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之三：周恩来在这次会谈后答应帮助蒋介石当天离开西安
据蒋介石日记，会谈顺利结束后，“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属（同”嘱“）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可见，此时蒋介石一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而周恩来也答应了。周恩来答应后，事情马上有了改观。“约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准备后，即可行。”可见，杨虎城显然态度大为改变，蒋介石出城已无阻碍，并且蒋介石日记还指出，蒋介石临行前特召杨虎城前来训话。宋子文日记也证实了这些：宋子文“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宋子文还列举了多条具体理由，其中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这很值得注意，“不是同一天离开”，从日记上下文来看，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开走的计划。这很耐人寻味。如果周恩来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周恩来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并且有所赞同，而宋子文在这时提出异议，极力让周恩来说服杨虎城，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当天同走。最终，“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对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但是，由于日记本身带有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最终促成，蒋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虚构或美化。而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因此，这两份日记所披露的这些材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
对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在释放蒋介石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1.如何看待张学良所说的周恩来到西安后俨然成为了“谋主”？
1936年12月25日早晨，张学良在回答部下的劝阻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这说明张学良在12月25日上午还在设法说服杨虎城，而周恩来则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但材料中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是否同意当天就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本人后来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他捉住蒋介石后，电请周恩来到西安，而“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并且“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这也证实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而且周恩来既然是“谋主”，对于释放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张学良理应告诉周恩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