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兴亮：明代史家陈建的学术生平及其《皇明通纪》研究述评_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庄兴亮：明代史家陈建的学术生平及其《皇明通纪》研究述评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newdu 参加讨论

    摘要：作为集多重学术角色于一身，且所流传的作品对当世、后世皆有相当影响的士人，陈建这样的案例在明代中叶学术史上确实是不多见的。然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陈建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文献版本的整理以及对文本中史学观念的分析与解读。本文从陈建的成学历程及其时代背景这两个角度分述其学行，再将迄今为止有关其史著《皇明通纪》之成果置于明代史学研究的脉络下作一连贯性的关照与述评。在回顾与总结之余，本文亦支持对《通纪》开展更多更细致的专题个案分析，综合文本内外的各种因素于一处考量，方可同步强化对目前史学史研究现状的省思力度。
    关键词：陈建、学术生平、《皇明通纪》、明代史学
    作者简介： 庄兴亮，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收稿日期：2013-08-01
    Chen Jian's Academic Life and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HUANGMING TONGJI
    Zhuang Xingliang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HUANGMING TONGJI ( Comprehensive Annals of the Imperial Ming) by the Guangdong historian Chen Jian ( 1497- 1567) w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annalistic pattern. It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in the Chines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However， the scholarship to date on Chen's historiography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Chen's 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his general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First，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s the academic life of Chen Jian，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his scholastic performance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Second， it further reviews the past research on HUANGMING TONGJI under the context of Ming historiography. Finally， this paper states the importance and the necessity of more concrete case studies under different specific topics from both “inner logic”and “external situation”perspective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en's historical book， as well as the deciding factors behind the compilation.
    Keyword：
    Chen Jian； Academic Life； HUANGMING TONGJI； Ming historiography；
    Received： 2013-08-01
