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7年始，张学良在蒋送来的日记本的首页上写道：“蒋总统亲手交与刘乙光转来者，毅庵谨志45年12月24日于清泉。奉命写一本《杂忆随感漫录》送呈阅。”
要完成蒋先生交代的“任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学良决定“专心写那一本小册子”。张学良也想明白了，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而是想看看自己思想有没有转变，想看看他写出的东西是否对蒋“有用”。
1957年4月12日，“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这份自述的“杂忆”，张学良写了整整4个月，期间，前列腺发炎、发烧……张学良都未停笔。在《杂忆随感漫录》中，最后一节的标题为“对共产党的观感”，张学良“剖析”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新的认识”，文中不乏有迎合蒋介石的观点。
张学良写完回忆录后在日记中写道：“此乃我从来没写这么多字的东西，虽然不完美满意，但我竭尽心力矣。”
刘乙光将《杂忆随感漫录》及张学良的信，送台北交蒋经国。
5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带回“总统”的意见：一是要张学良将《杂忆随感漫录》重新抄一遍；二是要求张学良将“去年12月17日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复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并言“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刘乙光再三交待：“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抄写这两份材料，张学良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刘乙光将张学良缮写的“反省录”送至蒋介石，“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并交待说准备将张学良迁至“较近之处”“但未言明地点，何日期”。这份原本是奉蒋介石之令，张学良撰写了西安事变的经过，是作为私人信函交蒋介石的，现在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张学良亲手再抄写一遍。（这份材料后来流传外间，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
8月12日，蒋介石、蒋经国又给张学良“布置”任务，要求张学良写读《苏俄在中国》之读后感，并“把西安事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苏俄在中国》一书是蒋介石著的。
8月初，张学良发现自己咳嗽痰中有血。“照X光，看了内科和眼科大夫”。从8月14日至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完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8月26日，刘乙光将该文送交蒋经国，得到的答复是先“放在那里吧！”
这一连串的“奉命之作”，总算都交卷了。随后接到通知，准备搬迁到高雄，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举家离开井上温泉，入住高雄西子湾。刘乙光告诉张学良，“总统”的寓所就在不远处，要保密，不要见陌生人。张学良有时看到附近岗哨增加，知道肯定是蒋介石来了，但蒋介石没有召见，几天后又归于平静。
（四）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子湾张学良住所，张学良在毫无思想准备下，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急忙召赵一荻与之相见，这是宋美龄第一次见到赵一荻。自张学良迁台后，宋美龄始终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在信函中只提“凤姐姐”及子女事，几乎未提及赵一荻。大家寒暄之后，宋美龄巡视了各房间，送了糖果及鲜花，并告诉张学良，她将去美国，赶紧写家信。两人谈了约半小时。张学良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对于名禄无所希求，但仍愿为人类和国家，在有限的余生，再有所贡献……”并提出想见见“总统”。这是张学良第二次提出想见见蒋“总统”。“今天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宋美龄说：“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宋美龄去美国了，托“蒋夫人”转达的“求见”，没有动静。
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见一篇周鲸文的谈话后，找刘乙光商量，想请刘乙光到蒋经国处探听一下高峰的意旨并请个人帮忙，“打算写一篇东西”。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主动”提出写迎合高峰的文章，“听说老先生要南来，想趁老先生在西子湾呈上去”。刘乙光听罢，自然很高兴，说：“如果能写的话，那早就是高峰的意愿，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
张学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老先生”看到他的思想已“有所改变”。这篇文章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交刘乙光28日送往台北，同时给台北包医生去信，讲述自己眼疾治疗的情况。
9月2日，刘乙光台北归来，告诉张学良他见了蒋经国，将信件送上。并向蒋经国汇报了张学良的“转变”。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三点许，老刘乘汽车由台北返来，他告诉我：他到台北之后，将信件送给蒋经国，并请示三事，（1）余前书写之件，自己认为不满意，因彼时对共×的认识上未到时候，最近又看见了周鲸文的公表，自己决心写了这篇东西，但在文词上仍不满意，如加以修正，是所希望；（2）余近患目疾，已在高雄医治了一个多月，未见进步，如何办法？（3）时局不安，是否准备移动？日昨蒋经国将他（刘乙光）唤去，告诉他：我所写的东西，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嘱我移医治眼疾。并手赠我红酒两瓶。”张学良从不愿意写回忆文章到“主动请战”，在蒋经国看来是“大有进步”。经上报“总统”同意，令张学良转移台北医院医治眼疾。
（五）
张学良在台北看病期间，临时住在北投幽雅招待所。
1958年10月17日，住所忽然迎来了一位客人--蒋经国。这是张学良与蒋经国的初次见面，过去互相都不陌生，但“无缘”见面。在日记中，张学良记下：“同蒋经国初次会见。早九点蒋经国来寓过访，相谈之下，甚为欢畅。我谢他多方的关怀，并道及我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并说明我之志望，富贵于我如浮云，惟一想再一践故土耳。彼频频问到起居饮食，我答以如今我之居处，已使我十分不安，并非矫情，乃现在的我，不应享此优荣也。彼又谈到如感寂寞，可以出去游玩游玩，并要派电影来赏阅，余力辞。约在十点左右，大家同摄数相片而去。”
这是张学良向蒋经国提出自己想见“总统”的要求。也许是宋美龄、蒋经国均将张学良求见的“要求”转告了“总统”，但更重要的是，从张学良送来的文章已表明张学良的思想“大有转变”。
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召见张学良。“11月15日早，老刘告诉我，昨日蒋经国将他唤去，关心我的病况，详加询问，并告诉他，我们要是回高雄以前，老刘须要再去见他。”
11月23日，刘乙光通知张学良做好准备，下午5点，“总统”将在大溪官邸召见。“3点一刻，蒋经国派其车来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张学良与蒋介石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整整二十余年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见面的情形：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时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
……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12年后，蒋介石第一次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的“忏悔”表明自己认识“提高”，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仍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并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张学良身上，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两人谈话仅半小时，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自从迁到高雄，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蒋介石后来也到过高雄，却没有再约见张学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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