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手工艺社会：从“同乡同业”到“全域同业”的白族银器村(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52 《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孙九霞 李怡飞 参加讨论
三、旅游驱动下的“返乡创业”：旅游业与银器加工业协同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为新华村创造了巨大的银器消费市场，在此驱动下，原本向外流动的手艺人逐渐回流并从事银器加工业，呈现“返乡创业”的图景。在旅游业与银器加工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内生性网络与外延性网络进一步强化。 （一）从同乡同业到返乡创业 鉴于新华村银器加工的历史、在外的大量手艺人及良好的区位和契机，1997年云南省政府将新华村定位为“省级旅游村”。当时正值云南旅游业快速发展时期，地处“大理—丽江”黄金旅游路线上的新华村既有区位优势，也因银器产品契合了旅游者的购物需求，具有开发为集白族风情和民族工艺为一体的旅游村寨的潜力。丽江机场（新华村距此仅12公里）的通航和大（理）丽（江）公路的开通极大地改善了外部交通条件。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新华村被指定为“99世博会”的旅游接待景点，中外专家对新华村银器产品给予了高度评价，新华白族手工艺村因此蜚声海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也将新华村不断推向外界。199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滇藏文化考察队”发现了新华村，此后有专家于1997年、1999年、2001年三次探访新华村，组织推出有关新华村的纪录片和书籍，扩大了其知名度。 虽然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旅游开发还需要资本投入。云南省著名的零售企业盛兴集团董事长寸圣荣成为新华村景区管委会招商引资的目标对象。虽然寸圣荣没有涉足过旅游项目，但作为本地人的他熟悉银器制造工艺。寸圣荣欣然答应了管委会的邀请，提出新华村不仅可以打造成自然兼民族文化景区，还可以打造新华手工艺品牌，在新华村建设专门的大型卖场，让新华手工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2002年管委会将原银器工艺品交易市场及工艺品展厅几栋小楼以低价出售给寸圣荣，由此盛兴集团开始着手新华村的旅游景区建设，并成立云南新华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旅游公司”）。 2005年前后，新华村旅游业进入兴盛期。这为银器加工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因此吸引越来越多在外流动的手艺人返乡创业。新华旅游公司跟外地旅行社合作，将新华村纳入“昆明—大理—丽江”旅游路线节点，带来了大量团队游客。村里人回忆，那几年从村口到村里两三百米的路上，每天都排满了满载游客的大巴车，旅游旺季时每天更是高达近万名游客。2010年新华村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作为“银都水乡”声名远播。当年新华村的游客量达到240万人次，景区旅游收入达3.5亿元。大量游客的到来，为手艺人提供了更大的银器市场。在此激励下，外出手艺人陆续回流，新华村的银器加工业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南邑村约40%的家庭（北邑村约23%，纲常河约16%）在村里加工或销售银器（见表1）。  在旅游业的驱动之下，新华村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力回流，且大部分村民愿意继续留在村里创业而不是外出经营。随着手艺人的回流，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本村、邻村以及外地人沿着南邑村的主路，即大羊路和黑龙潭边开店，逐渐形成银器加工与销售的商业集聚。我们在调研中统计了银器商业街（也包括旁边小巷）有店面招牌的银器店与加工坊（含批发店、淘宝店、压延厂、模具厂、银料店），多达108家，大部分采用“前店后坊”的模式，店内加工，对外销售。在这108家店铺中，经营者为南邑村的有65家，为北邑村的有12家，剩下31家（约28%）店铺的经营者来自鹤庆县或省内外其他地区。