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日本人就弃下我们不管了，个别生病体弱的朝鲜兵也被丢下了。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位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1948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三亚市郊的荔枝沟。那时，每天我俩靠刈草卖维持生活，虽然经济收入少，生活清苦，但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自由地生活，比起昔日在日本人慰安所中的日子，真是有着天地之别。我和石建顺共同生活了7年，虽然没有一儿半女（在慰安所时身体被搞坏了），但那段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1955年，与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扔下我一个人。当地人民政府特别关怀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各个方面照顾我。1959年安排我到保亭县公路工区当养路工。我住在离保亭县城6公里的道班宿舍，那些年里修路、养牛什么都干。中国政府对我这个外国女人非常关照，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公路工区的领导时常关心照顾我，问寒问暖，退休后我照样领到在职时的百分之百工资，还住进县城公路工区职工宿舍，当时宿舍紧张，有些职工甚至领导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却让我先住。每当患病时领导特别关心，派女工专门照料我。“文化大革命”时我怎样了？还好。红卫兵知道我是外国人，对我还算客气，没有动我。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回去了，在韩国我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却生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饱受屈辱的女人，大家像对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再则我年老多病，工区领导连棺材也都为我准备好了。我也已经按中国人的习惯，准备了几套寿衣，我已无后顾之忧，死也无所谓了。我只祈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那可怕的战争。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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