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爱芳去徐家汇的一个小姐妹那里住了五天，回来后一检查，房契已经不在了，便知道甘祖强已经开始行动了。后来知道，甘祖强是在孔爱芳离开的当天下午就从街头请了一位锁匠来开了锁，偷拿了房契交给了仇学武。
孔爱芳于是就写了一封举报信，生怕寄丢了，决定亲自送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去。
孔爱芳不知应当向哪位领导同志举报此事，就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同志收”。解放初期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每个领导每天都不知要收到多少人民来信，如果每一封都要领导亲自阅读，那恐怕领导同志就是整天不干其他任何事情，就坐在那里处理信函大概也来不及，所以，通常就交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分管信访的人员去处理。本来，孔爱芳把信函交给接待人员就行了。但是，她出于谨慎，担心这封函件没有受到重视，于是就对接待人员说她要把信函直接交到哪位领导的手中。这一要求当然是无法满足的，孔爱芳一见人家摇头，就摆出了一副不见到领导决不罢休的架势，声称要在接待室一直待下去。这样，工作人员就要问一下究竟是为何事而要直接向领导投递该函。孔爱芳说是为举报走私药品事，那个接待人员一听“药品”两字，立马就说那你把这信函送到上海市卫生局去吧，卫生局的局长崔义田同志还兼着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卫生处处长，交给崔局长没错。
孔爱芳于是就去了上海市卫生局，她未能见到局长崔义田，但是，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答应一定把信函交给崔义田局长。工作人员没有蒙人，确实是把孔爱芳的这封信函交给了崔义田局长。
崔义田看了举报信函，认为这件事应当由公安部门去处理的，于是就把该函件直接转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扬帆收到崔义田转去的信函后，批转到了刑事侦查处（当时叫“刑事侦查处”）。当时，这种不着边际内容的举报信函几乎每天都会飞往公安局，有时一天几十封甚至上百封也是有的，大部分查着查着就没法查下去了，工作量之大警力之紧是可想而知的。刑侦处的领导看了孔爱芳的这封未具举报人姓名和住址的匿名信函，暗忖别又是一个查不下去的线索啊，但工作是要做一下的，于是就唤来一个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名叫罗清山的刑警，让他先去初步查摸一下这封举报信函内容的真伪。
罗清山是一个解放战争前期入伍的山东籍小伙子，24岁，上海战役时他在宋时轮的第3野战军第9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当保卫干事。中共方面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宣告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后不久，为充实公安力量，他奉命和其他一批部队同志就地转业，当了人民警察。罗清山没有什么突出的聪明才智，但是小伙子非常踏实，寻思既然到了这个岗位上，那就得把工作做好，而要在大上海做好公安工作，看来先得把上海滩的道路摸熟，还要把上海话学好。这两桩事情说说容易，真要做成功那还是蛮犯难的。但是，罗清山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接受这一使命的时候，小伙子已经把上海滩的每条大街小巷都查摸得了如指掌，一口上海话也说得几可乱真，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哩。
罗清山接受任务后，想了一阵，寻思要了解举报信内容的真假，有两个途径：一是去找信中所说的那两个有名有姓但是不知住址的被举报走私药品的主儿甘祖强和仇学武，二是找到那个匿名的举报者。这两条途径的相同之处是对方都没有住址，不同之处是一个有姓名，一个连姓名也没有。那么走哪条途径呢？罗清山想先去找那个匿名举报人，这样做尽管难些，但是找到后接触时没有“打草惊蛇”之虞，而且找到了举报人也等于是找到了被举报人甘祖强和仇学武。
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匿名举报人呢？罗清山想举报信是从上海市卫生局转过来的，那就先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这封信的信封上没有贴邮票，也没有盖邮戳，说明不是通过邮局邮寄的，那就很有可能是写信人直接上市卫生局递交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运气就来了。
运气倒还真让罗清山撞着了，他去上海市卫生局一打听。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根据信封上的编号查到了收下这封信函的登记，那上面竟然有孔爱芳当时自报的姓名和地址。罗清山真是喜从天降，抄下后就去访问。不过还好小伙子多生了一分心眼，他没有直接上孔爱芳的住处，而是先去了管段派出所，向分管的户籍警了解是否有孔爱芳这样一个住户。户籍警查了一下，说有孔爱芳这么一个住户，不过报的是临时户口，她的固定户口是在闸北区那里的，她那临时户口本上还挂着一个人，是个男子，名叫甘祖强。
罗清山这下乐了，别说天上掉下馅饼只是童话故事中的情节，看来现实生活中也有啊，我眼下不是碰到了吗？还好没有冒冒失失找上门去，否则如果正好撞在那个甘祖强手里那不是坏了事吗？如此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十有八九倒是属实的，因为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是住在一个门口里的，那事儿通常就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了。出于慎重，还是先请示领导再说吧，看这活儿怎样往下顺。
刑侦处领导听了罗清山的汇报，说小罗你这样做很好，是得先研究一下看怎么往下查，这事儿估计是确凿的呢，那就得立案了。活儿还是你干，给你增派一个助手，让小袁和你一起查吧。
小袁名叫袁蒙一，比罗清山小两岁，他是革命烈士后代，其父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前一年在苏州被捕，拒绝吐露机密出卖同志，英勇不屈，光荣牺牲。上海解放时，袁蒙一正由其经商的伯父供养着读高中，其父当年的上级随军进沪后在市公安局当部门领导，前往他家慰问，袁蒙一坚决要求辍学参加工作，于是就进了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
