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手工艺社会：从“同乡同业”到“全域同业”的白族银器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37 《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孙九霞 李怡飞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同乡同业”中的业态流向一般为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主体也鲜见少数民族。西南边缘地区大理新华村白族的银器业在社会网络的支撑下，完成了“同乡同业—返乡创业—全域同业”闭环性的纵向演化，手艺人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与固着。旅游发展为“同乡同业”从异乡回归原乡提供了驱动力，而网络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全球化为“同乡同业”突破地域边界及边缘困境提供了重要条件。新华村的“全域同业”是人、乡、业融合性的乡村发展模式，是一种“乡村主导的本土现代性”，既实现了对核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等二元结构的背反，又走向了乡村振兴的自我实现，是反向“空心化”的新版本。 【关键词】同乡同业；全域同业；社会网络；本土现代性；新华村 【作者简介】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李怡飞，广东财经大学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15ZDB1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除进入各行各业打工外，农村人口在城市“异地创业”也越来越抱团或呈现地域性集聚。农民在城市创业往往呈现出“同乡同业”的特征，即来自同一地区（常常是一个县或乡镇）的人聚集在同一行业内开展经营活动。在重视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中国社会，“同乡同业”历来都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传统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众多典型的同乡同业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多元化的形式出现，既有某个大城市内的聚集，如北京的“浙江村”，深圳的“湖南村”等，也有各个城市中的散布，如“新化打印店”“兰州拉面”“沙县小吃”等。 以往对同乡同业现象的研究主要从社会流动、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等视角切入。社会流动视角主要探讨同乡同业对于个人和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推动了外来群体的阶层分化和向上流动，如王春光、王汉生、项飚等对浙江村的研究，唐灿等对河南村的分析，卢福营对浙江温岭“西瓜农”个案的探讨，等等。社会资本视角更关注同乡同业中的社会资本与关系运用，如张永祯围绕创业流程分析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创业决策到创业实施的各个阶段中的推进作用。社会网络视角则以社会网络如何在同乡同业中发挥作用以及流动群体的社会网络构建为主要研究问题，如谭同学认为新化人之所以在数码快印业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与市场的互嵌；郑莉在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时，认为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和聚居形态，始终受到原籍村社和家族关系的制约，而他们的生计模式和经营策略，也是尽可能利用同乡、同族、姻亲和师徒关系，建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商业网络；熊威则系统研究了化隆拉面馆从业人员在广州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吴重庆通过对福建孙村金银首饰加工业“同乡同业”的研究透视城乡关系，指出孙村的发展体现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以及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特征。这种反向运动成为乡村应对全球化的地方化实践，孙村的未来及流动的孙村人的归宿依然需要关注。 现有研究对象大多是从乡村外流到东部发达城市或海外的同乡职业群体，然而，关于同乡同业中的人口逆向流动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网络变迁较少涉及，社会网络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嵌入状态及是否参与全球化序列等也论述不足。