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3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李金飞 参加讨论
“一统无外之盛”：续修、重修《大清一统志》 续修《大清一统志》并未专设修史机构，而是由方略馆兼修。方略馆专为纂修方略而设，“方略”为清代新创体例，专记军事及战功，“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皆由馆承办”。康熙二十一年（1682），编纂《平定三逆方略》时始设，为临时机构，书成馆撤。直至乾隆十四年（1749）编纂《平定金川方略》时，成为常设机构。方略馆位于隆宗门外、武英殿以北，自雍正七年（1729）设立军机处后，方略馆成为军机处的下属机构，主要人员由军机处官员担任。方略以外，也负责其他史书的编纂，“方略、纪略之外，遇有奉旨特交纂辑之书，亦率在馆人员敬谨办理”。乾隆二十九年（1764），兼纂《大清一统志》，但并未从军机处选拔人员，而是另设总纂、纂修、分校官、供事等职，从内阁、翰林院、六部等多个部门选取人员负责，此次编纂未设总裁，其专业性不如一统志馆。至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书成，历时二十年，共撰424卷。 此次续修，主要是因初修过后国家的诸多边疆统一战争需重新记载，以示新的疆域范围。乾隆中期统一新疆，中国疆域达到极盛，“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对此，乾隆皇帝颇为自豪：“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拔达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奉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续修一统志以昭示疆域“一统无外之盛”为宗旨，继续塑造中国疆域广阔的空间观念。 需特别注意的是，乾隆皇帝所言“以次抚定”的左右哈萨克，仅是作为清朝的外藩朝贡国，并非纳入中国疆域领土内，虽左右哈萨克首领曾先后奏请内附清朝，但并未得到允准。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哈萨克左部首领阿布赉奏请归附中国：“自臣祖额什木汗、吉尔汗以来，从未得通中国声教。今祇奉大皇帝谕旨，加恩边末部落。臣暨臣属，靡不欢忭，感慕皇仁。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中国大皇帝睿鉴”。乾隆帝予以拒绝：“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次年，哈萨克右部首领图里拜也奏请归附，“伏念臣者，久思内附，远处边末，与左部阿布赉各长一方，为准噶尔阻绝，未由自通。近闻左部输服，被恩优渥。恭惟天使惠来，祇领宸训，得均隶臣仆。诚欢诚忭，谨遣臣子弟卓兰等入觐，瞻仰天颜，如天覆育之，圣人在上，臣愿竭衰驽奋勉自効，永无二心”。乾隆皇帝亦未同意，其态度非常明确，对于中国固有领土，坚决维护统一，绝不允许叛乱势力乃至外国的干涉，但对不属我国之疆域，寸土不取。故续修《大清一统志》仅是将哈萨克列入外藩属国内。 清朝统一新疆后，通过设立将军、都统及驻扎大臣实行了有效管理，使西北地区成为中国疆域版图牢牢不可分割的领土。续修《大清一统志》也正是对清极盛时疆域的记载，其修改部分主要集中在西北新疆地区，从“统部”来看，改初修“外藩蒙古统部”为“新藩蒙古统部”，增添“西域新疆统部”，以重点记载新疆的统一，示疆域空间之广。 除昭示疆域统一之外，续修一统志也记载疆域的沿革变化，为统治者提供最新信息，“自纂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纪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续修一统志将初修“江南统部”划分为“江苏统部”和“安徽统部”，是对国家区域行政改革的确认，以便统治者有效管理，深化巩固统治。人物记载除继续宣扬地方名人，崇尚教化外，也重视政绩显著的官员，“前升任大学士总督黄廷桂、尹继善，巡抚陈宏谋，总督吴达善，皆能整躬率属，实心行政，着有成劳，是以所居民颂，所去民思。应请将此四臣入祀陕西名宦祠，其政迹咨送大清一统志馆，以备采录”，是为在注重统一人心之时，也加强内向凝聚，向国家靠拢，以实现统“内外”之心为一心。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由国史馆兼办。国史馆设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缘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特开“三朝国史馆”，四十五年（1706），书成闭馆。乾隆元年（1736），复开国史馆，修五朝国史本纪，十四年（1749），书成馆闭，尚是特设史馆。直至乾隆三十年（1765），开国史馆重修国史列传，方成为常设机构。嘉庆十六年（1811），国史馆负责编纂《大清一统志》，“凡嘉庆十六年以前建置沿革及职官户口人物一切裁改各事宜，令于半年内全行送馆，俟各衙门各直省交全后，限二年将全书纂校刊刻”。馆内设有提调、总纂、纂修、收掌、翻译、誊录、收掌、供事等职，国史馆隶属于翰林院，馆员主要以内阁、翰林院人员为主。道光二十二年（1842），书成560卷，历时三十一年。 此次重修，因中国疆域版图最终底定，需把各地区的建置沿革、职官、户口、人物等一切裁改事宜划一记载，以实现疆域的最后划定，进一步深化已经形成的疆域一统观念，“外域内缅甸、越南、巴勒布、廓尔喀等处提顺锡封；又如台湾蛤仔烂归入版图，亦皆属事之大者；至如各直省添设文武官职，以及郡县厅营裁置，归并城池学校，增设迁移，或地名与今不符，或事实与前互异，若不添补改葺完善，碍难请旨须行”。从重修一统志的“统部”来看，其最大变化是把西北、北部地区分为“新疆统部”、“乌里雅苏台统部”和“蒙古统部”。至此，“三北”中的整个西北、北部地区完全纳入“大一统”疆域版图之中。 而作为“三北”中的东北是清帝祖先的发祥地，向来备受统治者尊崇。初修一统志以京师为首，直隶统部居次，其后为盛京卷和兴京卷，然后是盛京统部，盛京统部下有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从编纂顺序上显示出东北疆域的突出地位，且在书写方式上盛京、兴京与京师均高出直隶统部一字，此为追溯清朝统治从兴京、盛京到北京的延续，进而证明清政权的合法性。