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向”下的史家“构图”能力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36 未知 尹媛萍 参加讨论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学科，史学家的素养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的面貌，因而在漫长的学科发展过程中被反复提及和强调。比如，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提出，史学家应具备“才、学、识”三方面的素质。英国史学家特里维廉认为，史学家承担着史实积累、证据检验，以及对史实进行选择、排比、推测、概括并将其以恰当形式表达出来的任务。可见，史学家的素养不仅关系到史学研究的进展，而且关乎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以及社会对史学的信任。 “构图”能力决定历史研究水准 当代史学理论家何兆武指出，历史研究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历史学家根据素材来建构一幅历史图画的过程。“构图”能力的高下，直接决定了历史研究的水准，也体现出史学家的基本素养。譬如，《史记》中的鸿门宴便是司马迁建构的一幅“历史图画”，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风云，而且能感受到司马迁的史学素养。笔者所谓的“构图”能力是一种史学家的综合素养，不仅包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能力，还包括表达和撰述历史的能力，更包括面对已成过往或正在进行的“历史”时的直观体察和心灵感受力。 如果说“史观”是史学家建构历史图像的“施工图”，那么史料无疑是史学家“构图”的基本素材。史料作为历史进程的记录与遗存，固然有其自在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却来自于其在“历史图画”中的位置，以及被纳入“历史图画”的方式。被纳入“历史图画”中的史料之间，必然被建构起某种关联，历史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关联之间体现出来的。同一种史料与不同的其他史料关联在一起时，其意义也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整幅“历史图画”的变化。比如，某个家庭的记账簿，在宏大叙事的“构图”者看来，其意义或许可有可无；但在新社会史或新文化史家眼中，却是探微知著的珍宝。也正因为如此，史学家的才、学、识，运用史学方法和工具的能力，以及感知历史的心灵，才显得格外重要，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史学的整体状况。 史学转向孕育新的“构图”能力 史学家的素养或曰“构图”能力，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性内涵的揭示，而其本身也具有历史性内涵。抽象地看，史学家的素养固然可以归纳为“才、学、识”等若干方面，但具体来看，无论是素养的内容还是结构，都随时代变化而更新。陈启能曾提出，“当代，即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结构和方法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历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出现了“文化的转向”“实用的转向”“空间的转向”“目视的转向”等，给历史学打开了新的前景。显然，这些“转向”都涉及历史学治学理念、方式和手段的深层变革，每一次“转向”都对史学家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为其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回到“构图”的意义上看，史学“转向”总会带来新的史料解读和联结方式，孕育出新的“构图”能力，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历史图画”。概言之，每一次史学转向都在呼唤“构图”能力的变化与革新。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正在迎来一次“数字转向”，也就是在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史学变革。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数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倡导的史学运动称为“史学革命”，那么这次“数字转向”则是那场“革命”的延续和深化。正是“史学革命”所建立的目光向下的姿态，使史学家有了“历史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信心，并努力寻求表达这种信心的史学撰述方式和话语体系。同时，“数字转向”更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它将沿着“史学革命”的方向继续向前，进入人类历史从未抵达的领域，并建构出一幅全新的图画。显然，这将迫使史学再次走出“舒适区”，也让“构图”能力的变革成为迫切议题。 协调数据库与史学研究逻辑 史学“数字转向”的最直观表现，或许是“数据库”代替了“史料集”。近年来，史学数据库建设高歌猛进。以近现代史领域而论，上海图书馆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自2009年正式上线以来，“晚清”部分已收录期刊520余种、文章53万篇，“民国”部分收录期刊25000余种、文章1000余万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收录民国图书18万种、3200万余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收录晚清民国时期报纸830种、期刊2300余种、图书23000余册。或许用不了多久，历史学系老师指导学生时，不仅要开一份书单，更要开一份“库”单了。 从理论上讲，史料的数字化使史学家可以获取和运用的史料规模空前巨大。昔日的史学家或许还可以依靠个体的勤奋，通过夜以继日地阅读，尽可能完成对史料的占有和分析。今天，海量的史料早已超越了人类阅读的生理承载能力。面对庞大的、碎片式的数字化史料，仅靠个体的勤奋，显然捉襟见肘，因而不得不借助于制作和运用数据库的能力。“数字转向”背景下，对数据库的使用和“阅读”成为史学家的必备素养，而每一种数据库的建设除遵循数据库的技术逻辑之外，实际上都有其自身的结构逻辑。