此外，根据表1统计，南邑村有186户在村内从事银器加工业，这意味着村内没有正式招牌的加工坊有一百多家。 除旅游发展作为回流的巨大拉力，新华手艺人回流的推力有三：首先，外部既有的银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邻村人看到新华村人从事银器加工收益不错，纷纷托亲戚朋友到新华村拜师，学成后到外地经营，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其次，作为新华村手艺人的重要流出地的藏区高原环境对身体影响很大。一些早期去藏区的手艺人深受高原病的折磨，不得不回村。此外，现阶段的新华村银器产业各生产要素不断在地集结，尤其在引进压延机、抽丝机、汽锤等现代化设备后，产业集聚进程加快，在村里加工的成本更低。这也助推新华村的银器业后来进入第三阶段。 银器加工手艺作为新华村重要旅游吸引力，带动了银器加工业的进一步扩张。在旅游业与银器加工业协同发展影响下，新华村手工艺品逐渐从民族地区走向汉族地区的主流市场。新华村“银都水乡”的旅游形象广为传播，使其从旅游纪念品生产地转变成旅游目的地。人们对新华村的认识经历了从“白族传统手工艺”到“民间工艺传承地”的转变，由此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银器经营商前来进货。据《鹤庆县志》统计，2005年新华村全村经济总收入为3275万元，银铜器工艺品销售收入为2313万元，占比71%。2011年全村经济总收入增加至7980万元，其中工艺品加工销售收入6180万元，占比提升到77.44%。 （二）内生性网络与外延性网络双向强化 对于返乡创业的银器手艺人来说，无论是在市场开拓期还是发展期，内生性网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村里开银器加工坊，几乎不再需要与其他民族手艺人合作，所有生产环节的协作都可在内生性网络里完成。生产的协作主要在锻打成型、錾刻、焊接这三个主要环节。完成这些环节，既可以由一个加工户独立完成，也可以由不同加工户协作完成。在单一加工户独立完成模式中，小家庭作坊一般由师父负责锻打成型，年轻人负责錾刻，最后合力组装、焊接。在大加工坊里不仅有师父和徒弟，往往还有大师傅——技艺成熟的雇佣工人。徒弟们分工合作锻打、錾刻，最后再由大师傅和师父精修、组装和焊接。在不同加工户协作完成模式中，接订单者会根据实际情况将不同生产环节分包给不同的加工坊。 随着旅游业和银器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外延性网络在新华村手艺人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主要的原因在于市场结构发生了转变。在新的背景下，销售模式更加多样。这一时期新华村的银器销售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为生意区供货，产品先在村里加工，然后供货给藏区或其他地区手艺人销售。第二种是为旅游景区供货，这是指与旅游景区购物商场合作，由村里生产商供货，赚取加工费或者与景区利润分成。第三种是店面零售，直接现货售卖，或者来样订做。以上三种销售模式往往是混合并存的。其中，第一种模式的产品工艺较好，因为藏区等地对银器工艺要求高；第二种模式则催生出一些加工大户，这些大户既自己生产加工，也分包给村里其他的加工坊；第三种主要面向新华村的游客和全国各地的银器商人。 返乡之后，与早期相比，新华村加工坊的客户资源更加多元，外延性社会网络逐渐得以扩大。同时，借助现代化的网络联系方式，他们与客户的关系维护更加频繁，长期合作更易实现，并可能从买卖关系发展为朋友关系。如一个上海商人长期向村里的“寸壶王”订购银壶，双方从生意上的来往伙伴逐渐发展为日常交往的朋友关系。 四、网络与物流带动下的“全域同业”：跨地域全国性市场体系形成 近几年，新华村进入后旅游驱动时期。随着网络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新华村银器加工业各生产要素在地集结，并带动周边村寨逐步发展起全国性的跨地域银器市场体系，银器业形成“全域同业”的新格局，其背后的机制是乡土社会关系与市场经济相互嵌入与重构。 （一）从地域市场到跨地域市场 新华村的旅游业虽然经历了繁荣，但在2015年开始走向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寸圣荣公司资金链断裂，影响到作为旅游开发主导力量的新华旅游公司，导致经营受阻。另一方面是因为外部交通的变化。大理到丽江的高速公路通车后，旅游团的路线不再经过新华村，导致游客量大幅减少。此外，2017年在媒体上曝光的丽江负面事件引发云南旅游业全面整顿，新华村石寨子购物广场也因此被停业整顿一个月。2016年调研期间，石寨子购物商场门可罗雀，2017年几乎没有团队游客前去石寨子购物，只有少量自助游游客。