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17年（1942年）1月底，那年我26岁，被抽出抚顺市“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同行的有朝鲜、台湾地区、菲律宾姐妹共28个人，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她才20岁。不知道日本人要送我们去什么地方，只听说路途遥远，我幻想着到那边或许能见到自己的恋人，所以心情还算是好的。在军舰上日本人不让我们闲着，逼我们日夜不停地接待舰上的水兵。这年2月23日抵达海南岛的海口市。住在海口市中山路，在海口钟楼右侧，具体门牌、店铺记不清了，那个地方就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在海口市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仔和菲律宾妹仔。我们被逼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的住地慰安所接待军人。晚上接客，白天也接客，当然晚上客来得多，来的都是日本军人，其他人是不准到这里来的。除此之外，我们每月都要轮流一次外出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10个或10多个姐妹。每次到兵营的两三天中，接客更多，有时不到一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连来月经时也要接客，由于不停地性交，姐妹们个个都面黄肌瘦，不少人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只要稍有好转，日本人马上就强迫姐妹们再去接客。慰安所定期给我们检查身体，打针吃药。有的妹仔染上性病，下身溃烂臭气难闻，这时她的床位挂上红色的牌子，日本军士才不敢靠近。但有不少姐妹，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造成终身残废。
昭和18年（1943年）1月，日军用军车把我送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住进红沙墟旁边的欧家园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是日本军队强迫民工盖起来的，里面共住有52个姐妹，中国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而日本女人则安置在三亚市内的慰安所里。在这里我们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遇到性格粗暴的日本军人，动作稍为慢了点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接待这种人只好随他摆布，搞得你死去活来，也不敢得罪他。偶尔也会遇上一个良心没死的日本军人，他玩得开心，事后还会悄悄给你塞上10元钱或更多一点日币。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了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是照样还得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在我床上挂上红牌，我才得到休息和医治，我真感谢他暗中保护我。可是不久，经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恋人的消息。金管事与我的恋人来中国后同在一个部队，一起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队作战，金管事告诉我我的恋人到中国还不到三个月就战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大病还没痊愈，日军就又强迫我接客。如此残酷的折磨，不死算我命大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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