    陈建 (1497-1567) 系明中叶广东著名的史学家、理学家。陈氏“警敏有才识，博贯载籍，以淹洽闻于时”，集多重学术角色于一身，流传的作品对当世、后世皆有相当影响。然而，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陈建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文献版本的整理以及对文本中史学观念的分析与解读。以上这种印象，在综观现今有关《皇明通纪》的各种研究成果时，尤为深刻。故研究史学，却无法深入该史家所处的情境中，没有尝试将文本与当时政治、社会等因素合并起来考量的话，史籍背后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之所由，始终是不易被发掘的。本研究将从陈建自身的成学历程和他生长的时代背景这两个角度出发分述其学行，接着再将迄今为止有关其史著《皇明通纪》之成果置于明代史学研究的脉络下作一连贯性的关照与述评。
    一、陈建生平、仕宦及其时代
    陈建，字廷肇，号清澜，别署清澜钓叟、粤滨逸史，学者又称清澜先生，东莞亭头场人。其父陈恩 (1450-1515) 字宏济、号理庵，曾就职于福建南安学署，后任云南广南知府，有子四人 (卓、超、赴、建) ，陈建为季子。嘉靖七年 (1528) 举人，八年 (1529) 、十一年 (1532) 两中会试副榜，选授福建侯官县学教谕；七年后升为江西临江府学教授。期间，曾聘为江左、广右、云南、湖南的乡试考试官， “所取多知名士”。由于陈建本身对仕途之事并不热衷， “不汲汲仕进，闻有引荐则力辞”，故其一生最高的官阶即为约嘉靖十八年 (1539) 循资而当上的山东信阳县令。二十三年 (1544) 年，以母顾氏年迈为由，在“邑民攀留”之下力告归养⁽¹⁾，时年48岁。还乡后，建草堂于东莞城北，锐意著述。二十五年 (1546) ，母卒， 50岁的陈建自此隐居不出，潜心学问，直至终老。在此21年笔耕不辍的过程中，陈建完成了《学蔀通辨》十二卷 (成书约于1548年) 、《治安要议》六卷 (成书约于1548年) 、《皇明启运录》八卷 (成书约于1552年) 、《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三十四卷 (成书于1555年) 、《古今至鉴》六卷 (疑有传本) 、《经世宏词》、《明朝捷录》、《陈氏文献录》等书。隆庆元年 (1567) ，逝世于南京，享年71岁。史称陈建“貌寒素，人望而轻之”，但“性缜密，博闻强记，究心学术邪正之分及国家因革治乱之故”，著述甚丰，故后世有岭南学者将其学问与陈献章 (1428-1500) 的“新会之学”、湛若水 (1466-1560) 之“增城之学”并列称之为“东莞学”。⁽²⁾鉴于晚明学派分歧与清代查毁禁书⁽³⁾之故，《明儒学案》对陈建一字不提，定稿后的《明史》亦不见其传⁽⁴⁾。因此，除了广东方志中对陈建有一定的记载外，当代明史研究中不可逾越的重要学术性传记集《明代名人传》对其亦有三页的记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广东文征》收录了陈氏文章十一篇⁽⁵⁾， 2009年甫出版的《全粤诗》则存其诗作二首⁽⁶⁾。
    从现存的各篇陈建的传记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获得中层功名的地方精英一生，即便是在外担任地方小官的时候，治学著述依然从不间断。作为一位程朱理学的忠实捍卫者，陈建心目中对“学术”的观点正是在那段时期内通过他的著作逐渐呈现出来的；而身为一位负责任的官员，他的一些作品同时亦反映了其对国事的关心。早在福建侯官县学任教谕期间，陈建就和诸生论“文有九善九弊”而作《滥竽录》；与督学潘潢 (1521年进士) 论朱 (熹) 陆 (九渊) 异同，作《朱陆编年》二编；与巡抚白贲 (生卒年不详) 论李东阳 (1447-1516) 之《西涯乐府》，作《西涯乐府通考》；遵督学江以达 (1526年进士) ⁽⁷⁾之命校《十三经注疏》；又代海道汪某作《海防长策》之奏疏。身处江西临江时则集编周敦颐 (1017-1073) 的《周子全书》，复辑二程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 的《程氏遗书》类编，并为二书作序，意在“因朱子所表章者而益表章之，以裨来学”。此外，陈建也是一位体恤民情的父母官。在出任信阳县令时，他“以教养为急，劝课农桑，申明条约，不事薄鞭”，致使“邑大治”。空暇间还注重地方教化工作，并亲自编著《小学古训》令百姓习之。
