农场。 在黄泛区农场的建设中， “回、 汉两族人民相互尊重， 友爱团结， 在生产建设中同心同德， 为振兴农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7］。 这种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战胜灾难的事例成为河南灾 民群体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 从区域恐慌到更大范围蔓延 某个区域灾害引起的恐慌往往会蔓延至更大 的范围， 引起连锁反应。 尤其是在灾害初期， 据 已有研究“恐慌心理在灾难突降初期是最为严重 的”［18］。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不断， 灾害种类繁多， 暴发于某一个地域的灾荒在初期主要是受灾区域 民众的恐慌占主流并逐渐蔓延至更大的范围。1938 年花园口决口后， 河南受灾比较严重的20个县的灾民先逃亡灾区附近， 进而逃到全国各地。 据李海山在《西华县的“十年”黄水》一文中提道： “十年黄水， 使西华人民背井离乡， 妻离子散，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 当时全县流离失所他 乡的灾民256000人。 最远的逃到云、 贵、川和湖、 广、 山、 陕西。 逃近处的河北、 山西和本省的南阳、 信阳、 洛阳、 新乡等地， 依靠当长工、 打短工、 讨饭、 卖艺、 推车、 挑担， 以及做小生意， 小买卖、 小作坊等各种形式谋生”。 ［19］水旱天灾之外， 人祸也会导致人们的区域恐慌。 民国时期， 河南土匪盛行， 老百姓俗语说的“水旱蝗汤”中的汤就是指土匪。 这些土匪到处抢掠， 河南普通百姓见到或听说土匪来了就十分恐慌。 “那时的 农民一见扛枪的， 甚至一看见穿军装的人就逃难”［20］。 或有谁无端吆喝一声， 就会引起一场惊 慌， 一人跑引起多人跑， 一家跑引起几家跑以致全村、 全街跑， 哭爹叫娘， 倾巢涌出。 人们经常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状态“，夜晚不敢听狗叫” ［21］。 民国时期的河南除了常见的水旱灾害和匪患， 还有瘟疫危害也很大， 恐慌心理波及范围更广。 民国十三年， 信阳城北龙井镇发生霍乱， 商贩回 避， 死亡数百人， 镇民逃亡一空； 民国十八年夏， 霍乱大流行， 临颍县患病人数达17万多， 仅王岗乡善庄滕村， 8天就死去69口， 岗张村死亡300多人， 人死后无人敢埋［22］；民国十一年秋冬， 孟津县大疫流行， 患者亲友不敢登门探视。 《重修信阳县志》记载： “民国七年戊午九月， 瘟疫流行， 病者十之八九， 死者十之二三， 凡孕妇皆流产， 无幸免者， 以致殆者无仆人， 购棺葬者无处雇工， 往往用薄帘收殆， 人人自危， 情况至惨。” ［23］民国 二十七年， 临汝县霍乱流行， 死亡甚多， 灭门绝户者屡闻不鲜，群众惊恐万状［24］。 （六） 从祈求神灵保佑到渴望政府救灾 灾荒发生后， 灾民在无助的情况下会祈求神 灵的保佑。 灾荒年祈求神灵帮助在中国历史上极 为常见， 这也是人们对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而无 力应对时的一种无奈的行为。 发生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 “早在1941年夏天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时， 中原河南的干旱就成了定局， 当时洛阳农村的许多老太太甚至不顾敌机轰炸的危险， 纷纷赶到城里、 庙里烧香， 祈求老天保佑” ［8］ (P20）。 1943 年的河南扶沟县发生了蝗灾， 由于科学文化落后， 对蝗虫既无药物灭治， 人又不敢扑打， 当地灾民只能面对蝗灾， 叫苦不迭。 有一部分灾民认为蝗虫是神虫， 庄稼被吃后， 以为是神惩罚人的。 因此， 庙内、 村头、 路口、 院内皆有跪地烧香祈祷求饶者。 他们口喊蚂蚌爷， 您高抬贵手吧， 不要给小民一样， 可怜可怜小民吧， 给俺留点吃的吧。 很多老大娘到关帝庙、 土地庙烧香时祈祷说： “老关爷显显灵， 将蚂蚌赶走吧， 小民给您 叩头哩， 土地爷， 您是一方之主， 显显灵救救这 一方人吧。”尽管祈天求地， 蝗虫仍愈吃愈烈， 直至寸草皆无方去［25］(P107）。 在灾荒年祈求神灵帮助在 其他省份也有出现。 “近代安徽农民遇到水旱灾 害时祭祀水神， 发生且灾时祭祀虫神， 即使正常 年份也要祭祀土谷神以保佑农业丰收。” ［26］ 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 中央设内务 部， 省设民政厅， 内务部民治司和卫生局兼管社 会救济事务， 其中， 民政局负责抚恤、 移民及慈 善团体的管理等事宜；卫生局负责预防和治疗传 染病和地方病等事宜。 北洋政府时期设立的赈务 处这一临时救灾救济机构被国民政府继承， 1928 年赈务处重新设立， 直隶于国民政府， 主管各灾 区赈济及慈善事宜。 虽然救济机构设立了， 但在 灾荒面前， 国民政府很多时候没有实施救济。 1943 年的扶沟县蝗灾严重， 广大农民颗粒无收， 但“当时的政府， 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 不仅 对蝗灾不闻不问， 回赋丝毫不诚， 反而还不断向 农民加派壮丁捐、 河务款、 驻军费以及筑堤、 修 路、 挖沟等差役， 经济负担不断加重”［25］(P108）。 有 的虽然有一些救济， 但事实上的救济却杯水车薪， 问题重重， 让河南灾民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 1943 年2月2日， 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王云五所写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 对河南的受灾实情 给予深切的同情， 呼吁社会多多关注之， 同时尖锐地指责重庆“隔江犹唱后庭花”， 许多人花天酒地、 醉生梦死， 以及政府救灾及限价抬价失当。 结果， 竟被勒令停刊三日。 临时河南省省会洛阳的《行都日报》对该文予以转载， 也因此被停刊三日。 迟钝、 冷漠， 再一次把为国牺牲的黄泛区置于尴尬和悲苦的境地， 进而使得许多救助救济 活动和措施显得非常的官僚化、 肤浅化。 1942年河南大旱后， 百姓急需食品， 而当局迟迟才运来的只是法币。 在当时的情况下， 难民们即使拿到钱， 也未必买得到果腹的粮食［27］。 “人民流落，哀鸿遍野， 救济苍白无力”［28］。 抗日战争胜利后， 受尽战乱与灾荒折磨的广大灾民， 本想着国民政府会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但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 却让人民群众的希望再次破灭。 