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虽然新华村旅游业走向衰落，但银器加工产业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本质而言，新华村银器产业的生产和销售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生产形式包括传统手工制作、半机械半手工生产和大批量机械生产等方式。手工制作是其传统特色，“家家有手艺、一户一品”。虽然近些年随着压延机、抽丝机、模具的引入，半机械半手工生产模式逐渐成为主流，但手工技艺才是其文化内核。新华村目前也有全机械式生产的银器工坊（如“千锤佳艺”），主要以工厂模式大批量生产银器产品。寸四银楼、月辉银器等大批发商不仅从广东、上海、深圳甚至从香港、东南亚等地大量批发购入银饰，也从全村乃至周边村寨订购。全国各地的经营商都来新华村订购、批发银器产品。新华村既是银器的生产中心，又是银器产品的集散地。 新华村银器产品的销售模式也是多元化的。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新华村的银器销售模式新增了网店销售和微商销售。其中，网店销售主要以淘宝网店为载体，在接到订单后找村里的作坊加工，然后在网店销售。网店负责人既有本村人，也有外地人。外地人往往只负责在网上接订单，并不自己加工生产，在当地寻找性价比高的加工坊合作。微商销售即在微信上售卖产品，商家在朋友圈发布产品图片和说明，有意者与其微信联系购买，商家打包发货。近几年微商模式发展极为迅速，线下批发店和加工坊都逐渐通过微商渠道或者发展微商代理进行产品销售，且出货量比较大，呈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银器销售模式。 新华村的物流配送体系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目前村内有中通快递、圆通快递、韵达快递、申通快递和中国邮政等五个常驻快递点。顺丰快递每天下午5—6点到村里收货，若有大宗货物要运送，也会直接运至丽江机场，再空运寄出。此外，鹤庆外出手艺人与家乡的交流依然非常频繁。家乡不仅是他们的银铜产品和原料的供货地，同时还是食物、药材等生活物资的供应地。鹤庆—西藏形成了固定的货运路线，共有6辆货运车，保证至少每月发货1次，其中5辆货车的集中上货点在北邑村的洪正平家，一般货运路线是：新华村—云南中甸—云南德钦—四川马尔康—西藏芒康—西藏八宿—西藏林芝—西藏拉萨。沿线停留点都是鹤庆手艺人的集中经营之地。村民会提前确认货车的发车日期并选择合适的班次，将货物提前送至洪正平家。除了西藏线，鹤庆还有几辆货车往返青海、甘肃。 至此，以新华村为中心的跨地域全国性银器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南邑村则是这一银器市场体系的产销中心。首先，从产业和市场的角度而言，该体系辐射全国甚至影响海外。鹤庆县文化馆负责非遗管理的王主任说，现在以新华村为中心的银器手工艺产业，辐射到了周边的母屯村、板桥村、罗伟邑、秀邑村以及辛屯镇等地，距离较远的六合乡、松桂乡、中坚乡、多美乡等也都有人去新华村做学徒。新华村银器每年销售额达50亿元，银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地。在新加坡，新华村银器几乎垄断了当地银壶市场。其次，在银器产品设计方面，新华村的产品类型和样式大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并呈现跨地域合作特征。以前新华村银器主要面向藏区市场，以酥油灯、敬水碗、敬水壶等藏族生活器具、首饰、礼佛用品为主。近年来银壶在市场上反响较好，打制银壶成为主流。制作方式以来图来样加工定制、仿制为主，但也有通过美术艺术院校设计图样制作的。以新华村附近三义村的“李小白银壶”品牌为例，它长期跟外地高校合作设计银壶样式，再委托新华村加工坊生产。此外，在银器经营商的地域来源方面，也体现出跨地域特征。根据对银器店和银器加工坊经营者籍贯的统计，约28%的店铺经营者是来自鹤庆县或省内外其他地区。 （二）市场体系与乡土关系的互构互嵌 以往常见的同乡同业现象，无论是乡村流动到城市形成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浙江村”“河南村”，还是业态落户各城市的“新化打印店”“沙县小吃”，他们面对的市场常随流动的地域而变化，外乡与故乡的联系往往不涉及产业。但新华村的独特之处在于，经过深厚历史积淀和借助旅游发展的契机，促成了手艺人返乡创业这一跳跃。随后伴随网络和物流的发展，新华村的银器市场体系不再囿于地域限制，也不再是旅游业的附庸，而开始形成“全域同业”格局。