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能不能说，因为这一次失败了，所以斯大林就转而相信国民党甚于相信共产党了呢？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就是因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把武器都给了国民党，而只给了共产党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即所谓“武器给子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关于苏联援助的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和说明得太少，而它对于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确实太重要太重要。以至于，当研究这个问题不再是禁区时，有人仅凭一些零碎资料和传说，就可以诌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来。近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香港《开放》杂志3月号所刊《毛泽东夺取政权的秘密》一文。作者仅据几条不大可靠的消息，就大谈毛泽东所得斯大林的金钱和武器，如何多过近代以来中国所有全国的和地方的统治者，并得出结论说：“关于毛泽东的致胜之道，过去的表述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更准确的表述应是'依靠农村等待苏援'。”因为，“要不是斯大林在金钱和武器上给予毛泽东大量援助，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
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否同中共从苏联得钱多少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逻辑上也无法使人信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共发展最成功的一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而这恰恰是莫斯科对中共援助最少的时期。
显然，过分夸大莫斯科物质援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同我们过去过分讳言这种援助的情况密切关连的。凡事捂得越严，猜测和谬说越多。其实，讳言苏联的援助，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如何不听莫斯科的话，如何独立自主，未必真能使人信服。毕竟，苏联的援助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而更多地还表现在政治上、组织上乃至许多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各种干部人材的培训以及中共转入地下以后秘密工作的建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初提出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设想……，几乎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关头，都可以看到俄国人积极活动的影子。同直接的物质上的援助相比，莫斯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不论成败得失，有时更有决定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物质上的援助不重要。我们只要稍举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织从开始成立之日起，就从俄国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资助。在那个时候，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等费用光是靠陈独秀等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1920年下半年维经斯基在中国时，成立共产党的各种预备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像《共产党》月刊这样的宣传刊物就办了好几个。但是，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立即“经费无着”，许多宣传书刊的出版被迫中断，计划中的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就连机关报《共产党》月刊也停办了。据后来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那时一度连派人南下向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汇报工作的区区十余元路费，也拿不出来了。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任何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都了解，当年参加建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只有极少几个人如李大钊等，有稍好些的收入。但他们还要养家和支持《新青年》杂志之类，手头也并不宽裕。多数年轻人，或无固定收入，或靠稿费吃饭，或者还是依附于家庭的学生。再加上中共成立后，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很快变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而党组织开会、办杂志、出宣传品、搞工运、办外国语学校或工人补习学校等，没有哪一样不要钱。从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这也就是说，中共成立之后，有账可查的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钱，平均每月大约就有1850元，自己筹来的钱每月还不足100元。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大部分职业化，连这100元也筹不到了。陈独秀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头8个月，中共中央就“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一万五千”，平均每月约1875元。而这个时候，工人运动等的经费，莫斯科通常还是单独支付的，每月大约在1500元左右。此外还有些临时款项，如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1923年5月的笔记里就记着这样几条：“今天北京转来2000．78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1000美金，救济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额外给1000金币帮助中国共产党”。
此后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量大致上也有账可查。1924年实际得“经常费”（即党的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平均每月约3000元。1925年预算每月领经常费2250元，从4月起增至3650元，平均每月约3300元。1926年以后，不仅工运费，而且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也与党的经常费用分开提供，因而得款数量大增，每月当不少于万元，比预算超出甚多。1927年的经常费原定每月1．5万元，实际上平均每月收到3万元以上。1928至1932年每月预算更是在5万元左右。还需要强调的是，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一项，中共得到的就在几十万元上下。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每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湖南农运得援款近5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款1万元；12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款近10万元。1928年的数字目前公开得还不很具体，但看起来不会少于1927年，因为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特别费一项即达100万元（不过莫斯科批准的数字尚未见到，可能不会这么多）。
近年俄国出版并已陆续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披露了莫斯科高层决策的一些会议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莫斯科的领导人并不经常是态度一致的。他们中不少人，比如斯大林，更多地倾向于把俄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便如此，1924年以后的大多数援助无疑也是斯大林所赞同的。足以证明斯大林并不反对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且寄很大希望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在1927年斯大林扳倒了联共（布）中央内部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牢牢掌握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权以后，莫斯科丝毫没有减少对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援助。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曾经赞助共产国际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冒着很大风险，把中共几乎所有重要干部统统秘密召集到莫斯科去开代表大会，拟定各种政策性文件。此后，一直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苏区为止，仅党的经常费用，莫斯科每年就援助中共中央大约60万元，这还不算其他费用，比如已知1930年中共得济难费11．4万元，团费约7万元，等等。可见，斯大林主持共产国际以后，莫斯科的援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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