在全球流动日益加速的新背景下，“同乡同业”作为一种乡村地区嵌入现代性的重要方式，是否存在新的演变形态或发展方向？如果存在，这种新的方式是如何产生并运作的？在新一轮的市场分工和新兴产业与技术扩散的影响下，乡村地区能否藉此实现现代化？在以往被忽视的西南边缘地区，大理新华村这个白族村能够给出一些答案。新华村先后经历了外出打银、旅游介入、产业激活的发展历程，同乡社会网络与现代市场网络逐渐发生了融合。与关注乡村劳动力外流中的同乡同业现象不同，本研究更关注乡村劳动力回流引发的同乡同业新形态。而白族人带着本民族传统工艺流动过程中，人、手艺、业与乡的网络动态关系及其结果如何？这类流动的手工艺社会，对于白族本民族以及他民族乃至世界的意义如何？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核心问题。 新华村位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城西北6公里的凤凰山脚下，地处大理和丽江之间，距离丽江机场12公里，交通条件便利。新华村委会下辖南邑村、北邑村和纲常河三个自然村，全村1228户，6141人，14个村民小组，98%以上为白族。作为鹤庆银器加工的发源地和中心，新华村是云南著名的白族银匠村。2000年分别由文化部和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民俗文化村”（2010年挂牌），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该村所在的鹤庆县目前有8000多户从事银器锻制和加工，家庭从业人员达15000多人，年加工手工艺品1000多万件。为全面了解新华村银器加工业，我们分别于2016年8月和9月、2017年9月，三次进入新华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于2017年11月对新华村银匠流动外出集中地——拉萨夺底村的手工艺市场进行田野调查。下文将通过对新华村银器加工的同乡同业现象进行历时性分析，探讨其从同乡同业到返乡同业，再到全域同业三个阶段的社会网络变迁过程及驱动机制。 二、早期“同乡同业”：内生性关系网络主导的银器生产 早期新华村的手艺人以外出流动“打银”为主，呈现出异地同乡同业的特征，是基于亲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内生关系网络主导的银器生产过程。新华手艺人的生产方式逐渐从小炉匠式的流动的行商变为相对固定的坐商，呈现出内生性网络主导与外延性网络辅助的社会网络特征。 （一）从流动的行商到相对固定的坐商 鹤庆县的金属锻制技艺历史悠久。早在南诏国时期（公元738—902年），鹤庆就有手艺人开始走村串寨，挑着风箱、锤子、钳子等手艺工具，在西南地区加工首饰和修补锅碗等日用器具，有时也打制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具，他们被称为“走夷方”的“小炉匠”。在鹤庆，除新华村外，“打铁”的母屯村和“打铜”的秀邑村亦是有名的手艺人村。当地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挑起担子泪汪汪，为了生活走四方。走了四方难见面，千言万语痛断肠。好像那个花椒树上挂腊肉，挂心挂肝挂爹娘。”这形象地描述了鹤庆人祖祖辈辈“走夷方”的传统与记忆。在清末，新华村打铁技艺就已非常成熟。村里有名的铁匠段国海出生于清末民初，其父亲曾因打制长江上一座大桥的铁索，获清政府嘉奖黄马褂。村里老人说，新中国成立后这套黄马褂曾在鹤庆一中展出，村里很多人去看过。 在早期的技艺传播中，掌握了关键技术的匠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新华村匠人寸来吉最早开始打制银器。出生于1911年的寸来吉本是秀邑村人，后被新华村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抱养。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抓壮丁，因而参军，曾参与腾冲、松山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他因不愿跟随部队远调东北而逃至保山并跟当地人结婚。寸来吉岳父的兄弟是银匠，曾学过小炉匠手艺的寸来吉便跟着岳父的兄弟学做银器，后来又一起去泰国学习制银手艺。1947年前后，寸来吉独自回到南邑村并将银器制作技艺带回。由于村里的手艺人本就有铁器等金属加工经验，很快便跟着他学会了银器加工技艺。北邑村和纲常河的银器加工手艺则来自于丽江九河人彭仁忠。彭仁忠儿时家贫，12岁到保山，在当地银匠家中做杂活，偷学了手艺。十七八岁时他回到丽江九河，抗战时期带着妻小逃到鹤庆。他的大儿子、三儿子在辛屯镇入赘，四儿子和五儿子在北邑村入赘，从此将打银的手艺引入北邑村、纲常河、辛屯镇并传播开来，当地人称呼他“彭银匠”。后来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村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外出做小炉匠，但迫于生存压力，大部分青壮年会在农闲时候偷偷外出“挣点手艺钱”。为避免被抓，他们大多去往更偏远的西南边境地区。当时流传一句话“哪里山高往哪走”。这些偏远的地方受“破四旧”的影响不大，人们还保留着佩戴银饰的习惯，而且这些地方与外界接触较少，小炉匠们伪造的出行证明也不易被识破。早期，手艺人的生计活动受限，手艺传承靠师徒制，传播也并不广泛。 