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融合与文化一体化——以西南古驿道区域民间故事为研究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0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何茂莉 参加讨论
摘要：历史上多民族聚居的西南驿道区域，提供了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空间，民间故事作为媒介物得以在各民族间活态流动着，成为联结民族情感、道德传统、生活习尚的载体，文章研究各民族之间民间叙事交流的习惯和路径，将民间故事作为历史记忆并追问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讨论探索其对于各民族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意义，总结民间故事表达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包含的民族文化集体认同与国家观念，展示西南地区多民族互嵌和融的良好生态。 关键词：文化一体化；古驿道；民间故事；多民族和谐 作者简介：何茂莉，1968年生，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一体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的建构，运用民间故事建立身份认同成为普通人群的潜在逻辑。故事、传说与历史文献不是二元对立的，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民间故事以独特的视角解释我们的世界，反映民间生活面相，蕴含人生体认、天地大道。其多样性的表达形式和相互交融的内容，是民间生活中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真实反映。不应将民间故事与历史文献二元对立起来，要将它们看成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社会如何记忆》一书认为历史记忆研究个人或集体对于过去的记忆，其概念本身、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的关系等都是比较复杂的。但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还需具体的文化传播路径与文化传承方式。在中华民族形成一个自在实体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从秦汉到明清，犹如毛细血管一般的古驿道，将古代交通不便的华南、西南等地，与中原地区连接凝聚为一体。古驿道上的政令传达、人口流动、货物流通与文化传播等各种形式的“你来我去、你去我来”，将中华民族凝聚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在实体。连接中原、华南与西南等地的古驿道研究，近期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历史上多民族聚居的西南湘黔滇驿道走廊地区贵州段区域（以下简称“贵州古驿道地区”）多山、交通不便，“庄蹻入滇道”成为有史记载的西南与中原的首开道路连接，随后各朝代中，中央王朝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对贵州进行过时断时续、时强时弱的开发。特别明朝以后，大规模汉族移民进入贵州，包括军人、商人、工匠、罪犯甚至是元朝降兵，最初是以军屯为主，但大量人口的涌入造成军事力量超过地区原有承受能力。据记载“国初置卫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以军记之约三百一十余万……”可见这一区域因大量人群互动而产生的相互影响等复杂情形对于地区结构造成的冲击。近期对贵州古驿道建设的研究，相关学者依据如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明嘉靖《贵州通志》、明万历《贵州通志》、明天启《滇志》、清道光《遵义府志》、清道光《大定府志》等古代方志，以及依靠明清时期郭子章编纂的《黔记》、张萱编纂的《西园闻见録》等见闻著述，梳理了贵州古驿道的相关文献记载。但相关的文献资料，主要是记载了贵州古驿道的驿站设置状况与道路连接状况，对于贵州古驿道带动的人口流动、货物流通与文化传播，相关文献记载较为匮乏。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相应的研究困难。 “边疆之地，民夷杂处”， “云贵四川等处，俱系边疆，殊为紧要”，也出现过“奸苗倡言‘逐客民、复故地’，而群寨争杀百户响应”这类的利益冲突与人群对立，值得探究历史上被视为民夷杂居及居边疆远离中心的西南贵州是如何维系着今天多民族和融的状态，并将自己与中心连为一体的。 笔者在对贵州古驿道地区长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故事、传说与历史文献不是二元对立的，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这一区域因独特的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因素，形成了民间故事的“富矿”区。民间故事以独特的视角解释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反映了民间的生活面相、民众的创造和智慧，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承载着民族情感、道德传统、凝聚力与亲和力。其中蕴含的人生体认、天地大道，十分耐人寻味，并通过各民族的口头传承与文字传承，成为了各民族薪火相传的文脉。讲故事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忆述历史、分享文化，“影响相对更为广泛的如历史传说、英雄事迹、苦难遭遇等无形之‘场’。这种多元的记忆之‘场’，还会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形成，会促使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国家之间因分享共同的记忆而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更可贵的是自明清以来随着古驿道人群传播的民间故事至今还在被鲜活地讲述着，提醒着我们的历史记忆与当今图像。 笔者在对贵州古驿道沿线区域长期的田野调查中还发现，在古驿道连接的民间故事“富矿”区，不仅蕴含着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创造，同时在多姿多彩的文化创造中，还广泛存在着各民族“你来我去、你去我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互动、文化交流以及凝聚融合。