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与中国学派建设(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54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周大鸣 参加讨论
三、从应用性格到中国学派 从实践角度来看，应用性格是中国学派的重要性格之一。我曾经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主要观点是：“任何学科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学科才能永葆青春，才能更好地发挥本身的作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学者们过分注重学科的应用，以致忽略了学科的理论探讨，进而限制了人类学的进一步应用。所以，中国人类学要想在新的世纪更有作为，就必须在坚持应用传统的同时，加强学科的理论研究。也唯有如此，方可造出更全面的应用性格。也唯有如此，方可建设成中国学派！”[13]所以，我们也不能仅仅只做应用研究，还要能够上升到理论，使人类学能够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知识并以理论指导实践。 （一）中国学派建设：人类学与日常生活 人类学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主要包括：乡村都市化、城市外来工研究、户籍制度研究、城市族群的研究等。人类学是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学科，擅长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的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文化。人类学擅长研究文化变迁并利用自身优势，延伸出多个分支领域以研究现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每当我们提及人类学研究我们的日常生活时，简单地讲就是研究衣、食、住、行和休闲活动。在做乡村都市化研究时，我们将生活方式的变化看作是最重要的指标。比如，现在住房变化是最深刻的。凯里市有很多高楼，过去只能在香港或者纽约才能看到这样的高楼。另一方面，交通变化也非常大。贵州省政府提出“村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速”。当然这些口号提出来容易，真正实践起来并不简单。我们曾在西北某地做调研，发现当地政府为了实现村村通公路，就把十几个村合成一个村。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事情还是要理性化，不是说修路政策不好，确实也是为了方便村民出行。但是，我们国家的经费并不是非常充足。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不能不去看问题，看到问题的同时还要解决问题。 此外，人类学也延续着己身的研究优势，对于人类学经典的研究方向有了新的突破，如城市婚姻、家庭、文化变迁研究。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也在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对互联网带来的人类日常生活改变的研究、种族歧视、族群冲突、邪教、艾滋病、吸毒等等。如种族歧视，在贵州可能不重要，但在大城市就变得很重要。现在大量外国人进入到沿海大城市，就会出现跨国婚姻，进而建立家庭，繁衍后代。很多人看到黑人就很讨厌，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黑人的孩子玩，还很大声地喊：“不要跟那个黑孩子一起玩！”所以在中国种族歧视还是很严重的。设想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黑人小孩，将来会是什么样？关于族群冲突，笔者有一个基本判断即随着城乡人口的流动，中国其实正在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从地域性的文化向多元文化转变。尤其是在城市里，不同民族，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不同国籍的人群，还有讲不同方言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变得很多元化。在城市，因为族群冲突引起的矛盾，可能从很小的事情变成很大的事情，也即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像法律法规、政策，怎么样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城市里面的少数民族怎么样来管理，他们怎么享受他们的权利[1]19?例如，某些严重的暴力事件就是由族群之间的小矛盾而升级的一起严重族群冲突。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很多矛盾冲突很容易发生。如果解决不及时的话就会变成大的冲突和事件，这就是我们做应用研究的重要性。 （二）中国学派建设：人类学与发展研究 人类学与发展研究紧密相连。人类学家基于发展项目，凭借自身研究文化的特长，实地解决或缓解发展项目中由于文化因素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或是顺应本土文化特点以实现发展项目事半功倍的效果。人类学界对于发展项目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一是关注农村地区的发展；二是以人为本，关注就业和收入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资本积累；三是关注妇女在发展中的特殊需求和地位；四是可持续发展，防止以发展经济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破坏；五是提倡农村地区最贫困人群对发展过程的全面参与。国家提出到2020年要全部脱贫，但是关于乡村发展问题，我们要继续持续下去。中国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由于对村落比较了解，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们都知道乡村扶贫工作不好做，因为资源都是由人来分配的，就会发生很多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我们本来是要做一件好事，结果可能变成一件坏事，所以还是要想办法把好事向好的方面发展。 此外，在展开应用研究时，我们应该采用快速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去了解村庄概况，并提出有效的措施去解决问题。社会评估关注社会性别、贫困人群、少数民族、非自愿移民的风险等，倡导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观点，调动当地人的积极性，进行合作式发展。参与式社会评估通过人类学的参与技术将当地人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让他们对项目产生兴趣和感想，并提出意见和看法，从而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通过分享调查和分析结果，达到促使当地人自我分析、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可以有效地消除或者减少引发社会矛盾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参与发展理论还有个“零忍耐”政策，即所开展的项目要能够提高或至少不降低项目影响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缩小或不扩大项目区的贫富差别、民族差别和性别差异，不破坏项目区现有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15]。 同样地，随着中国从单一的、地域性的文化向移民的、多元文化的转变，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就业的机会就越来越多。关于人类学学生的就业问题，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世界银行行长Jim Yong Kim。他师从Arthur Kleinman，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世界银行的行长职位没有选一个经济学家，也没有选一个管理学的，而是选了一个人类学家。这是因为只要参与世行的就是股东，就是每个股东就要配额一定人数到这里去工作，所以世界银行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系统。而且世行的投资都是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所以由人类学家任职行长。现在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定重大项目都要做评估。