乾隆续修，将“兴京”首字书写高度变成与“直隶统部”持平，独显盛京的尊崇地位，这与乾隆帝构建清朝开国历史记忆有关。嘉庆重修，为实现“疆域”划一，将盛京、兴京不再单独成卷，统一划归到盛京统部之下，但是盛京、兴京依旧比其他地区高出一字。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把整个清以前“夷”所居的“三北”载入到“大一统”国家疆域范围内，此乃中国传统疆域观的彻底变革。 重修一统志于道光朝完成，与嘉庆朝开始编纂时的国家局势已迥然不同，清廷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整个国家形势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道光帝再也没有其父展示“大一统”之盛的心态，明确表示《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并非炫耀国家富有，“非务为繁富，以侈示后嗣也。我祖宗以仁义中正治天下，凡所损益，如权衡之于轻重，度量之于长短大小，即一州郡之升降，一官职之分合，一臣一民之予夺彰瘅，无非本单心之宥密，垂为律度，布为官礼除繁存质，扶条就干，始获成书，实阙略是虞，而何繁富之有”。而是深知其祖宗创业艰难，守住这份基业更难，因此，最后是以“守成”的心态完成一统志的编纂，“深知守成之难，不殊于创始，愿与内外百执事，勉固封守而阜兆民。继自今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这也是宣扬疆域一统之盛的嘉庆帝始料未及的。 晚清“大一统”的重建：《一统新志》的议修 鸦片战争后，中国“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西学思潮冲击了儒家思想主导的“大一统”文化。内外交困的局面致使清朝统治者对“大一统”失去信心，如何重新确立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困扰着清统治集团，“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权贵集团仍然是清朝统治者，依旧是‘天下’的主人，尽管‘大一统’的现实早已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重修《大清一统志》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治朝，清廷取得对太平军、捻军战争胜利后，列强暂时放松侵华，清廷开展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进入了所谓“同光中兴”时期。同治六年（1867），清廷下旨准备续修一统志，“同治丁卯岁，京师将续修一统志，上谕通敕各直省督抚臣，广征所属郡邑新旧志书，增修省志，贡之于朝，以备采择”，但并未付诸行动。 光绪朝清廷为重构“大一统”，借重修《大清会典图》之机，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地理普查，这是清统治者试图重新掌握全国疆域，衡量统治能力，重构“大一统”信心的一次测验，“实际的疆域面积更能说明其承继的来源与政治力量的宣示”。会典图编纂借用西方新式仪器和方法，以省为单位，下至各县，进行全面准确的测绘，“省图但著所属府、直隶州、厅、州、县及名山大川、驻官、关隘、城镇。府、直隶州厅图，惟著所属州县分司及巨山经流、大村雄镇。州县图则群峦支港、大小村堡，都宜详绘”。光绪一朝，朝廷主要集中于会典图的测绘，并未进行一统志的编纂，“惟艰以版章之广袤，南北八九千里，东西万余里，而欲处处如法测之，非数百万之帑金，数百人之才力，数十年之工程不可”。但此次舆图测绘也为全国各省通志的编纂进而为再修一统志奠定了基础。 宣统二年（1910）三月，民政部奏请设立国志馆负责修《一统新志》，以了解各地政情，为治理地方，巩固国家统治提供借鉴，“方舆一职，实为庶政之枢纽。盖全国之险要扼塞，有所弗悉，则兵事无由策划，物产、土宜有所弗辨，则实业无由振兴。至若道路之夷险要、民生之贫富，其于交通财赋尤有密切之关系。推之海权、国界，为言外交者之所注重，更无论矣”。与此同时，晚清以来，随着与西方的接轨，国家出现诸多新现象，而已修一统志未包括在内，故需重编载入，“中外交通以来，天下形势为之一变，昔时所称完备之书，今日实鲜经世之用，不特矿产、铁道、航路、电线为从前志乘所未有，即疆界、政俗亦因时而变迁。方今朝廷百度维新，若无详瞻典重之编，以纪其盛，则庶司百僚于因各损益，茫无考索，行政阻碍，良非浅鲜”。而此次重修《一统新志》也是清统治者以“昭列圣疆理天下之隆规”的心态，试图重构疆域“大一统”观。为编纂此书，在资料调取上，囊括前代和当代，具有时间上的承继性；合中央、地方，官修、私撰为一体，具有空间上的延伸性。以借此机会凝聚全国力量，重新确立统治地位。但未及实施，清亡。 结语 清代《大清一统志》共三修，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是清统治者“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的重要政治文化实践活动，展示了清朝从大乱走向大治达到鼎盛，又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蕴含着中国疆域一统之盛的理念。这一理念，突破了以往“华夷之辨”对地域、文化、民族关系的隔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大一统”思想即：合“内外”华夷为一家，即“天下一家”；合“内外”疆域为一国，即中国；合“内外”文化为一体，即中华民族文化；合“内外”之心为一心，即国家认同。此乃清朝对“大一统”理念发展的划时代突破，也是“中国”概念演变的重要例证。边疆地区真正被纳入到“中国”范围内，成为中国牢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的范围，这也是清代对“中国”观的重塑。探析清代疆域“大一统”观的变化，才能明确认识到清代“大一统”的理念与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清前期在“大一统”治国理念指导下的中国依旧是传统国家的延续与发展，绝非西方学者所谓的“殖民帝国”。 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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