    上所提及的著作虽多，但真正奠定陈建在宋明理学史上地位的，却是辞官回乡后为驳斥王守仁 (1472-1529) 的《朱子晚年定论》所作的《学蔀通辨》一书。《粤大记》中称陈氏在“订正朱、陆异同”的基础上著此书的目的在于“端学术”。成书的学术背景，既有远的以嘉靖九年 (1530) 王守仁弟子薛侃 (1486-1545) 请祀陆九渊 (1139-1192) 于文庙事件为代表，昭示着王学崛起的因素，更具为解决所谓的“学术之患”⁽¹⁾而“专明一实，以抉三蔀⁽²⁾”之直接学术动机。⁽³⁾“忧学脉日紊”的陈建于是认为“以前所著朱、陆之辨 (《朱陆编年》二编) 非所以拔本塞源也，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在这些基础上对早年的作品进行“讨论修改、探究根极”，最终得出与王守仁“朱熹 (1130-1200) 、陆九渊在学术思想上是早异晚同”说迥然相反的“朱陆早同晚异”之结论。全书分前、后、续、终四编；《四库》馆臣对其“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后编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续编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而以圣贤正学不可妄议之实终焉”⁽⁴⁾的描述，确为至当。在明中叶心学与朱学的对话与发展过程中，《学蔀通辨》虽看似坚定地站在朱学的立场强烈批判阳明学说，但这些论战之间却也从另一个角度对巩固王学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⁵⁾
    陈建另一部被现代学者视为是明中叶“崇实黜虚”时代精神的体现之作品为《治安要议》。⁽⁶⁾陈建在这部书中剀切指出了明中叶以来在政治上、财政上、吏治上、军事上的弊病，并将它们分为宗藩、赏功、取士、任官、制兵、备边御戎六议⁽⁷⁾。里头不仅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自认为可行的解决之道，发出了“通变救弊”的呼吁。尽管在现实中，陈建的实政思想并未被统治者所理会，但这种“忧国忧时不尽情”⁽⁸⁾的思想将更深刻地反映在其接下来对当代史的研究上。
    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年，福建诏安人吴朴 (生卒年不详) 的《飞龙纪略》⁽⁹⁾再版，陈建阅毕，感慨于其“徒详于细碎”、“巨要多遗”、“舛谬殊多”、“鄙诞可笑之处尤不少”的诸多缺陷，故决定在此书的基础上改写一部开国史，名曰《皇明启运录》。内容涵盖由元至正十一年 (1351) 至明洪武三十一年 (1398) ⁽¹⁰⁾之史事。今人在比照前后二书内容后，发现相较于《飞龙纪略》这部单纯的“铺叙之作”，具备之前《治安要议》这样系统的政治理论作指导的《皇明启运录》则是一部“反思之作”。后者不仅希望读者可以了解国初之况、总结致治良方，更要求人们去探讨开创之故，甚至于挽回祖宗时代的强盛局面。⁽¹⁾《皇明启运录》刊刻后，陈建在好友黄佐 (1490-1566) 的称赞与建议下，进一步效法东汉荀悦 (148-209) 的《汉纪》、南宋李焘 (1115-1184) 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搜载当时累朝制治之迹”⁽²⁾，将书续写至正德朝 (1506-1521) ，最终完成了《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再将二书合为一出版⁽³⁾，遂使“国家聋瞽，至是始有目有耳”，后世屡禁不绝， “海内传诵如故也”。⁽⁴⁾
    有意思的是，当时无论是于国朝抑或地方层面上皆有一定影响力的广东文人黄佐正是因为那次的鼓励，自此和陈建“扯上了关系”。后世史家无论是谈到陈建的生平事迹抑或黄佐之交游活动时，都难免会提起这段“美谈”。⁽⁵⁾除了著史这件事外，学者也观察到黄佐在学术思想方面似乎和陈建也有相似之处———皆倾向于程朱理学一派⁽⁶⁾。虽言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明末私史作者间群体间是有一定的学术交流的个别表面现象⁽⁷⁾，然则这些交流过程中“资源的互享”与“思想之碰撞”的具体情况为何，似乎还是很不清楚的。毕竟，陈建一生虽然未曾有机会上至国家层面，但其一生绝对不可能只有黄佐一位朋友。此外，上文所提及的其在宦途中所与之论学、共事的士人，乃至于作品中所谈及、所漏提的先辈、并世同乡或许正是过去往往所忽略的考察对象；这些蛛丝马迹都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细绎的。
    陈建虽生于弘治 (1488-1505) 年间，然在他开始懂事的青少年时期之前，时代就已进入正德一朝；故陈氏成年后的生平，实贯穿了正、嘉两朝。作为一位常以范仲淹 (989-1052)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话自勉，而“虽不肖，诚不忘江湖耿耿”的士大夫⁽⁸⁾，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忽略当时国朝上的豹房淫乐、刘瑾 (1510年卒) 专权、东西厂肆虐、宸濠之乱、武宗南巡、大礼之议、严嵩 (1480-1565) 用事等一系列大事对陈建所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正德年间因社会矛盾日愈激化而在全国多个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以及在广东本省内所发生的饥荒、天灾、叛乱等变故也是为真正了解陈建所处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的不可忽略的因素。