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流动与社会平衡：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在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中的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29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李建宗 参加讨论
摘要：马鬃山是河西走廊西段的一座山脉，也是进入蒙古高原和新疆地区的一道门户。20世纪上半叶围绕马鬃山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族群流动，在当地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影响了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平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影响波及中国西北边疆，使马鬃山呈现出一定的边疆性特征。同时天山一带的哈萨克民众与新疆军阀之间的冲突，也与苏联有着潜在的关联。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传输过程中逐渐进入河西走廊的西段，使马鬃山成为河西走廊周边社会能量的传导中心。周边不同族群通过马鬃山进入走廊内部，对于20世纪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族群流动；社会平衡；多民族分布格局；河西走廊；马鬃山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河西走廊民族语言的跨学科研究”（18ZDA29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建宗，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社会、族群关系、民俗学。 历史上的边疆与河西走廊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思考。正如袁剑所说，“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作为各部分的边疆空间以及作为整体的边疆空间在整个中国空间中的历史与结构意义”[1]。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河西走廊呈现出部分边疆性特征，到1946年之后，这一区域成为中国边疆空间的组成部分。黄达远指出：“从学理上看‘区域中国’，避免了传统‘边疆观’的窘境，可以在区域的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形成‘从边疆看边疆’‘从边疆看中心’‘从中心看边疆’，并从这几个层面的连续性、交互性中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更为深刻地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思考中国和边疆的历史”[2]。历史上的河西走廊，不同历史时期周边地区的动荡和变革都会波及到当地并影响走廊内部的族群分布状况和社会文化结构。河西走廊的意义是动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对周边地区有着不同的作用，这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特征。河西走廊地处与之相连的几个大文化区域之间，反而呈现出一些“中心”的特征。河西走廊既是周边文化区域变迁的“晴雨表”，又是缓解周边地区社会危机的“安全阀”[3]。王铭铭在论述“三圈说”时指出：“‘三圈说’之提出，既是为了理解中国史的空间架构，又是为了对这些不同的角度有所综合，为了在综合的基础上广义地理解作为一个研究地区的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4]。关于历史上河西走廊的认识，不仅首先要跳出河西走廊自身，充分考虑河西走廊的周边地区，还要涉及与之相关的“外围”部分，这就是“三圈说”在边疆研究中的意义。在特定历史时期，从河西走廊可以发现周边地区的社会状况，换个角度说，只有从周边地区切入，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河西走廊。 马鬃山地处河西走廊的西段，是走廊北山系列中最西边的一座山脉。马鬃山口岸位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境内唯一的边境口岸。尽管马鬃山口岸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但马鬃山仍属边疆区域。历史上河西走廊的畜牧业占有相当的比重，主要有山地游牧与戈壁畜牧两种形态，其中山地游牧包括南山游牧带（祁连山游牧带）和北山游牧圈。与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游牧带相比较，北山游牧圈的草场质量不太好，游牧社会的规模不大。