那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都可以参与这一类的评估项目。我认为研究文化变迁可以把项目做得比较成功，因为每一个投资项目就是引起变迁的动力之一。比如政府要修一座水库，那么这座水库就会对库区的人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评估水库带来的间接影响。然后我们还可以给社会风险做出评级，一般水库涉及的社会风险是最高的，因为它涉及大量的移民。例如，三峡大坝引起了百万移民，虽然三峡大坝已经竣工很多年，但是三峡移民的问题一直存在。我的一个博士生就是做三峡移民的研究，因为只要三峡移民存在，这个课题就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是一个可持续性的课题[15]。我们做评估的时候倡导要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观点，发挥当地人的积极性，进行合作式发展。所以，我们一般会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要了解当地人的需求，这样可以提前做出风险防范措施和相关的建议，以减少社会矛盾。 当然在研究文化变迁时，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是时间方面的变迁；其次是空间方面的变迁；最后就是文化变迁涉及广泛的面向，在研究时要找到一个切入点。比如，我的博士生李金兰研究的是修建高铁对一个聚落所产生的影响。这样一个切入点，就是围绕着高铁去探究当地文化变迁。除了从交通的角度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互联网的角度展开研究。互联网进入村落后，每个人基本上都有一部智能手机，我们就可以探究人成为互联网终端后的变化。这样就会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话题，比如互联网对村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包括休闲时间、购物行为、生计方式以及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经常讲选题就是“旧瓶装新酒”，虽然文化变迁是一个很旧的题目，但是我们可以写出新意。此外，在研究文化变迁时，还要找到有显示度的方面，因为有些方面变得很快，而有些方面则变得很慢。比如观念性的东西变得很慢，但是衣着、购物方式以及出行方式就变得很快。还有像科技下乡引起的变迁、杂交水稻引起的变迁，扶贫对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这些都可以从文化变迁方面去研究。 （三）中国学派建设：人类学与民族政策咨询 当然，中国学派建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民族政策咨询。我国民族的多样性通常导致文化的多样性，也导致了各民族、各地区在禁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因此运用人类学知识和手段从事民族工作尤为重要。 在民族地区展开人类学的应用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前往田野研究地点之前，做好文献收集工作，充分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避免在无意间冒犯了当地人的文化禁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二，尊重当地人的饮食、宗教、文化习惯。在调查初期少提问题，多倾听、多观察，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和敏锐的观察者。有时候了解当地习俗也很重要。我在新疆认识了一个哈萨克族的朋友，他说他在结婚的时候要联系我。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没在意。结果他结婚那天真的给我打了电话，但是我仅说了一句“祝福你”。后来其他人告诉我，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才在结婚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我懂习俗的话，可能当时会多讲一点话。因为我在新疆调研时，是他陪着我一路做翻译，后来就成为很好的朋友。这就是熟悉当地习俗的重要性；第三，学会和当地官员相处，尽可能地避免由于理念不同而造成不愉快。现在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大多不懂当地语言，如果对支援干部进行语言培训，效果会理想许多，过去老一辈援藏的干部进入西藏后很快就学会了藏语。像王尧先生，以前他不讲藏语，讲英文。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区做翻译，因为西藏很多贵族懂英文，他就跟贵族讲英文，最后却学会了藏语。所以王尧先生就成为藏学专家，他们的学生辈基本上也都可以讲藏语。援建工作要跟当地民族很好地结合起来，可能会事半功倍。我觉得语言要学精很难，但学一点点还是很容易的。一定要愿意讲，对方就很容易跟你成为朋友。所以在做民族政策咨询时，我们要充分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 四、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学派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顾定国先生曾讲道：“中国人类学目前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但也并非一个完全自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从人类学科学反映国家状况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正是在斗志昂扬地为自由和真正自治而工作。”[16]可以说，中国人类学在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派与特点。 我想至少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与中国学派。第一是有完备的解释力也即是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启迪创新；第二是要有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且是根植于中国本土，具有应用价值的办法；第三是学术界可以接受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我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它既不是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学，也不是美国意义上的民族学。因为美国的民族学是在人类学下设置的，欧洲的民族学跟人类学差不多。但是，中国的民族学确实是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体系。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体系；其次是以解决民族问题为直接导向的。中国民族学的二级学科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等，这就很明确地表示是以少数民族问题为导向建立的。例如，完全基于中国经验而设置的民族自治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的自主性。最后是综合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为一体，即它可以用经济学、艺术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族学更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群。从立足于中国基础建立起来的学科来看，中国民族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中国自己创立的、能够体现中国话语与经验的一门学科。 因此，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如果能够在中国话语与经验上有所突破就可能更有优势。它不是按照西方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它不是要建立起独立的学派，而是体现着中国经验与中国话语，而且要把这种话语转变为普适性的观点，进而获得让整个学术界的认可，这是更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徐杰舜.人类学一定会在中国扎根——访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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