连接湘黔滇的古驿道的线性文化传播，由此建构出了西南地区多民族互动交融的文化走廊与文化空间。本文研究古驿道连接的贵州区域内各民族的民间故事，以散落在明清以来各种文献中的记载为依托，主要以近20年来田野调查中搜集的活态故事为蓝本，首先研究各民族的叙事习惯与叙述内容，以此呈现古驿道沿线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面貌和民众生活状况。鉴于民间故事在古驿道走廊民族交融、文化互通中的自觉及不可替代作用，也基于民间故事异文本往往在多地同时被讲述，起源地的探究在当今也造成了各地纷争不休的局面，不利于“和融”，着力于研究故事在地域中的横向流动历史及其传播、借鉴及民间价值，不更多讨论故事的起源、流变这一时间序列。 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古驿道带动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情感、道德等心灵相通与精神凝聚，在当今贵州古驿道区域各民族的民间故事中依然极具活态，这既是文化一体化历史进程里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共有的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成为了“文化差异”概念下“边疆”稳定、发展研究中需要高度关注的珍贵文化遗产。 二、观念何以传播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字传播有着很大的局限，口头传承交流被广泛采用，民间故事无疑充任着见证社会时事，忆述文化的角色，在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生活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民间故事给人们呈示由差异化的“文化板块”交汇的图景，可以复原和重现中华民族历史的民族民间社会生态，提供多元文化交融互渗的整合过程。民间故事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集体想象、心理状态和情绪情感，印证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同时也是观照多民族关系和理解多元文化的切入点。“中国历史上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疆域。”以一个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大通道空间为例，用历史上湘黔滇驿道贵州境内路段沿线流传的民间故事为文化背景，探究各民族生存环境与民族性格，以这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再发现差异化文化资源，实现多民族文化不断生长和繁荣中的文化认同，建构起新时期文化命运共同体，走向以“文化自觉”为内在价值的文化多彩与民族和谐模式，进而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有效借鉴。 （一）民间故事本土化的过程即是参与当地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 “世居西南边疆的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虽在逐步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始终对西南边疆产生着广泛影响，且具有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属性。”民间故事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是人们集体创作的文化财富，是以当时社会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基础为根据反映整个社会的现状和人们真实生活的缩影。源于同一文本的故事在古驿道走廊跨民族传递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开放式状态，不断融入当地的风俗习惯、信仰禁忌、伦理观念等深层民族文化，衍生出了众多本土化故事文本。在民间故事本土化的过程中，故事的接受民族也具有选择性，能够对传播过来的外族故事从主题、语言和角色等方面进行本民族艺术智慧与思想情感的改造，从而变成了自己民族的故事，延续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故事传统。 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故事在贵州多地流传版本的主题都是“爱情忠贞”，基本可以判断其传播时间为明朝以后： 战国末年：睡虎地云梦秦简《日书》记载牵牛织女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某日不吉，不适合婚配。说明战国末年只是流传在楚地汉水流域，还没有传播到其他地区。主题是婚姻悲剧故事，结果是或弃或死；被作为婚姻不幸的象征。 齐梁时期：殷芸的《小说》故事，讲述牛郎织女荒废劳作，耽于情爱，因此被要求一年相会一度。 唐代：《灵怪集》中《郭翰》一篇，刻画了一位堕落、腐化的织女形象。 明朝万历：借牛女故事来劝诫世人勤于劳作，姻缘天定的观念。 明末：《槐荫记》中表现牛郎织女爱情的情节逐渐成为故事的中心。 贵州各地的“牛郎织女”前置情节大致相同，基本是“牛郎被迫分家出来后与一头有灵性的黄牛生活在一起—发现织女—黄牛建议去偷织女的衣服”，而贵州苗族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拿走衣服之后，情节改变为两人以苗族生活气息很浓的唱山歌的方式来沟通： 晴空万里要有云彩作配才如画， 地里的庄稼要有雨水滋润才茁壮， 生活中要有情才诗情浓郁， 妹啊，你把最宝贵的礼品献给了谁？ 以互唱情歌的的方式表达婚配的意愿，显然是贵州一些民族“游方”、“浪冒浪哨”等习俗的体现。人类表达男女爱情的方式丰富多样，根据各自风俗习惯，同一个“牛郎织女”故事出现了明显的地域风情。在贵州各少数民族文化中展现出的现象是，故事的主体情节大致没变，说明各民族对于故事表达的价值观认同，不同之处体现在细节上，比如求爱方式、离去原因等等，其中浸润了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状况、民风民情、好恶善恶等等，这种本土化改造不仅与自身文化发生着有趣的互动，也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民间故事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变并不是对故事文本进行简单地移植，而是讲述的人们在充分把握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进行的改造和创作，“以口耳相传、相互交叉的方式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流动，通过这样一种故事的讲述和传播，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补充。”