就像前数字时代的史学家在阅读档案、文集、日记等史料时，总是时刻警醒隐藏在该种史料形态中的缺陷一样，数字时代的史学家运用数据库做历史研究时，除了使用数据库的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把数据库作为“文本”来分析的能力。否则，史学研究就会落入“数据库陷阱”，以史料数据库的逻辑冲击、改变甚至取代史学研究本身的逻辑。 仍以“构图”为喻，就像纸笔画图变为电脑画图后，画图的一般技能仍有其用处，只是需表现于画图软件而非画笔纸张，也因此要重视画图软件作为工具与画笔纸张之不同。高明的画师还会根据自己艺术创作的独特要求，设计改良专属画图软件。同样，随着史料数据库进一步完善、细分以及“数据库治学”潮流的深入发展，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史学家除了要更细致地解读数据史料之间的勾连，还将在数字技术帮助下制作出独具“问题意识”和治学风格的专属数据库。在这样的数据库里，史学家才能真正自如地在史料间画出有意味的曲线，抒发自己关于历史的理论思考，进而完成“历史图画”的绘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数据库也只有进展至此，方能真正融入史学研究。而史学家掌握以数据库为介质的史料分析与解读能力，则是“数字转向”背景下“构图”革新的重要内容。 将数字史料纳入思想框架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原生的数字史料”在“构图”中的运用。不少学者提出，由于数字时代人类活动痕迹的电子化，“数字考古”成为史学研究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海量的数据意味着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利于更加完整地认识历史事件，但“历史图画”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性并不单纯取决于史料。其实，残缺的史料与完整的历史是史学家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是史学家永远得以存在的理由。史料只有纳入史学家的思想网络中才能参与“构图”。数据的丰富有时反而造成对事件的“粉碎”，诱使人有意无意地沉醉于把玩数据及其编织的碎片，放弃或丧失了揭示历史总体样貌和深层结构的兴趣。 同时，数字时代的史料形成方式、存储介质等的变化，在带来史料存世方式全新变化的同时，也改变了其散失方式。历史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不能仅靠逻辑推演来为自己的可靠性背书，“历史图画”必须同时在事实和逻辑的检验中得以校正。史学家“构图”固需史料之“有”，但也不能忽视史料之“无”。史学家的“构图”能力不仅应包括使用存世史料，还应包括观照散失史料及其散失之原因。因此，运用电子化史料“构图”的史学家，不仅需要黏合史料缺口的“胶水”，而且需要有别于前数字时代的“胶水”运用技艺。而这一切都要求数字时代的史学家愈发重视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大结构、大变化、大过程的思考。当然，这不意味着套用前数字时代形成和积累的“成见”，把越来越丰富的数据变成一种验证既有看法的材料，填充到现有的历史叙述框架之中，而是从认识和处理数字化“事实”出发，探索新的思想框架。 挖掘网络数据的人文内涵 当今这个时代，数据海量增长的动因来自于个人、企业、政府等多主体的行为，特别是手机等智能设备和互联网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网民制造的数据飞速增长。对于历史学而言，这些数据承载了个体的生命与情感，除了经济学和统计学价值之外，还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意义尤为重大。仅以21世纪而论，2001年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接近5亿，到了2019年已是41亿。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较2020年3月增长362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7.0%，较2020年3月提升2.5个百分点。社会数字化进程及其全面加速的趋势，使得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明显，现实世界虚拟化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深。 值得注意的是，虚拟世界说到底是建立在庞大的网民数据基础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虚拟世界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静态再造”，而且是对现实世界的“动态仿真”。换言之，它不仅努力再现“过去”，就像当下不断涌现的各种史料数据库，让一度湮没的史料重新浮现，使曾被秘藏的史料更易获取，为全面勾勒过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可能；而且也在勤奋地记录“现在”，2010年全球产生的数据不到2ZB，但到2025年据预测将高达175ZB，随着移动互联大潮的席卷，通过网络产生的数据量预计还将极大增长，而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市场。科学地处理这些数据，将为绘制“历史图画”提供新的可能。对于中国史学家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机遇。 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进程还在积极预测和展示“未来”。大数据显示出个体或集体的行为惯性，内在地具有预测的冲动。其实我们从不断接到各种App“推送”的日常经验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不论承认与否，史学看似“过去之学”，却总是怀抱“未来”之念。无论是否称之为探索“历史规律”，在“历史图画”中展现和表达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贯通性认识，正是史学家“构图”能力最鲜明的体现。因此，当人类活动被前所未有地数据化，而建立在行为数据处理之上的“趋势分析”逐渐成熟时，更应深刻重审史学家的“构图”能力，从而推进史学“数字转向”结出硕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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