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盼中央， 望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想老蒋， 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 正是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由渴望到失望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灾荒时的救灾措施却十分有效， 深得民心。 为应对1942-1943年的灾荒， 中国共产党于1942年11月， 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各级救灾委员会， 其性质属于党政军民的联合权力机关， 成员涵盖各县有名望的人士。 而基层村是最基本的组织， 村救灾委员会通常由村长、生产主任、 民政主任、 1至2名团体代表人、 慈善人士等构成。 村民组织成互助小组， 互助小组不能解决的提到村救灾委员会， 村救灾委员会不能解决的提到村代表会解决［29］。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抗日民主政府在救灾的过程中， 挽救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 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存权利， 改善了灾民的生活”[14]（P243）。 三、 河南灾民群体记忆的主要特点 （一） 差异性 灾难的发生一般是分区域的，灾区内外是有 差异性的， 灾区人的灾民意识主要表现为消极的 方面多一些。 而灾区之外的人，主要表现为积极 的一面。 比如， 在灾难来临甚至之后的一段时期， 灾区人民的精神与心理创伤是存在的， 灾区之外 的人却会表现出愿意帮助灾民的极大的 “亲 和 力”， 这就是处于灾难之中与之外的截然相反的心 理反应与精神状态，正是这种差异性，让河南人民在面临灾难时往往能够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的 战胜一个又一个灾难。 （二） 传承性 传承性主要指灾民的群体记忆会在自己的亲人、 朋友等的言传身教中传承下来， 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人。 当然， 传承下来的既有消极的因素， 更多的是积极的因素， 比如河南人勤劳、 淳朴、 善良、节俭等良好品质。 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 有丰年也有歉年， 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 农民只能 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 由此形成农民日 常生活的节俭理性”［30］。 其实这种节俭理性也正是河南灾民群体记忆传承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 （三） 转化性 当生存条件得到改善后， 消极的群体记忆会 转化为积极的群体记忆， 比如国家的统一、 社会 的稳定、 经济的繁荣、 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等。 河南灾民从“流民潮”到“民工潮”； 从饥不择食到健康饮食追求； 从消极心理、 安全感缺失到积极心理的转变； 从人人自保到团结互助； 从区域恐慌到更大范围蔓延就是这种转化性的具体表现。 （四） 可控性 灾民群体记忆产生后， 其消极面的危害性程 度虽然不同， 但也都是可控的。 河南灾民习惯性 的流动的治理， 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户籍制度、 土 地改革， 大力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等措施， 既留 住了部分“流民”， 又使一部分人转化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有效解决了流民问题， 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至于灾荒时灾民出现的恐慌心理， 政府通过正面宣传和积极的全方位救灾也能使其得到很好的控制。 四、 结语 从河南灾民群体记忆形成的文化表现中，我 们知道饥不择食、消极心理、安全感缺失、 行为 失范、恐慌心理、祈求神灵保佑等几个方面属于 消极的因素。 解决这些消极因素， 可以从这几个 方面解决：大力发展河南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让河南人民没有后顾 之忧；加强法治建设和执法工作力度，遏制一些 人的行为失范；在物质救灾的同时加大精神救灾 工作力度，减轻人的消极和恐慌心理；优先发展教育， 提高河南人民的文化素质，减少封建迷信行为。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河南作为具有56个民族成分齐全的散杂居大省， 各民族灾民在灾害打击下的群体记忆是一致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民国以来河南灾民群体记忆中出现的消极文化现象基本消除。 自2019年12月份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社会上出现一些恐慌心理、 行为失范、 谣言四起等消极的“灾民意识”因素。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通过多方发力， 精准施策， 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中华民族再次展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众志成城、 团结一心战胜灾难的优良品质， 使疫情得到有效遏制， 体现了我国制度的优越性， 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最终一定会像历史上战胜一切天灾人祸一样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全面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的胜利。 参考文献： [1］ 王子平， 陈非比， 王绍玉.地震社会学初探[M］.北 京： 地震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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