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通过派出所安排悄然跟举报人孔爱芳接触。当天下午，派出所户籍警请居委会干部打探得甘祖强不在时，就把孔爱芳请到了居委会干部的家里接受刑警的调查。
孔爱芳对于刑警找上门来感到吃惊，甚至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承认是她写的举报信，然后又把情况陈述了一遍。可能出于谨慎，也可能根本是一种无意识，她只字未提许骧璋。这样，当时的陈述笔录里就没有许骧璋的记录，警方根本不知道还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其实值得怀疑一下的人物。
事先，领导已经把策略向罗清山两人作过交代了：如果举报情况属实，那就要求孔爱芳严格保密，稳住甘祖强，对走私药品情况予以密切监视，让他们把药品偷运进来，到时候来一个人赃俱获。
当下，袁蒙一就把要求对孔爱芳说了，希望她能配合政府做好这件事，孔爱芳说没有问题，但她也有一个要求希望政府满足。孔爱芳的要求是：她的房契已经被甘祖强作为信用担保抵押在人家手里了，希望到时候政府能够发还。袁蒙一说这事没有问题，肯定会还给你的。孔爱芳于是很高兴地点头，表示绝对没有问题，一定配合警察同志把这件事做好。
其实，孔爱芳的举动没有逃出许骧璋的视线，说老实话，他最担心的就是孔爱芳不举报，再有就是举报后不被警方重视，现在事情发展的轨迹是沿着“保密局”特工专家事先制定的方向走的，所以他就放心了。为防止发生意外，许骧璋就不再去孔爱芳那里，还关照仇学武也用不露面的隐秘的方式跟甘祖强联系。
为防止夜长梦多，许骧璋要求仇学武立刻执行“走私”行动。货是现成的，那是3000盒盘尼西林针剂粉末，每盒12瓶，可供救治二三千名伤病员之用。这批货，在许骧璋离开台湾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就运到了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大陈岛，然后通过“保密局”的秘密地下运输渠道伪装成海货运至上海附近的海域，乘夜晚黑幕的掩护避开解放军海军巡逻艇的巡查，就在海上和前来接货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办理了交接手续，由潜伏特务运至浦东高桥镇一位不是特务身份的百姓朋友家里存放着。保管这批特殊货物的潜伏特务得到的指令是，根据指定的暗号发放这批货物。
罗清山、袁蒙一对孔爱芳调查后的第三天，许骧璋决定开始行动，他先让仇学武给甘祖强写了一封信，说货物已经运到，目前藏于浦东高桥镇某处，这两天准备提货。写这封信的用意其实是要使警方知道这批货密藏于何处，好让警方采取行动。因为警方肯定已经通过邮局控制了甘祖强的通信，写给他的信函他本人还没阅读到时，警方已经拍照取证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刑警看了这封信函的内容后，当即前往高桥镇秘密查摸，在川沙警方的协助下对存放货物之处布置了秘密监控。
许骧璋下达指令后，就通知仇学武赶紧躲避，连甘祖强也得躲起来，免得他被捕后乱咬乱攀使警方产生了怀疑而影响卫生管理部门对这批盘尼西林也产生怀疑，从而坏了毛人凤的大计。
又过了一天，仇学武按照许骧璋的安排，去十六铺码头临时雇了一辆卡车，写了一纸条子，用暗号通知高桥方面发货。这时，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在高桥镇已经守候一天一夜了，此刻见有人前来提货，自然发作，在川沙县公安局的几位便衣民警的协助下将来人连车带货给查扣了。
保管货物的那人也给逮进了局子，他当然就咬出了那位利用他的不知是潜伏特务身份的朋友，警方马上行动，那个名叫丁根宝的特务已经接到仇学武的通知躲避出去了，但因为想着家里还有点事情没有交代，晚上返回来处理，结果就落网了。不过，丁根宝的被捕跟许骧璋执行的案子没有更多的关系了，所以，警方对于敌特的阴谋还不可能知情，只是将其作为走私刑事犯罪涉嫌人来看待。由于案值巨大，所以将其押解到了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关押着。
而罗清山、袁蒙一回过头来想捉拿甘祖强时，孔爱芳说甘祖强已经3天没有回来过了，也没有留下过什么话，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这个案子就办得有点像夹生饭了。不过，案子是破获了，两个年轻的刑警还是受到了表扬。因为活儿还没有干完，所以一边准备写结案报告，一边对甘祖强和仇学武作了布控安排，保证在布控点只要露面就能抓获。然后，就跟市卫生局联系鉴定查获的走私药品的鉴定。卫生局药检部门对于药品的鉴定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结案报告中要写清楚，查获的是什么药品，真货还是假货，抑或是有毒假药，等等，都要有一个权威说法，以便对走私案犯的定罪量刑。
前面说过，这批“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的毒药是中国大陆当时所使用的检测手段无法检测出其中的有毒成分的。这样，这批药品在经过抽检后就被认为是正宗的盘尼西林。
消息上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那边的专家正为筹措有效安全的消炎药品支援抗美援朝而大伤脑筋，听说警方查获了3000盒盘尼西林，就有人把脑筋动到了这上面。一个专家写了一份建议书，送到了主持工作的卫生部长崔义田那里。
崔义田是科班出身，他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并兼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官至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崔义田对于那3000盒求之不得的盘尼西林自然也有心动之意，如果运往朝鲜前线，那是可以拯救数以千计的志愿军伤员的生命的。这样，他在收到专家的建议函件后，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经过讨论后，决定从这批查获的盘尼西林中随机抽取样品，送往北京国家卫生部去作了检测后看结果再作决定。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决定跟警方已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警方这时要做的是结案了。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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