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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敬酒 林彪为何不敢喝

文章摘自《中苏关系见证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我们才得到消息。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很顺利,6月28日解放了汉城。美国惟恐他扶植的李承晚政权垮台,在亚洲引起连锁反应。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30日,美国派陆军第八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随后美国控制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以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由于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到8月初已解放南朝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领土,迫使敌人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兴高采烈,认为南方指日可下,胜利在握。主席十分镇定地对我说:朝鲜人民军应该作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荡平,彻底解放朝鲜全境。过不几天,主席又讲,应防守仁川这个重要的据点,以防不测。
     果然,数天后,即9月15日,传来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对朝鲜人民军南北夹击,遂使朝鲜形势急转直下。人民军被迫做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斯大林来电询问我方在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助一臂之力。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朝鲜局势,为了防止万一,早在7月上旬就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将第十三兵团(下辖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共四个军)和炮兵第一、二、八师及特种兵共约26万多人调到辽宁凤城、辽阳、安东、通化、本溪等地。9月30日,李伪军越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10月19日侵占平壤,并狂妄地叫嚣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打到鸭绿江。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周总理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庄严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2日,即李伪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毛主席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予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10月3日凌晨1时,周总理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郑重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当天,印度政府把中国的立场转告美国。10月4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当时,新中国建国伊始,西藏、台湾等地都还未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还有国民党残留的军队上山为匪,残害人民,尚待肃清;新解放区的土改还未实行。另外,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满目疮痍,百业待兴,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崇美、恐美思想,认为美国有先进的武装、强大的战斗力,称霸世界,难以战胜。中央主要考虑到: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因而中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另外,我国的空军还未成立,美国控制着制空权,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大约是10月8日从北京出发,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加油停留几小时,可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飞抵莫斯科。因紧急而又机密的关系,总理只带了我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同志。那时,林彪正在莫斯科养病,到达莫斯科后,总理立即同林彪取得了联系。③
     第二天,在布尔加宁陪同下,周总理、林彪去南俄靠近高加索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到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所,苏联政治局其他委员都等候在那里。午后,开始会谈。我方是总理、林彪,苏方是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但是发言的主要是斯大林。我和费德林二人担任翻译。开始时气氛有点紧张,因为互相都不摸底,都在放气球试探。斯大林特意指定波斯特列贝舍夫任“总司令”主持宴会,指挥一切。然后,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朝鲜前线的情况,指出朝鲜同志由于战争开始时军事进展顺利,疏忽了对情况逆转的思想准备,也许产生了轻敌思想。美帝在仁川登陆反扑对朝方压力很大,现在招架不住了。看来,敌人不会就此止步,不会停止前进,如果碰不到强大阻力的话。而且,朝鲜目前已受到极大的挫伤,战场的形势是严重的,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今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看法和想法。随后,恩来开门见山地讲: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无不困难重重。战争不是儿戏,陷入这个漩涡,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 并且这场战争如果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而认为不出兵较好。斯大林听了以后,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会被敌人消灭掉,就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
     难以预料以后的一切。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到的。其次,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残废、伤病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东北,是为了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要比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讲到这里时,林彪插话说: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斯大林对这个建议十分不感兴趣,回答说: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它消灭掉。既然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对此应该作好准备,不能见死不救,望着他们蒙受无谓的牺牲。斯大林随后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
     ①1949年8月13日刘少奇与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②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总理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有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的内容。③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和金日成会谈时说: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开始的时间,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打电话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国内去了电话,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朝鲜)。俄罗斯档案,1950年10月13日,冯西(斯大林)致电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指出动志愿军),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撤回北方的决定。”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在和周恩来、林彪会谈之后,曾向朝鲜建议疏散。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讲到这里时,斯大林还根据出兵的设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苏联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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