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07年12月6日第5版，作者：张闾蘅，陈海滨，原题：《1958年11月蒋介石在台湾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赵一荻自1946年11月被秘密转移到台湾新竹山中囚禁，在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偶尔有人来，张学良会请人带信给蒋介石，在信件中，总是表达自己想见蒋一面。蒋介石总是不予理睬。在十余年中，张学良在日记中曾记录请求宋美龄、蒋经国转达他想见蒋的愿望……也详细记录了蒋介石逼迫他写回忆录的经过，以及1958年在大溪蒋家别墅秘密召见的全过程。
（一）
1950年4月29日，刘乙光接到通知，让张学良明天去蒋介石大溪官邸，说是“蒋夫人”约见。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之后，一别十余年未见面了，但彼此之间书信未断，宋美龄总是在每封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随信还寄来各种礼物，不时地询问需要什么？为他请来伴读明史的学者，怕他寂寞，寄来了杂志，甚至寄来了小狗的照片，告诉张学良，她养的狗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狗，是否需要送来一只作伴……
接到通知后，张学良辗转于榻，一夜未眠。他曾经多次在信中提到希望与宋美龄见面，宋美龄到台湾后，在一次回信中说要安排时间亲自来井上温泉看看。张学良得悉急忙去信告之，路途太远，道路太坏，请“夫人”约好时间地点，他可随时前往。4月30日，张学良驱车早5点半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北行，11点到大溪蒋家别墅。小休约一小时，蒋夫人到，谈了一些家常，然后在寓午餐。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饭后，“夫人问我对她有什么话说吗？”我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哪，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了。只有两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先生；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宋美龄只是答应张学良的第二个请求，说“写给家中的信由她转。”这是张学良在台湾第一次当面向宋美龄提出求见蒋的想法。此事没有下文，宋美龄依旧关照张学良的生活，时常写信或寄些食品，但从不提见蒋的事。张学良在山中似乎被人忘却了。
（二）
直到1956年，这一年的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想起张学良了，接连召见在山中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
11月15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专门到张学良屋内，表情冷漠，说：“蒋总统曾于13日单独召见他（刘乙光），面告二事：不准我（张学良）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我同警卫人员接近。”11月17日，刘乙光又连夜赶回台北，仍是蒋介石召见。刘乙光20日回到井上，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这天晚上，张学良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覆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
既然是奉命之作，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平日里除了写家信，张学良很少写“大作”，为了完成此“重任”，整整埋头写了十天。初稿写完先交给刘乙光看，刘乙光看后说蒋先生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但刘乙光“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建议加上这一段。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
12月5日晚，张学良连夜修改抄写初稿，12月6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
这是一篇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当事人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书去了台北，没想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到：“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无奈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
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要他明天到台北，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他明早5点即去台北。”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另一篇蒋介石的“命题作文”，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刘乙光）召去，“交他一件郭增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嘱我（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加入回忆文中。”刘乙光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说张学良：“对共产党已有进步，我（总统）甚安慰，他（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所辟明以示后人。”
“总统”的“表扬”，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一封信被一而再三的要求修改。张学良在日记中谈到：“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刘乙光坚持要张学良增改信件并坐等着，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另写一张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24日回到井上温泉。晚饭后，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礼物”，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二是一本民国46（1957）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共产党必败”，“对反共抗俄余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按“上峰”意见几番修改，终于交至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与刘乙光商量，希望他转告“总统”，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的机会。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27日返回。说到台北当天晚上9点“总统”即召见。“问他（刘乙光）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喜欢离去。原计划27日的早上返回井上。
可是27日一早，刘乙光尚未起床，即接到“总统”召见令，刘乙光10点半赶到蒋介石官邸。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刘乙光讲述的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总统言，受训事，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冒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叫我（张学良）先写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的观感，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
张学良是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又“令我写书”。“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
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焦虑、烦躁、怨气，终于使张学良脾气爆发，28日一早“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见张学良情绪失控，赵一荻只能婉言相劝，刘乙光见状不好也急忙苦苦劝说，这才使张学良慢慢平静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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