这个过程就是参与该民族该地区文化建构的过程。可以在民间故事的研究中由小到大地探寻民族的文化发展，还可以从他者的视角出发，反过来观察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动向、精神脉络走向和审美旨趣倾向。多层面的深层互动推动了故事的本土化，同时深厚的本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也促使人们形成相似的文化传统和一致的民族认同感。“在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视野中，将他们在历史变迁潮流中涌现出的丰富生动的经验与情感讲述出来”，去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去承担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从而促进了贵州各民族间文化的互动互嵌共生。 （二）民间故事传播的口语化与蕴含道理的简单直白是其生命活力的保障 文化传播与接受者之间存在“视野融合”的问题。我们看到，许多民间故事不论是本地原创抑或是流传而来，其生根发芽或落地生根的缘由，不外乎是其传达的价值观与人们的期待视野相重叠。同时，民间故事往往具备两个条件，即口语化的传播方式和蕴含道理的简单直白，使得“讲故事”不仅人人可为，还传授生活经验、伦理道德、生活技能和天地智慧，“民间故事成为了广大民众记录民族历史，传播生存技巧、生活文化、劳动知识，并对日常生活做出道德评判的有力途径”。因此，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民众对于讲故事与听故事的热情持续不衰。 “世俗化、口语化与大众化是一脉相承的。”民众口中的故事大多带有非常直白的口语化特点，这一特点使得故事更容易在民众中口耳相传。我们发现地方志、民间故事集中记载的故事并非是流传于民众口中所讲述的故事一样的版本，例如《黄果树瀑布的故事》中记载的《银杏树的传说》中出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作品的内容，按照常理来说普通民众大都不知道这些作品。所以，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故事是经过自觉的口语化改造的表述。而且他们讲述故事是通过交谈的方式进行的，自然而亲切。民间故事口语化的特点不仅加速了其传播的速度，也使得民众更加直接地理解其内涵。 古往今来，民间故事不仅记录和反映了社会民众的美好愿望、思想观念、对历史的评价、对生活的态度、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而且成为了广大民众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民间故事也是人们内心深处率真自发、忠于自我的一种载体形式。 （三）“讲述者—听众”身份的重合与互换是民间故事鲜活传播的基础 正是由于讲述者的存在以及“讲述者－听众”两重合一的身份，同时讲述者又会因为个体身份的不同和讲述情景的变化对故事进行再造，民间故事作为口传文艺才能保有其生命力和新鲜度一代代流传至今。“民间文学的听众，他们对于作品的批评议论，却直接影响着讲述人的即兴创作，讲述者在受到听众强烈意愿驱使，在他即兴创作时就已融进了听众的意向，融进了听众的意见和建议，有时还会对听众难以接受的内容立即作出调整，使之适应听众的接受。” 民间故事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反映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是民众集体创作的文化财富。它是以当时社会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基础为根基而产生，是整个社会的现状与民众真实生活的缩影，植根于整个社会的制度和信仰之中，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伦理标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自民间故事产生以来，就充当了民众抒发自我情感、自娱自慰的主要工具。人们把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体现在民间故事里，也把现实生活的艰险不易融汇到故事中。 故事影射贵州古驿道走廊民众的现实生活，在故事流传与演变的过程中，民众心理因素的变化往往通过故事情节的变化而体现，透过这种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贵州古驿道走廊民众所传播和接受故事的心理，透视在这种心理机制的影响下，讲述者和接受者是怎样随机互换且产生共鸣的。贵州古驿道走廊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是与人们真实的生活惊人地相似，故事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缩影，透过故事，也可以真实地反映一个时期内人们真实的生活状况。2013年1月在镇宁县镇关镇高荡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有一位喜欢给村民们讲故事的70多岁的尹奶奶，对民间故事中的内容完全信以为真，常常真诚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愿望掺和进去。例如她讲的《老虎报恩》故事就特别强调和加入了“老虎问王老头想要什么回报，王老头便说想要给自己的小儿子娶个儿媳妇，老虎居然给他背来了一个漂亮媳妇”这样的情节，而现实中年龄不小的儿子至今未婚配令她很焦虑。她一直生活中在这个山村，所以她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高荡村及附近，主人公大都以务农为主，相近主题的故事情节构成也大体相似，一般是“主人公贫穷—忍受悲苦许久—出现奇迹—命运翻转”。这样的讲述习惯显然把生活、阅历、愿望、期待等等融汇在故事内外了。 我们认为民间故事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其真实再现了古驿道走廊人们生活中常见之物、节日、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的面貌，更多地融入了人们的信仰、伦理观、善恶观和认同的价值观等，推动着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交融互渗和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并不断推动贵州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民族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