改革开放为手艺人的流动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同乡同业网络初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华村手艺人大量外出谋生，遍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当年轻一辈的手艺人成长起来后，他们开始不再满足于父辈们流动的“行商”方式。相比于往偏远的乡村跑，年轻手艺人倾向于在人流量大、市场需求大的地方定点加工银器。这样不仅收入高，而且不用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于是他们从“行商”逐渐转变为相对固定于一处的“坐商”。新华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母炳林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跟着小姑父做小炉匠，但时间久了逐渐发现，“这种满山跑找活路的方式完全没有效率，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路上，钱也没赚着什么，手艺也学不好。还不如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开个铺子好好做手艺，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手艺，还能赚更多。”于是，1988年春节前后，刚满20岁的母炳林约上了几个伙伴直奔四川甘孜州稻城县，在那里租下房子，开始长期经营银器生意。他在稻城不仅打开了市场，而且向当地藏族手艺人学习，银器加工技艺日益精湛，还学会了金器制作手艺。 （二）内生性网络主导与外延性网络辅助 新华村手艺人早期的同乡同业社会网络体现为由内生性网络主导，外延性网络作为辅助。对于新华手艺人来说，内生性网络是以血缘、帮辈、地缘为基础在原乡形成的固有社会网络。即便流动在外，技艺的习得和经营生意仍然要靠联系较频繁的亲戚、同乡等。本质而言，这是将既存的社会关系转化为迁移和开拓市场的工具。外延性网络是除了那些先赋性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形式，同时又不同于那些通过正式渠道建构的关系形式。新华手艺人的外延性社会网络资源主要包括客户资源、迁移至外地后认识的当地人，以及通过业缘关系结识的其他民族手艺人，这是在市场开拓中建立的新关系。在手艺人流动外出的早期阶段，进行迁移和市场开拓主要依靠内生性网络，外延性网络起到了辅助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外延性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 1. 内生性网络：亲属＋帮辈＋同乡 社会网络可以起到迁移链的作用，即社会网络能使迁移活动不断持续下去，从而自行扩大规模。对于大部分外出经商的新华手艺人来说，他们自身在流入地的资源相当有限，市场的开拓必须充分运用既有的内生性网络资源，主要包括亲属资源、帮辈资源、同乡资源等。 亲属资源一直是新华手艺人早期生产与经营银器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中国传统文化以“家”文化为核心，“家”的观念极其强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的“家”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和事业组织，关系最近、信任度最高的是建立在血缘、婚姻上的家庭关系。“家”的大小往往也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负担的，兄弟叔伯也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白族人虽然没有汉族地区的宗族观念，但有家族观念，三代以内的亲戚都是“自家人”。在“走夷方”的小炉匠时期，男人在外奔波赚钱，女人在家忙活农业、家务。发展至坐商阶段，则多是夫妻一起外出经营。在新华村至今还保留着“夫妻店”的模式，男人干火工、锤揲等重活，女人帮忙清洗银器，有的年轻女人还会錾刻、锤揲，并负责料理一日三餐。 然而，核心家庭的资源毕竟有限，因此利用“大家庭”的亲戚资源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在加工、销售等核心环节一般都会选择找亲戚帮忙或合作。外出做小炉匠时，新华手艺人一般与一个伙计（合作伙伴）或一两个徒弟同行，伙计、徒弟多为亲戚或朋友。转型成“坐商”后也常是亲戚间的合作。加工的产品要进行销售时需要考虑诸多事宜，例如产品质量是否可靠、买家能否及时结款等。因此，长期合作的往往都有亲戚关系。就制银技艺的习得而言，也是跟随父兄或亲戚学习。亲戚合伙还可以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大到节日聚会、资金周转，小至帮忙照看孩子等，为手艺人在外生存和适应提供了重要的内部支持。 其次，白族特有的帮辈资源也是新华手艺人重要的内生性网络资源。帮辈是白族基于年龄的社会组织，由同一自然村内年纪相差3岁以内的人员构成。新华村人自幼跟着父母参加各种帮辈活动，一般在上初中的时候开始组织自己的帮辈。男性帮辈形成后便伴随一生，女性则在结婚后转入丈夫所在的帮辈。外来入赘者既可加入其妻所在的帮辈，也可以加入与自己年龄相同的帮辈。