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影响下，许多共产党国家开始疏远中国。1963年10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分裂》的反华决议。1964年，蒙古当局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开始对中国援蒙项目制造障碍，驱赶中国援蒙员工。蒙古国家宣传机器不断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与此同时，苏蒙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开始陆续进入蒙古。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蒙，同蒙古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实际上是一个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军事条约。此后苏联部队全面进入蒙古，大批坦克和战机绕过首都乌兰巴托向南开进，部署在中蒙边境上，苏蒙两军在边境多次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据有关资料表明，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驻蒙部队已超过8万，苏联实际上对蒙古实施了军事占领。
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酣。在极“左”思潮的教唆下，红卫兵无视国际公法，四处出击。他们冲击了蒙古驻华使馆，并在使馆墙壁刷上“打倒蒙修”的标语口号；他们指责缅甸总理吴奈温是缅甸的“蒋介石”，砸了缅甸使馆；他们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车到北京东华门友谊商店购物，停车时无意中压着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传单，被“红卫兵”抓了个正着。“革命小将”怒火中烧，当即将汽车推翻焚毁，司机被扭送北京市公安局，大使夫人落荒而逃，躲进了友谊商店。在国内，这类事件的屡屡发生，无疑使日益恶化的中蒙关系雪上加霜。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而言，要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过调研，经毛泽东同意，形成了新的战略决策：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
中美关系的缓和，打破了“冷战”时期东西方相持已久的“核平衡”，对苏联领导层无疑产生了极大刺激，迫使他们重新调整思绪与美国人抗衡。此后就发生了在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上，苏方向中方献媚和1969年9月11日中苏总理北京首都机场的会晤。尽管由于苏方缺乏诚意，使会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此举也让世界看到，经多年交恶后，苏联向中国举起了“橄榄枝”。蒙古为了自身利益，也对改善中蒙关系做出姿态。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大使受命到达乌兰巴托莅任。（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许文益大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许文益大使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相当于中国人大常委会）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中国驻蒙使馆人员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
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而今天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加之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这样的既无事先预约、时间又这么急促的约见，让许大使这个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颇感突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是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许大使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许大使顿生不祥感觉。8时20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的拜会感觉。额首先对大使刚到任20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他紧接着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他又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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