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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

文章摘自《我的抗战》 作者：《中国传奇2010之我的抗战》节目组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亲历者

李宗岱——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

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何宏钧——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文书

李兰亭——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枪手

鲍鸿海——时为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战士

编导手记

抛开之后的战绩不论，1937年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糕的军队”。很难想像一支部队会因为军纪差、武器差、战斗力差等等因素而被排斥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之外。但在抗战初期，川军的名声的确如此。

然而，就是这支“最糟糕的军队”，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几乎无役不从：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南京保卫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一四五师弹尽援绝，师长饶国华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3次长沙会战中川军是骨干兵团，全师4000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600多人；豫中会战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在掩护友军时，司令部直属队与日军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

到抗战后期，曾经“最糟糕的部队”得到的评价是“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20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过无数次内战的蹂躏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军人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也很难有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生逢乱世，军人不过是一些人为一己之私欲而组织的私人卫队，他们之间或以利益或以情感来维系，他们没有使命也没有荣誉感，甚至于他们曾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也许一个军人也曾有保家卫国的豪情，但二十年的内战则完全击碎了他们的理想和那份传统的家国意识。

因此，当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场上竟难已找到一片立足之地时，那又是怎样一种沮丧。历史如此演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记载：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劝他不必亲赴战线，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随后，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且不论刘湘是否有防备被蒋介石吞并的意思，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刘湘深知“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当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之时，只有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才能真正让一个军人体味到使命和荣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在前线川军每天必同声诵读的话。

他们拒绝沉沦，他们选择知耻后勇，哪怕手里只有打不响的“汉阳造”和铁片磨成的大刀。

清洗身前的罪恶，又有什么比得了为民族拼一死！

1937年末，侵略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日军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从而连贯南北战场。为了防御日军侵略，时任第五战区①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调集64个师约60万人驻守第五战区。

1938年初，北线日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板垣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直扑临沂；西路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沿津浦铁路南进，进攻滕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60公里，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日军如果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切断陇海路，西取徐州，又可北上临沂，到时彭城不攻自破，津浦路不战自通，所以对我军来说，能否成功守住临沂和滕县，是这场战役的关键。

临沂会战——“钢军”也怕肉袒汉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进犯临沂，第三军团奉命阻击。战斗即将打响，空气中似乎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驻扎在临沂的第三军团完成布防后，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的李宗岱②提笔写下一封遗书，但遗书写好后，他并没有将它邮回家中，反而随手烧掉，李宗岱老人回忆说：“当时鬼子占领的地方，屠杀的人很多，我们家里都没撤出来，老家被鬼子占了，不晓得我们自己的老人还在不在。”

自抗战以来，李宗岱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十分痛恨日军。他在空地上竖起两个木桩做成的假人——一个标明板垣征四郎，另一个标明矶谷廉介，然后就和战友们刀劈枪刺，经常劈砍得木片乱飞。

当时第三军团的战士们，除了手榴弹之外，每人的手中都有一把大刀，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枪实在少得可怜。

第三军团原本是西北军，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相比，他们只不过是一支杂牌部队，因此，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为他们装备先进武器。西北军用的都是老式的汉阳造，一个排只有一两挺机枪。虽然武器差了点，不过以前打仗都是军阀混战，现在能打鬼子，战士们谁也不在乎武器怎么样。

2月下旬，第五战区长官部接到临沂急电：日军开始进攻临沂，战斗首先在临沂以北的村镇打响。

第一批冲上来的是日军的骑兵，李宗岱和战友们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老人回忆说：“等靠近点打马，把马一打，人摔下来了，马就往前冲，后边的人就变得惊慌，就乱开枪或者乱跑。”就这样，日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散了，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很快又重新组织起进攻。随着日军的狂轰滥炸，李宗岱所属连队驻防的葛沟阵地，已经遍地都是弹坑，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作战勇猛的李宗岱接任了他的位置。

白天的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当天晚上，李宗岱挑了20名身强体壮的战士，趁着夜色偷偷摸到日军的阵地。李宗岱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已经非常接近日军阵地了，连日军挖战壕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又往前爬了20多公尺后，就已经能够看到人影了。李宗岱率先冲向一个敌人，一刀下去，就削掉了他半个身子，敌人疼得直叫，跟在李宗岱后边的一个班长给了敌人一刺刀，将他结果了。随后，剩下的战士全部冲了上来。接下来就是近身肉搏，短兵相接。与李宗岱他们的大刀片相比，日本人的刺刀就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了。经过几10分钟的白刃战，日军开始向后溃退。李宗岱和战友们夺取了敌人的机枪，依靠着机枪的掩护，他们也迅速返回阵地。这场战斗中，20个敢死队队员中除了7人受伤外，无一牺牲。从战斗中获得的文件中，李宗岱才知道，他们偷袭的竟然是装备精锐的板垣师团田野联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