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党的七大，毛泽东至少作过九次书面或口头的报告和讲话，每次几乎都要提到苏联和斯大林。不仅提到，而且大讲特讲，充满敬重与期望之情。尤其是在内部讲话中，他直截了当地说：“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世界和平靠美、英、法、中、苏五大国，而“五大国中苏联为首”。他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明白：“（共产）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犹之玉皇大帝经常下雨，三年不下雨，就要批评，搞得好，万岁；搞不好，减少岁把子，总之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如今，共产国际解散了，“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的话，“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他”。毛泽东还面对台下数百名代表自问自答说：你们有没有一个说“我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的？“没有一个。”“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我们现在不公开讲这一点，只是“为着避免反动派的攻击”，“但实际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
遍查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所有文章和讲话，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讲斯大林和苏联的伟业的，主要就是两次：一次是在1939-1940年间，散见于《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几篇文章和讲话中，并且没有直接提到党的关系；另一次就是1945年的七大。讲得最集中、最多、最透彻，评价也是最高的，非这一次莫属。如果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篇文章表露的是真情实感，我们很难相信七大上毛泽东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是他违心讲出来应景的。事实上，整风已过，权威已立，又是在内部讲话，也没有那个必要。
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热情讴歌斯大林？据毛自己说，是因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而列宁的话太“灵”了。列宁说，资本主义一定要打世界大战，打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新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列宁说，如果苏联能够在十年二十年内巩固住自己的胜利，它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尽管二十年后苏联遭受到严重的侵犯，但战争的结果，“半个欧洲解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起来了，苏联成了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因此，列宁伟大，领导苏联胜利的斯大林当然也伟大。”
但是，如果细细地品味，我们不难发觉，毛泽东称颂斯大林和苏联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中国革命。
毛泽东用手比划着说：国际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抗战期间，毛泽东只有两度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一次也是在1939－1940年间，另一次就是1945年七大前后。头一次谈到胜利问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与德意开战，照苏联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了。既然是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自然希望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
头一次所以谈到胜利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已有雄兵50万，比较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已是天上地下。一面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人心渐失，一面是自己的力量和根据地越来越大，蒸蒸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考虑以无产阶级领导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可能性。当然，那个时候距离共产党的胜利事实上还比较遥远，不仅国民党还相当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日本需要应付。因此，毛泽东虽然极端不满国民党人贪污腐化，刮地皮，抽鸦片，娶小老婆，一个县长每月拿百十来块钱还不干好事，断言“再在这些混账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但最后他也还是不得不表示要“忍一口气”，说“在他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
1945年七大再提胜利问题，情况就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毛泽东很自豪：一方面，中共已经有91万军队，120多万党员，1亿人口的地盘，更强大了；另一方面，1944年一个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丢盔弃甲，丧城失地，溃不成军，日本人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贵州，差一点就抄到“陪都”重庆去了，不仅毛泽东，而且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人，都看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所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根本上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共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开始在议论一个话题：战后中国竟是谁人之天下？
还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恰恰是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暂时不公开说“天下是我们的”这样的话，但他明确讲：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却要“有这股神气”。未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
既然要胜利，当然要“力争外援”，“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全党了解，“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恰在七大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大肆诋毁中共的言论，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国政府实行扶蒋介石政策已成定局，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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