然而，20世纪上半叶围绕马鬃山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事件，它们既是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反映，也是河西走廊周边游牧社会状况的部分呈现。可以说，近代以来马鬃山游牧社会的变迁对河西走廊的民族分布格局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 一、河西走廊周边社会问题与马鬃山的族群流动 《马鬃山调查报告书》指出，马鬃山“西邻新疆，北依外蒙，东拱宁夏，南与酒泉玉门安西诸县齿错相接，周约二千余里”[5]（P.1）。马鬃山横亘于河西走廊的西北边缘，地处库伦草原、天山山脉、阿拉善古高原、柴达木盆地之间。历史上在马鬃山兴起过一定规模的游牧社会，也出现过一些零星的农业生产。由于马鬃山具有一定的游牧生存资源，能够容纳部分游牧族群，每当周边游牧社会的部分族群出现生存困境时，便会进入马鬃山寻求生存资源。雍正元年（1723年）罗布藏丹津事件之后，清政府在青海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根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查明青海蒙古乃二十九家，即分为二十九旗”[6]（P.354）。在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中，柴达木盆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南文渊指出：“1725年编旗时，柴达木地区蒙古编为八旗：西前旗、西后旗、北左末旗、北左旗、北右末旗、西右后旗、西左后旗、西右中旗”[7]（P.138-139）。《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志》指出：“肃北蒙古族的渊源，大部分是在清朝中后期从青海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北左翼右旗，及北右翼末旗等迁徙发展而来的。”①相应地，部分青海厄鲁特和硕特部蒙古民众也进入马鬃山。 从20世纪初开始，新疆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先后进入马鬃山。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有新疆土尔扈特蒙古二十余幕，逃牧于明水等地，安西州委巴图索尔为头人率领之”[5]（P.3）。这20多户来自新疆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因不堪头目的剥削”[8]，逃牧于马鬃山，是20世纪首次进入当地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1926年，“新疆和硕特部牧民25户进入马鬃山游牧”；1931年，新疆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部蒙古牧民又有36户进入马鬃山放牧[9]（P.16）。20世纪初期，新疆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蒙古民众离开自己长期游牧的草场，一路向东进入马鬃山，一方面为生存所迫，另一方面是“带动效应”。马鬃山地处天山山脉东端，属于天山余脉。20世纪上半叶，新疆天山游牧带以及周边游牧区域内部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部分游牧族群迫于生计而开始流动，企图寻找一块可供自己生存的游牧栖居地。马鬃山与阿拉善高原之间具有地缘关系，当时阿拉善高原的部分蒙古民众也进入马鬃山游牧，如20世纪30年代“来自阿拉善王旗者约六七十幕”[5]（P.9）。 清末民初的马鬃山成为库伦地区喀尔喀部蒙古民众逃避社会灾难的一个“基地”。20世纪上半叶，农耕地区的民众因逃避债务进行流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也出现于游牧社会。1901年，库伦地区30多户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因债务危机进入马鬃山，史载“当光绪二十七年时，有外蒙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加比公旗加仑王旗等处蒙民三十余幕，因负汉商大盛魁债甚重，相率逃入山中，牧于墩墩山一带”[5]（P.3）。从此，马鬃山对库伦地区的蒙古民众产生了吸引力，他们不断进入马鬃山放牧。随着库伦地区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在马鬃山频繁出没，库伦当局高度警惕，多次组织遣返马鬃山的蒙古民众，然而很多被遣返回去的蒙古民众又设法逃回马鬃山，有些甚至是“两进两出”。史载“光绪二十九年，加比公旗曾派员来山召回旗民十余幕，伊里克三星保等均返旗。迨宣统元年，伊里克三星保又二次逃入山中”[5]（P.4），“民国八年，加比公旗复派员来山召回本旗蒙民十余幕”[5]（P.4）。1923年，丹毕坚赞（又译为淡必加餐、丹宾坚赞等）遇刺之后，马鬃山大量喀尔喀部蒙古民众被遣返到库伦地区，然而没过多久，库伦地区的部分蒙古民众再次进入马鬃山。