在帮主组织下，帮辈成员在节假日“打拼伙”聚餐，集体参与村落祭祀等活动。帮辈组织有相对完备的管理制度，规定了成员的权利、义务，并且有内部的奖惩机制。帮辈规定：成员之间由结帮开始直至死亡都有互助互惠的义务，在彼此的婚庆、建房以及家庭成员的出生、丧葬等活动中都必须互相帮助。马腾嶽研究发现，鹤庆白族帮辈组织的社会功能包括：提供个人社会化教育环境；传递族群与村落的文化与价值；扶助贫弱与急难庇护；整合村落社会，维持和谐；生计合作与交换资源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华村内人口日渐增多，有的帮辈再按村民小组进行分组，形成帮辈组织下的次组织。 与亲属资源不同，帮辈之间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其在生意上很少直接往来，更多的是外围合作，分享市场信息和进行产品技术上的交流。新华手艺人表示，最新的产品样式、技术动向大多通过村内的帮辈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新媒体出现之后，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帮辈微信群，由此能最快地获取村里的最新消息。此外，通过朋友圈发布的产品图片也让彼此及时了解到新兴的产品样式和技术。帮辈还为手艺人外出提供了辅助的信息来源，通过帮辈可以了解市场情况、寻找经营铺面等。在加工、销售的一般环节，帮辈成员可以互相合作，但涉及介绍客户、接订单等这些生意核心环节，帮辈间往往不会直接帮忙。因此，与家庭和亲戚网络相比，帮辈的网络虽然没有前者紧密，但是在多方面提供了辅助作用。 除却亲属和帮辈，具有地缘关系的同乡资源也是较为重要的社会网络资源。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如同乡关系、邻里关系。即便处于流动社会，同乡仍旧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源，在手艺人的生产与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新华村同乡之间提供的支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销售互相协作。比如，在拉萨夺底村，手艺人初到时没有销售渠道，就会去八廓街、太阳岛等区域找开银店的同乡代售银器。在生产环节上也可以通过同乡找到合适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同乡也经常扶助贫弱，提供急难支援。例如，在经济方面遇到困难时，可找同乡借款周转，如遇突发事故，同乡还会帮忙筹款。 2. 外延性社会网络：客户＋异乡人 流动在外的新华手艺人通过开拓市场和融入地方，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外延性社会网络，主要包括客户和异乡人。后者主要指通过邻里关系认识的当地人，以及基于业缘关系结识的其他族群手艺人。 首先，客户在银器生意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华手艺人每迁移到一个新地方，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客户资源。在加工和经营过程中，与本地客户不断发生来往，双方逐渐建立信任并发展成长期关系。在拉萨的手艺人曾经在当地政府安排下集体搬迁了两次，每次搬迁之后，都需要依靠老客户及他们介绍的新客户才能继续经营。夺底村的银匠李彦飞说：“太阳岛搬迁后，我和两家亲戚搬到纳金路，住在居民楼里，都是靠老客户介绍生意才有订单。搬到夺底村这边后，老客户又慢慢找到这个地方。”在市场交易中，拉萨的藏族人并不轻易相信陌生的外族人，但当经过多次交易后发现对方诚信经营，便会建立长期关系，即使有时价格稍高，也倾向于跟熟悉且信任的商家交易，并乐于为他们介绍更多客户。 其次，信任关系的拓展对商业化社会的生存尤其重要。在长期的租住过程中，新华手艺人也会与当地房东和邻居等异乡人发展成朋友关系，这对他们开拓市场也十分重要。房东和邻居熟悉本地情况，在新华手艺人开拓市场时能够给予较大帮助，是他们外延性社会网络中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寸锡槐是最早一批赴拉萨的南邑村民之一，早期创业颇为艰辛，一位藏族老阿妈在他创业的过程中助力极大。寸锡槐的儿子回忆说，当时吉日巷有位住在对面的藏族阿妈，看到他们为人实诚且手艺不错，于是请他们给寺庙做佛手，佛手做完后，老阿妈非常满意。后来，楚布寺要塑一尊新大佛，老阿妈便推荐了寸锡槐。此后，很多寺庙都来找他们做佛像，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再者，新华手艺人和其他族群的手艺人发展出生计合作与资源交换关系。在拉萨夺底村，鹤庆工匠擅长银器、金器加工；青海铜匠则擅长大件铜器加工，如法轮、旋转经筒等大型寺庙宗教用品；本地藏族铜匠擅长小件铜器加工，如果盘、水桶等日常用品。因为经营范畴不同，产品具有差异性，没有直接竞争，不同民族的手艺人之间合作互补，遇到有相关需求的客户会互相介绍。例如，夺底村加工市场的青海铜匠、藏族铜匠会找新华工匠帮忙加工铜镶金的产品，同样新华工匠需要铜器加工时也会找他们合作。新华村白族手艺人尽管同乡同业，但并不排斥与异乡人的合作，有别于有些群体对于自我经营边界和同乡边界的过于恪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