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给全党和政坛带来强烈震动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强行起飞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林彪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给全党和政坛带来了强烈的震动。４天后，即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７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审查。这份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毛泽东看后，批示“照发”。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个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
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以５７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以６５号文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以６７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１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又以７７号文件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经毛泽东批示同意，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又相继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下发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事件的影响。
林彪事件之后的９月１５日，在北京西郊空军学院“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发现了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共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在“可能性”中写道：“九·二（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１０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在“必要性、必然性”中写道：“Ｂ－５２（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这个政变计划，记于一个拉链活页笔记本上，后由中央专案组收入《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中下发。
《纪要》下发后，为消除林彪事件影响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反而造成许多思想混乱。地方上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的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的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言论，要从这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毛泽东的一封信加重了人们的疑问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至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共３１２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写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这封信的全文如下（部分括号里内容为编者所加）：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即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５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介绍会议文件，说明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过程，对林彪等人进行批判。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说明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情况。他说：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天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武汉写的，我是７月１１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得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做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根据周恩来的解释，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个人知晓。《周恩来年谱》也有相关记载，可以肯定当年确有这么一封信，而且也给林彪看过，但是否和１９７２年发表的一样就不得而知了。《周恩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１日、１２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７月１４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５月１８日的讲话。１５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到会者学习了这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别到各组解释了这封信。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份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江青的解释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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