史载“民国十三年春，自外蒙逃来蒙民六十余幕。先是淡必加餐既死，山中喀尔喀蒙人悉为库伦方面召回，至是外蒙新党得势，反对派之蒙人，遂相率入山趋避。明年，伊里克三星保等，亦偕十余幕三次来山。合计先后至山游牧者，已达百余幕”[5]（P.8）。 随着库伦当局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大量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向马鬃山加速流动。“初，外蒙政权既握于新党之手，反对派之蒙人，多相率逃入马鬃山，为外蒙新党所嫉视”[5]（P.10），关于这一点，Y·C.铁穆尔和图雅曾有所论述[10]（P.48）。丹毕坚赞及随从作为库伦当局的反对者进入马鬃山，引发了喀尔喀部蒙古民众流动的第一次高潮，后面又有大量库伦当局的反对派人士相继进入马鬃山。自1921年以来，库伦当局出现了“亲苏”倾向，范丽君指出：“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权，新政府与苏联签订《蒙苏修好条约》”[11]。库伦当局政治局势的变化影响了部分蒙古民众的切身利益，随后激起了他们对库伦当局的抵制与反抗。为了逃避库伦当权者的压制与迫害，一些库伦当局的反对者向马鬃山流动。马鬃山对库伦地区的部分蒙古民众产生了“向心力”，同时也意味着这些蒙古民众对库伦地区具有强烈的“离心力”。在这种情况下，库伦当局总是设法阻止当地人群向马鬃山流动并多次在马鬃山进行遣返活动，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和恐怖手段。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民众已经到过马鬃山。根据马铃梆的记载，哈萨克民众首次于1928年进入马鬃山，“民国十七年，三星保等移牧山南桥子地方。自新疆逃来哈萨克四十余幕（哈人入甘之始）”[12]（P.263）。郭曙南指出，1937年，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民众因不满当时的军阀统治，由爱毒（阿都）巴依率领房子一百二十三顶，人口约三四千人，牲畜约万余，沿新绥公路进入甘边马鬃山，转而进入玉门县祁连山下鱼儿洪（鱼儿红）游牧[13]。关于哈萨克民众进入马鬃山的时间，还有不同的说法。《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概况》指出，1936年1月，新疆巴里坤一带的哈萨克民众因逃避捐税，惧怕谣言，在部落头目阿都巴依的带领下赶着数千牲畜来到马鬃山，共113户，965人，这是哈萨克民众大规模进入甘之始。同年6月到鱼儿红、托赖等地游牧[14]（P.18）。《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指出：“1936年至1939年间，哈萨克族大批东迁甘肃境内留牧，先后四批移至河西走廊，计约3000多户2万多人。一部分游牧于酒泉之南的祁连山、托赖、鱼儿浑等地。一部分进入青海，游牧于都兰、格尔木、马海、茫崖等地。后来，这两部分牧民中又分出一些移牧于安南坝、太吉淖尔、哈尔腾、赛尔腾和海子一带。”[15]（P.79）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民众在“东迁”过程中首先进入河西走廊，然后部分进入柴达木盆地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区。 民国时期大量土地集中到少部分富人手中，一些穷困的汉族民众不得不到处寻求生存资源。农耕地区的部分汉族民众进入周边游牧地区进行垦荒种地，在河西走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来自周边农耕地区的瓜州、玉门、敦煌一带的部分汉族民众，为了生存进入马鬃山，从事农耕或者游牧生产活动，“马鬃山幅员辽阔，水草丰美，颇多垦牧咸宜之区。自清末以来，东之额济纳，西之土尔扈特，北之喀尔喀，及安西一带之汉民，多相率徙牧其他”[5]（P.20）。20世纪上半叶，在全国“禁烟”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些边远地区出现了鸦片种植与销售的产业链条，西北地区也不例外。特别是一些“流民”性质的汉族民众铤而走险，在山区偷种鸦片谋生，“民国七年，适禁烟令严，河西汉民二百余人，逃至山中伊克高鲁地方偷种鸦片”[12]（P.261）。随着马鬃山游牧规模的增大，当地的畜牧及狩猎产品引起附近汉族商人的关注，于是一些汉族商人进入马鬃山进行商品交易。根据《马鬃山调查报告书》统计，1929-1932年马鬃山“山中有商店七家”[5]（P.38）。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从事物物交换的商人。当时的马鬃山可以为周边农耕地区的民众提供一些生存资源，特别是当地游牧社会兴起之后，吸引了很多农耕地区的商人。 马鬃山周边的柴达木盆地，新疆天山游牧带和库伦地区都是重要的游牧区域，在历史上，当这些游牧区域内部出现社会危机时，指向马鬃山的族群流动就会发生。由于柴达木盆地与河西走廊之间具有地缘关系，历史上一些族群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20世纪上半叶，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内部出现了生存危机，于是他们开始向马鬃山流动。