与此同时，银器市场体系的发展嵌入原有的乡土社会，并引起乡土关系网络的重构。 施坚雅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的农户依靠“基层市场”这一载体，不仅满足了市场交易的需求，而且具有社会生活和文化承载的功能。从前的新华村与其他传统乡村社会一样，村民家庭的社会网络大体在同一基层市场体系内，包括家庭关系网、通婚圈、宗教祈祷团体等。银器市场体系发展起来后，市场网络与社会网络相互交织，却不再重合。 一方面，社会关系网不断扩大。不仅包含传统的亲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还包含生产协作与市场交易中的业缘网络。对新华村手艺人来说，传统的亲戚、邻居和帮辈网络仍然很重要，但生产协作与市场交易中的业缘网络同样不可或缺，并在市场拓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新华村手艺人业缘网络中的交往对象并不来源于日常生活，而是基于生产协作与市场交易关系发展而来，主要是由本地周边的同行以及有生意往来的外地商人构成的关系网络。 另一方面，市场发展强化了姻亲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各个环节需要更加密切的协作，在这些协作关系中，姻亲关系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长期以来，周边村落与新华村有姻亲关系的家庭都会让孩子到新华村拜师学艺，学成之后又会从新华村订购银料和银器产品到外面开店经营，由此引发了通婚圈范围缩小的趋势，村落内联婚、早婚现象越来越普遍。新华村的老年协会会长说：“现在我们村经济发展好，别村的姑娘想嫁到我们这，我们村的姑娘也不想嫁出去，村内结婚的就越来越多。”可见，经济水平高和协作便利导致通婚圈缩小。而早婚现象有其特殊性，新华村与空心化村落不同，很多男孩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学手艺，做银器，自由恋爱年龄也相应提前，恋爱对象大都是村内女孩，大部分年轻人十八九岁就成家了。这或许是内聚性生产体系与乡村熟人社会互动产生的副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回望新华村手艺人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不难发现，流动的发生以及维持是因为社会网络嵌入市场体系，并形成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新华村手艺人的社会网络不但受市场驱动，而且随手艺人迁移而流动。在历时性视角下，我们能够透视到新华村不同于一般同乡同业的是它有一个返乡创业的关键节点。基于此，后续在网络与物流等多因素驱动下，新华村银器加工业的产业与地域连接，完成了“同乡同业—返乡创业—全域同业”闭环性的纵向演化，手艺人也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与固着。这既为乡村“空心化”反向运动提供了新的佐证案例，也是一个新的现实版本，为流动群体自身找到了归途，为其故乡发展提供了新道路。新华村真正实现了“乡”与“业”的全面融合，业态根植家乡而实现产业振兴，机器和现代技术背后的手工技艺因得以活态传承而实现代际流动。更重要的是，围绕着新华村建立起银器产业的跨地域全国性市场体系，西南边陲的小乡村成为生产与分销的中心，有力地挑战了工业化社会中城市的中心位置。这符合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产业经济的地方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经济剥夺的一种重要手段的判断，表征为边缘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反抗发达地区经济剥夺的一种路径。 在“同乡同业”发展初期，白族银器手艺人在进行迁移和市场开拓时主要依靠亲属资源、帮辈资源、同乡资源等内生性网络，同时以客户资源等外延性社会网络为辅助。旅游驱动下的“返乡同业”时期，村里大部分加工坊在生产环节的合作者是内生性网络中的亲戚、朋友和同乡，手艺人也积极拓展外延性网络以进一步开拓销售市场。近年随着淘宝网、微商以及物流业的迅猛发展，新华村银器市场体系得以持续扩张，已形成跨地域生产与销售并辐射全国的“全域同业”。同时，市场网络的发展引发原有乡土关系网络的重构，形成市场关系与乡土社会互相嵌入的跨地域市场生产体系。新华村匠人早期能占领市场的主要原因是亲缘、地缘网络与市场的互嵌。