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专访】行龙：促进区域史研究回归整体史学理逻辑(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14 中国社会科学网 曾江 参加讨论
| 四代学人薪火相继、孜孜以求 中国社会科学网：关于当前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年在开展和推进哪些学术工作，取得哪些代表性学术成果？ 行龙：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的导引驱动下，中心四代学人薪火相继、孜孜以求，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除个人专著外，近几年来，中心还组织出版了三套丛书，兹列如下： 1．《田野·社会丛书》 此丛书收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本兼职研究人员著述。2012年，首批推出第一辑四本，内容涉及“水、土、灾、戏”；2018年，推出第二辑六本，围绕“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展开，内容涉及泉域社会、生活用水与节水、晋祠稻米与水利、水患与城市环境等；第三批六本目前也在陆续推出，包括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令人期待。本丛书“以山西为中心”展开区域社会史的相关专题研究，每个专题都利用了大量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及口述资料，践行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整体和区域并不等同于宏观和微观，而只是反映事物多样性和统一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范畴。整体只能在区域中存在，只有通过区域而存在。区域史的研究不可误认为只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只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才能实现“整体的”社会史这一研究目标，才能避免“碎片化”的陷阱。这是丛书诸位作者的一个共识，也是丛书的学术目标。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田野·社会丛书》 2．《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沁河是山西的第二大河流。2014年春天，山西大学成立“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我们提出集中校内外多学科同仁对沁河流域进行集体考察研究的计划，“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由此诞生。工作坊汇聚了来自校内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生态学、建筑学、体育学、教育学、中外交流史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并特聘晋城市地方文化工作者6人参与其中。在前期5场专题学术报告和40余天文献爬梳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暑假时间，开始了十余天的沁河流域“集体考察”。之后，工作坊各课题组团队或个人又对沁河流域170多个田野点进行了考察，前后累计达2000余人次。“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实践，也是多学科专家学者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次身心体验。2016年此系列丛书31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丛书，全方位展示了沁河流域的社会发展与变迁，受到省内外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3．《教研相长七书》 中心成立20多年来，秉持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一直强调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做好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又要把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引入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朝着“教研相长”的方向不断努力。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曾获得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成为至今许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教材。虽然中心现阶段的研究重心由整体社会史转向区域社会史，但教研相长却一以贯之，努力以赴。围绕十多年前为本科生开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我们组建了“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荣誉，山西大学历史学科以此成为国家级特色学科，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4年，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共同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为弘扬中心“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2018年，我们组织出版了中心四代学者的教研成果七书，既包括《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这样的教材，又有学生学位论文、田野考察报告、读本等内容，意在为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一个区域社会史的系列读本。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教研相长七书》 本网记者曾江/摄 《社会史研究》持守开放姿态，绝不画地为牢 中国社会科学网：关于刊物，中心为什么创办《社会史研究》辑刊？刊物近期策划关注哪些主题？计划推进哪些工作？ 行龙：十多年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即在筹划出版有关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期刊。2011年《社会史研究》创刊号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立题面世，一时好评如潮。《社会史研究》每集坚持一个主题三个栏目：一个主题即为时下社会史研究的热点领域和问题；三个栏目即专题论文、学术评论、资料选编。其中，学术评论围绕本集主题展开评述讨论，资料选编每集选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藏的一手资料五万字左右公布。目前为止，围绕“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区域社会史”、“水利社会史”、“灾害社会史”、“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研究”、“地权研究”等专题已发表专题学术论文近百篇。本刊以特色鲜明，质量上乘得到学界的广泛支持与肯定，学术影响力日益扩大。多年前，《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收录集刊。 自2018年开始，《社会史研究》每年出版两集。2020年开始，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刊宗旨，本刊拟进一步改版。改版后的《社会史研究》仍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主编聘请本中心本兼职教授组成专家委员会，成立专门的编辑部，以利进一步提升刊物质量。正如在创刊号“致读者”里写道的那句话一样：“就像社会史研究的五彩缤纷一样，《社会史研究》辑刊持守开放的姿态，绝不画地为牢”，“我们是要把她作为严肃而又可亲的‘刊物’来培育的”。  《社会史研究》第1辑2011年出版，《社会史研究》第8辑2020年出版 “我们孜孜以求的社会史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模样？”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以山西为中心”的研究工作可以为认识整个中国史做出什么样的学理贡献或方法论启示？ 行龙：199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迄今她已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三十而立，反思从乔志强先生开创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后辈学人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转向，四代学人孜孜以求的社会史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模样？