同样，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地区也出现了社会问题，危及到部分民众的生存，于是他们离新入甘，进入马鬃山。在哈萨克民众的流动过程中，他们把马鬃山作为进入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的一个“跳板”或者歇脚之地。就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的族群流动来说，从库伦地区进入马鬃山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人数多，流动规模大，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马鬃山的主体族群。早期库伦地区的部分民众出现了生存问题，后来库伦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引发了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向马鬃山的大规模流动。在族群流动的基础上，马鬃山曾经作为周边游牧区域的一个接点，把青藏高原、天山山脉、蒙古高原的部分游牧圈关联到一起。 二、“逃离统治”与资源争竞争发的历史事件 明清时期，马鬃山作为河西走廊西段一块并不起眼的游牧区域，没有出现太多的族群冲突与社会纠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库伦当局的政治纷争导致了马鬃山的空前“繁盛”，以致后面出现了几次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由于马鬃山的游牧资源有限，势必引起不同族群之间围绕马鬃山的生存资源展开竞争，特定情境下的族群冲突在所难免。当大规模的哈萨克民众进入马鬃山之后，就开始与蒙古民众之间发生冲突，随之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事件。库伦当局出现政治纠纷之后，立刻波及到具有地缘关系的马鬃山。库伦地区“逃避统治”的民众一旦进入马鬃山，就意味着来到不属于库伦当局管辖的“另一个”游牧社会。从“坐山大王”丹毕坚赞经营马鬃山开始，当地迎来了一波接一波的流动人群，他们与库伦当局相抗衡，危及到库伦当局的社会统治。于是库伦当局采用暗杀、大屠杀和“大清洗”等血腥手段，在马鬃山制造了一系列社会事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马鬃山一次又一次地走向衰落。 丹毕坚赞来到马鬃山之后，亲手制造了一系列社会事件，直到最后被库伦当局刺杀，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丹毕坚赞作为蒙古社会的精英，在库伦地区有着“诺颜呼图克图”的称号。1919年冬天，“淡必加餐自外蒙来，筑城练兵，养精蓄锐，有夺取外蒙政权之雄图，马鬃山之名，始渐为人所知”[5]（P.4）。丹毕坚赞在马鬃山滚坡泉修筑防城，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试图在马鬃山营造一个抗衡库伦当局的“小王国”。1922年，“适是年冬十一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慊于外蒙新政，恐其所藏械弹财物，为俄人所攫，乃谋易地储藏，藉图安全，以四百驼驮金银，百驼驮械弹，计步枪三百余支，子弹无算，并派亲信喇嘛二人，率众六七十人，护送将往西藏，寄存于达赖班禅处，道经滚坡泉，为淡必加餐探悉，遂率众截留，并拘囚护送之喇嘛，库伦之人，未之知也”[5]（P.6）。尽管哲布尊丹巴对库伦当局产生了疑心和顾虑，但在库伦地区还是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丹毕坚赞在经营马鬃山的过程中，抢劫了来自库伦地区哲布尊丹巴的商队，势必引起库伦当局对其进行镇压和除灭的决心。事发之后，丹毕坚赞经营的马鬃山内部有人潜入库伦地区进行告密，库伦当局派来刺客。1923年十月初八日，“淡必加餐身中数枪，当场毙命”[5]（P.7）。紧接着库伦当局开始派兵清除丹毕坚赞在马鬃山的残余势力并遣返大量的蒙古民众，遭到遣返的不仅仅是来自库伦地区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在当地放牧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亦被带往库伦地区，“同月十一日库伦派来蒙兵五百人，既至滚坡泉，执杀淡必加餐之亲信七人，举火燬其城，掘其所藏械弹财物，释其所囚二喇嘛，并率滚坡泉之蒙人二百余幕以归”[5]（P.7）。至此，丹毕坚赞在马鬃山的活动结束。从此以后，关于丹毕坚赞的故事在马鬃山及周边地区流传了好长一段时间。在当地民间流传的关于“黑喇嘛”的传说故事也出现了很多版本[16]，虽然有些情节不乏夸张和离奇，但是足以说明丹毕坚赞事件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记忆。 丹毕坚赞在马鬃山的活动结束之后，又有大量库伦当局的反对派人士相继逃入马鬃山并经常干掠扰库伦地区的边界地带，他们扬言“行将马踏库伦，推倒新党”[5]（P.10），其态势再次威慑到库伦当局。