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1941年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使得两党僵持的对抗局面开始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一方面，张冲找到周恩来，提出国共必须找到妥协办法，而他提议以华中中共军队展期北移和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双方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张冲声明纯为私人意见，但中共方面显然将其视作蒋介石示好的一种表现。
与此同时，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的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从中共中央2月2日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虽然仍旧明确要求坚持十二条，“目前绝不松口”，但事实上已经提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的问题。随着蒋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部分东调增援，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处境困难，毛进一步判断，国民党军事进攻已经终结，因而其“剿共计划已经根本打破了”，“内战已可避免”，国共两党“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
2月中旬，眼看象征国内团结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各小党派开始积极设法缓和两党关系，国民党方面也巴不得能劝说中共代表出席。10日，黄炎培等与周恩来讨论中共出席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即可将中共所提皖南事变善后十二条办法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并在参政会以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
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强调必如此才能“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但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对周所说：目前做法仍是僵局，因为蒋是不会承认十二条的，哪怕是一部分也不可能。果然，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拟就的致国民参政会公函经张冲转交参政会议长王世杰后，王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对此，在请示延安后，周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并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双方为此反复交涉两周时间，未得结果。周恩来明确讲：国民党指责我们为“奸党”“叛军”，如今不仅不道歉，还要我们来给你们捧场，“岂不是侮辱”？
坚持十二条，毛之目的“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共这时认为国民党此次对日作战受损失不大，相反，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压迫和军事上的进攻，局部地区还有增加趋势。当然，他仍反对军事进攻，对于少数军事领导人强调现在不怕破裂，应组织军事反攻的观点，他明确认为不妥。为此，他特别强调“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就有(希望)了”。
但25、26、27日接连三天，张冲再三找周商谈，“苦苦哀求”至不惜“为了国家”愿跪下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因“十二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做不到”。蒋介石这时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问题，表示同意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各小党派更是积极介入，乃至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以蒋为主席，周为副主席，在参政会内外共同讨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蒋也满口应允，使多数小党派领导人备受鼓舞。
但蒋此举其实并非在重视各小党派，其实只是在借助他们向中共施加压力。因此，当长时间得不到中共同意出席的答复之后，蒋即公开告诫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结果各小党派备感紧张。眼看3月1日参政会开幕在即，27、28日两日各小党派代表接连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至半夜，力劝中共设法出席。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来自延安的答复。各小党派领导人齐集张君劢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离开张家后又在黄炎培家与黄整整等了一夜周恩来的电话。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开会至半夜讨论中共出席之利弊。蒋介石的待从室这天夜里也几次打电话问王世杰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党派电话不断，一些人更亲自跑至曾家岩办事处来，恳求中共代表出席大会。
鉴于撤回十二条绝无可能，而对中共友好之各方态度恳切至极，为表示“仁至义尽”，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不提取消蒋令、取消一党专政以及惩办何应钦等国民党无法办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认中共两个集团军共六个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持现状；释放叶挺及所有被俘干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可以周或董个人名义向张冲提出，“在以上各点见之明令及事实后，我党可以出席参政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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