这是一条很值得思考和总结的学术脉络。换言之，“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究竟可以为整体的社会史，甚至整个中国史研究提供哪些学理的贡献？还是那句老话，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在我们看来，区域社会史既不是通史内容和叙事的地方化，也不是通史分期和体例的地方版，区域社会史的“区域”是根据问题而划定的区域。根据问题而划定的区域，又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问题，社会史“是由历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布洛赫语），区域社会史亦复如此。 历史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也只能在区域的范围内探寻其变化的根源，进而实现对历史的全面理解，这是因为区域只是相对的，区域没有大小之分，它是变动的，而不是固化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时间、空间、人物都是放在特定区域中加以考察的。“地理是舞台，历史是演剧”，所谓的老话非但不过时，更让区域社会史研究者警醒。 着力水利社会史研究 “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这是一个现实的突出问题。以此问题为出发点，本世纪之初，我们就着力从事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尤其是现今谓之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如今，此领域的研究摆脱了“就水利而水利”的缺陷，与之相互作用的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水案、灌溉、土地、灾害、防洪、祭祀、信仰、宗族、民俗等，都在区域的视角中得到研究和展现。其实，水和土一样，都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之前我们过多地关注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水的研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水利社会史”形成当今的研究热点，或有人称之为一门学科，区域社会史的带动功莫大焉。 增强对中国史多元性、复杂性认识 区域社会史不能只是通史历史分期的地方版，区域社会史的分期需要根据区域社会发展的实际来划分，依样画葫芦地将中国“大历史”的分期简单套用照搬到具体的区域历史研究中来，往往难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近代史与古代史最大的不同，就是外来势力以侵略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从区域社会史角度而言，1840年就很难整齐划一地作为“区域”的分界点。西方势力的侵入，经过了一个自东向西、由沿海到内地的漫长过程。就华北而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的开埠才使华北地区直接感受到了那种血腥。就山西而言，光绪初年的那场“二百年未遇”的大灾，甚至要比鸦片战争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更大。就像中华文明自黄河流域渐次展开一样，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区域历史也有其不同于“大历史”的节点和节奏，区域社会史研究增强了我们对中国史多元性、复杂性的认识。 开拓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 方兴未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带动了大量“地方性文献”的发现与搜集，有人将此形容为“井喷式”的发现。尽管也有人批评有研究者过于迷恋和夸大地方文献证史的作用和意义，但资料的搜集整理毕竟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何况什么文献与遗留可以利用，什么又不可以利用呢？我们认为，大量地发掘、搜集、整理地方文献，是对中国历史学的重要贡献，学术的贡献不仅是著述的发表出版，资料的搜集整理同样是重要的贡献。自本世纪初开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下大力气搜集整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基层档案，从家乡出发的个体搜集，到县域单位的“集体调查”；从编织袋里的杂乱无序，到科学分类的数据化建设；从几个村庄的数百件档案，到数百村庄的数千万件档案，可谓“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正是在大量基层农村档案的基础上，催生了“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这一现今备受关注的领域。当然，以地方文献为基本资料的研究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研究和资料搜集同样是一个不断延续、不断提升的过程。对于集体化时代基础农村档案的搜集整理，我们认为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的抢救工作，它对多学科的相关学术研究及当代中国现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多年前，在大量基层农村档案的基础上，本中心创建了一个集档案、报刊、实物为一体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综合展”，此馆现已被命名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年开拓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右下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览馆一角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部分集体化时代农村研究成果 让区域史回归整体史 区域社会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奥妙，区域只是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和工具。华南学派的同仁们以宗族、仪式、族群认同为切入点，研究地方社会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间的复杂关系。山西则从现实问题出发，以人口资源环境为出发点，尤其是以“水利社会”为突破口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二者都注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华南要“走进历史现场”，山西要“走向田野与社会”。“地方性知识”、“在地化”、“江南模式”、“华北模式”、“关中模式”等，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都是区域社会史大花圃中不同的艳丽花朵，赤橙黄绿青蓝紫，远近高低各不同。重要的是，区域史要回归整体史。如何从区域史的成果中提取有关整体史的普遍性知识？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中引申出更具概括力的解释框架？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中更深刻地体现整体史的脉络？区域史如何提升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度？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如果从笔者跟随乔志强先生读硕士学位算起，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已近四十年。以“走向田野与社会”为治史理念，从整体的社会史到区域的社会史，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我们不仅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地方性文献”，而且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四十年即将过去，时间上我们与先生渐行渐远，学术思想上我们与先生越走越近，“让区域史回归整体史”，这是一个往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间断的过程。 尽管学界同仁也有人称我们为“山西学派”或“山西历史研究的山药蛋派”，但我们从来不敢以此自诩。上述所及，其实一定程度上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言不及义，权且一点自我反思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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