在这种情形之下，库伦当局决定先发制人，铲除聚集在马鬃山的异己分子，“乃选派精兵三百名，各乘走驼一匹，携洋刀一柄，快枪一枝，轻装驰进。于二十一年秋九月四日至山搜杀，反对派被害者共约四百余人”[5]（P.10）。1932年，库伦当局对马鬃山民众进行了大规模地血腥屠杀，这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马鬃山的蒙古民众留下了深深的恐怖记忆和精神创伤。此后马鬃山大部分蒙古民众逃离当地，进入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游牧带或者其他地区，重新寻找自己需要的生存资源，在一段时间内以寄居其他游牧民族的草场为生。 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卷入库伦当局的政治纠葛之中，一些反对派人士逃离作为“中心”的库伦地区而进入马鬃山，在此不断聚集自己的力量，企图在时机成熟时建立一个新的游牧政权，与库伦当局进行对峙甚至推翻库伦当局的统治。近代以来，马鬃山属于河西走廊的农耕社会管辖，安西（州）县地方政府曾多次委任当地喀尔喀部蒙古精英伊里克三星保等担任乡约，还委任土尔扈特部蒙古精英宝布拉为团总。1934年张玉麟担任团总，在此之前，安西（州）县地方政府对马鬃山的治理基本上委托给当地的蒙古社会精英，管理相对比较松散。究其原因，主要是马鬃山远离安西、玉门、敦煌等农耕地区的县（州）府，给地方管理部门带来诸多不便。当时的马鬃山基本上是一个以蒙古民众为主的游牧社会，仅有少部分汉族民众从事农牧业生产，这给农耕社会的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同时，由于库伦当局不能很好地顾及马鬃山，当地呈现出一种游牧社会的“自在状态”。每当马鬃山游牧社会出现紧急状况时，很难获得农耕社会地方政府的及时援救和快速解决，容易酿成重大社会事件，这从1923年的“丹毕坚赞事件”和1932年的“大屠杀事件”中得到了印证。也就是说，聚集于马鬃山的库伦反对派与库伦当局根本无法进行较量和抗衡，一旦库伦当局决定清除马鬃山的反对派势力，马鬃山民众便难逃厄运。 除了第一批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民众到过马鬃山之外，1937年爱力斯汗及1939年努尔哈第等率领部族先后经过马鬃山，旋即进入祁连山[12]（P.264-265）。当大规模的哈萨克民众来到马鬃山之后，自然要与当地蒙古民众争夺草场资源。哈萨克民众在离新入甘的迁徙过程中几次途经马鬃山，每次都引发哈萨克民众与蒙古民众之间的冲突，“自十七年马鬃山团总宝布拉曾以武力驱逐哈萨克人出境后，哈萨克人即仇视山中蒙人，时思报复”[5]（P.17-18）。随着马鬃山哈萨克民众与蒙古民众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频繁出现流血事件。1932年，库伦当局在马鬃山制造的大屠杀事件本来就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尔后与哈萨克民众之间的冲突无疑是雪上加霜。20世纪30年代，来自新疆天山游牧带的部分哈萨克民众通过马鬃山之后，在河西走廊内部进行流动。正如刘有安、张俊明所说，“其活动范围遍及河西的安西、敦煌、玉门、酒泉、金塔、高台、临泽等地。这些区域在其迁入前是蒙古族、藏族、裕固族的游牧区和汉回两族的农耕区，哈萨克族的嵌入打破了河西地区原有的民族居住格局和这种民族居住格局中各民族的互动模式”[17]。大量的哈萨克民众进入河西走廊之后没有属于自己的草场，只能在其他民族的草场进行放牧，不同民族之间难免出现纷争与冲突。 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鬃山上空笼罩着恐怖的氤氲，驻留当地的蒙古民众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5]（P.10），随时准备离开。史载“住居马鬃山之外蒙人，忽于二十九年十月间，四散迁逃，一部逃至敦煌境内，一部逃至哈密东北山中，一部逃至阿拉善旗西南部”[18]。1940年，当地一部分喀尔喀部蒙古民众仓皇逃离马鬃山，其实就是前期社会事件的“恐惧后遗症”所致。关于这次逃离原因的说法有几种，其中“一为受喇嘛明华来者之诱惑，谓卜卦（该喇嘛以善卜预言闻于蒙人中）并夜梦皆知马鬃山将有大祸”[18]。其实当年并没有发生危及当地民众生存的社会事件，只不过在此之前出现过“不祥之兆”的预言。由此可见，当地人对与灾难相关的讯息达到近乎“过敏”的程度，经历过多次社会危机的马鬃山蒙古民众已经在心理上有一种严重的集体恐慌感。 马鬃山曾经作为库伦当局政治反对派的避难所，自然会卷入库伦当局的政治纠葛之中。一方面，库伦当局的政治动荡促成了马鬃山的“兴盛”，另一方面，库伦当局又在不时地遏制马鬃山的发展，在当地制造了一系列社会事件。20世纪上半叶，新疆天山游牧带部分哈萨克民众开始逃离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东向流动进入马鬃山，阿都（爱都）巴依率领的哈萨克民众曾在马鬃山游牧半年之久。由于草场资源的争夺，进入马鬃山的哈萨克民众与当地蒙古民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当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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