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方的上述无理要求，蒋介石十分愤慨。他在当日日记中称:“何物倭寇，其不知中国尚有人耳。”随即致电陈铭枢:“观倭寇今日要求，可知和平无望。”电中要陈转告十九路军将领，双方战事再起，日军可能由龙华方面抄袭我军后路，应对此切实注意。随后又致函汪精卫，表示与倭寇决战之意。经蒋再三劝说，汪精卫最终同意拒绝日方通牒。随后中方回复日方，明确拒绝日本的苛刻要求。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认为我方复牒“辞婉而意严，理直气壮”，“但恣睢如倭寇，必不能忍，此后惟有督率全国军队与之周旋而已”(《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39~240、254页)。20日7时30分，日方以中方拒绝撤退为由，动用海陆空军发起全面进攻，英美调停再度受挫。
中日战事再起后，蒋介石鉴于日方在此前几次调停中的恶劣表现，考虑与日军战事可能长期化，决心出任全军统帅，并亲自在南京督战。同时，先后抽调九、十、八十三师和三十六旅到浙北和沪杭铁路沿线，以应付淞沪战事之扩大。(《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54~256、260~261页。)
2月底，英国驻沪海军司令克雷出面邀请中日方面再度谈判，双方会商三小时后，达成五项协议，内容主要为双方无条件停战撤兵。中方随后即正式答复英方表示赞成。但日方因在浏河登陆成功，迫使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后撤至第二防线，于是又出尔反尔。3月3日晚，日方通过克雷传递新的四项条件，完全推翻此前的五点协议，令此次调停再度失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一编 外交(二)，第693、695页。)
由于日军在浏河登陆，威胁我军后方，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不得不全线后撤。为了阻止日军继续进攻，蒋介石先后命第四十七师、第一师加入战场，并制定第二期抵抗作战计划方案，该方案判断日军有可能借停战之机为将来之攻击作积极准备，其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由于战场区域扩大，我军“非再有多量援兵不可”。因此须在常熟、苏州、常州、无锡和浙江的嘉兴、沪杭沿线部署大批军队;如日军以南京为进攻目标，则由十九路军、第五军等部队在苏南依托阵地防守，而浙江方面部队全力向日军弱点攻击;如日军攻浙江，则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等部队出击其侧背。(《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87、389~390页。)
日军虽然在3月3日发布停战令，中日双方随后又都表示接受国联于3月5日通过的停战协议，但前线的交火并没有完全停止。在淞沪战场取得局部胜利后，日军仍试图继续扩大军事行动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但中方从各地抽调的后援军队已在3月上旬相继到达上海附近，面对严阵以待的大批中国军队，继续作战胜败难料。而长期胶着于上海区域作战对于日本并无好处，也极可能招致欧美列强的干涉。日军最终不得不决定停止作战行动，与中方进行停战谈判。
3月下旬，中日双方在上海举行停战会议。因日方态度蛮横，谈判极其艰苦。在撤退时限、暂住区域等问题上，日方多有反复。此外，日方还提出所谓创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设立缓冲区等无理要求，均遭中方反对。中方一面在谈判桌上折冲斡旋，一面强化上海周边的军事力量，以此为后盾，终于在5月达成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双方正式停战，中国军队留驻现防地;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设立公共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日军与负责接管任务的中国警察之间的移交事宜。协定附件第二号明确规定，日军向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及其毗连地方的撤退行动，于协定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在四星期内撤完。在作出一定程度上有损主权的让步后，国民政府终于迫使日本答应撤军。(《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700~703、754、751~753页。)
在停战协定签署前后，日方便逐步从上海撤走部分兵力。其第十一、十四师团，于3、4月间先后返回日本，到停战协定签字时，日军留沪部队仅有第九师团、宪兵和海军陆战队。从5月9日起，第九师团也开始撤回日本，到5月底，日本陆军部队均已撤离上海，部分宪兵和海军陆战队则撤入“一二八”战事爆发前的原驻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535页。)“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以日军撤离而告终。
结语
梳理“一二八”抗战时期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
1
蒋介石在“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和汪精卫一起主导了国民政府对日策略的重要转变，放弃了此前“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转为“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方针，这标志着耻辱的不抵抗主义基本告终，而中国国民政府主导的局部抗战阶段就此开始。
2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主持制定对日作战方略、妥善调整各地军事部署，并抽调精锐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在近一个月中成功阻遏了日军的多次攻势。在日军于淞沪战场取得局部胜利后，蒋介石又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并在上海周边投入了大批军队，最终迫使日军接受停战撤退回国。
3
蒋汪合作制定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策略方针，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层虽已不甘于向日方不断作出一系列的屈辱让步，决心以武力抵御侵略。但受制于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这种政策更多表现为一种国力不足状态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应付手段，最终也难以有效阻遏日本的侵略活动。
4
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下，蒋介石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该方针的评价多为负面，甚至视其为对外妥协投降的同义语。但梳理史料可以看到，这一方针的提出，与当时复杂的历史状况息息相关。对此方针的内涵和实际执行状况，仍应以史实为依据细加分析为妥。
值得注意的是，蒋氏对该方针中安内和攘外何者优先的实际运用往往以内外患的烈度为转移，“一二八”抗战期间，蒋氏虽仍坚持剿共方略，主张“不安定不能抗日也”。但为应对日本在上海发动之战事，仍然抽调其驻扎在江西的部分剿共部队转移赣东浙江，并陆续将其投入抗日战场。他还一度考虑“如果局势紧张，或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46、154、223页)。反映出他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国家危亡关头，仍能以卫国为重。这也为其最后与中共逐步和解，共同抗日埋下了伏笔。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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