然而，随着旅游业发展以及当下网络、电商、物流业的普及，新华村手艺人外出打银的“同乡同业”逐渐呈现为“返乡创业”与“全域同业”，这是基于业缘与市场规则的外延性网络资源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新华村当下的“全域同业”，指的是整个产业以家乡的创业为主体，以外乡的同乡同业为补充，以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全面多向流动为平台的发展状态。其揭示出，随着社会环境与技术环境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手工业者灵活地调动内生性网络与外延性网络，在适应市场发展的同时保有乡土社会的活力。 新华村与孙村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自身的发展特质。吴重庆在研究作为“界外”的沿海偏乡孙村的打金业时，曾指出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是“界外”能挑战城市中心并成为打金业核心集结地的关键原因。两个村落同样位居“界外”，从事手工业（可谓“一金一银”），依赖强大社会网络实现了反向运动，充满经济与文化活性，这是其同质的一面。差异方面，新华村因远离消费市场并具有民族身份而更加边缘，某种意义上可谓处于“界外之外”。而其又何以成为跨区域、全国性乃至跨国性的银器加工基地？研究发现，除了内生性网络外，全域同业中基于业缘关系的外延性网络的作用日渐加大。相对于孙村的反向性运动，新华村更加彻底，比孙村更像总部经济。一般村落同乡同业中人与乡的互动体现为资金回流的打工经济、候鸟式返乡移动等基本城市化模式。实现业态在家乡的局部集聚、认同凝聚的孙村实属难得；而新华村的反向运动似乎更加突出，村落成为经济的组织中心、手工艺的传承中心、白族文化的凝聚中心、跨越边界的共同体，也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源泉。另外，孙村的技术性和市场化程度无疑高于新华村，但新华村的族群内部关系紧密，手艺与人的结合紧密，白族银器锻造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其凝聚的内核和竞争优势。 如今的新华村，银器生产依然以个体户、家庭式为主，并且有不少非正式登记的店铺，这在某种意义上仍属于非正规经济的范畴。美国社会学家波斯特（Alejandro Portes）曾指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存在这样一种悖论：非正规经济越是脱离政府管制接近真实市场，其有效运转越是依赖于社会关系而非市场契约，非正规经济及其就业者越是依赖非正式关系网络来维持市场化运作。然而在全域同业下的新华村，“社会关系与市场契约”兼具，建立起既符合市场运行规律又贴合乡土社会情理关系的社会网络。这是边缘乡村通过社会网络、手工技艺、白族文化等乡土力量自下而上逐渐嵌入现代性、纳入全球化从而实现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类似于一种本土现代性实践。这种“全域同业”引致的本土现代性，不同于“同乡同业”式一般现代性实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文化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实现了文化随迁、他乡与故乡的循环互馈与互哺。 同时，在新华村的案例中，我们还看到白族、藏族等多民族手艺人依靠业缘网络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和互惠系统，或可被称为“界外之外”人群的互助合作，而这也被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网络技术的进步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为“同乡同业”现象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诞生出本土现代性模式，这与所谓的低端全球化或非正规全球化似乎并非包含关系。是否可被视为是异质全球化、多元全球化与全球地方化的表现，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毕竟“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全球化激发地方化的主体实践，要求我们对同乡同业进行更深入更多元的审视，立足过去与现在、地方与全球、边缘与中心等多个角度，剖析乡土社会与市场经济间的互构机制及演化规律。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