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陈建所处于的的正、嘉年间不仅是一个学术思想之风大变的大时代，进而言之，是时还是广东文人因为理学的复兴而获得“再造” (recreated) 的“晚期帝制” (late imperial) 时期⁽⁹⁾。过去在历史上被中原王朝鄙之为“瘴疠之乡”的广东⁽¹⁾，随着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带社会经济的繁盛，遂带动了地区文化的蓬勃发展⁽²⁾。据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嘉靖 (1522-1566) 年间正是书院建造最活跃的时期⁽³⁾，明代的科举在16世纪日趋复杂亦基本完备⁽⁴⁾。就科举功名获得者数量为历代之冠而言，有明一世更是广东人才鼎盛时期。⁽⁵⁾若将视角下放至地方层面观之，今人在耙梳文献载籍的字里行间中，亦可窥知明代东莞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之盛，科甲人数更是逐渐上升，终成历代之冠。这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者，或任职政府行政官员、或出任教官，传播和普及儒学文化、更有的著书立说，在经学、文学、史学、地理天文等方面贡献良多。⁽⁶⁾
    著名英国史家George Malcolm Young在研究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重要人物时，总会关注其二十几岁思想尚待琢磨时的社会状况，以及当此人到了四十几岁时，又如何以所确立的理念来处事。⁽⁷⁾纵观陈建一生，中举而进入官场，已是三十岁左右之事，上所提及的三部传世代表作更是写于思想基本定型的不惑之年以后。因而从这个角度言之，即使了解了其生长的时代之概貌，我们尚需进一步对陈建的作品、学行、文人网络 (intellectual network) 进行更细微的梳理与具联系性的辨析，方可更明确这一切的宫廷政治事件、学派间思想内在竞争力以及地区面貌变化等因素对于一位“处江湖之远”的知识分子及其著述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究竟为何。
    二、《皇明通纪》的存世版本与学术回顾
    《皇明通纪》自陈建生前面世后，历经明清两朝两次禁毁所致的“海内盛行，虽禁亦不泯矣”⁽⁸⁾，二十世纪以来史学界对此书不仅不陌生，反之亦可算是关注已久。然则，当我们翻开世界各大图书馆藏善本书目中所著录的各种《通纪》的版本时，往往会有一种“目不暇接”的印象；进而深入查阅迄今有关其研究成果后，则会发现介绍与综述类所占的比例依然是最大的。由此思之，本节主要回顾明代史学脉络中的《通纪》研究成果———选择那些尤其能够突出该研究在过去时段中的进展/问题或在研究视角上的特点之类型———尝试藉此窥探传统史学领域日益趋于沉寂之处境的同时，亦希望有助于思考《通纪》在未来研究中可能的方向。⁽⁹⁾
    上世纪四十年代，魏应麒早在其《中国史学史》中曾明确指出“史学”、“史籍”与“史家”三者间的密切关系。⁽¹⁾作为载体的“史籍”既是“史学”的具体文字呈现，更是史家的思想结晶。传统中国史学，若离开了“史籍”，则很多历史情况就将无从得知。如寻得版本愈可靠的史籍，实则昭示着具备更有条件重构历史的第一手史料之优势。职是此故，自《皇明通纪》这明代第一部私修编年体“九朝史”受到现代学界的重视后，其版本的问题至今成为影响不少学者之判断的关键因素。由于《通纪》及其续补版本众多，因此往往正是因为没有辨明《通纪》的版本情况、著述时间等细节，学者就倾向于采用一般较易寻得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丛刊》以及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²⁾的续补、续订本致使今人在谈及这部史籍时往往或语焉不详，或揆之为伪作。⁽³⁾故诚如有学者所指出:“如不考订慎用，自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完全恢复陈建的学术地位。”⁽⁴⁾自民国初年以来，《通纪》的原刻本甚至一度被岭南学者陈伯陶、目录学家王重民认为已经失传了⁽⁵⁾。然令人欣慰的是，在二十一世纪首个十年里的《皇明通纪》研究成果当中，中国大陆学者钱茂伟的最显著贡献，莫过于为学界寻得正宗的原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东莞陈氏家刻本”，并参考与其它几部残本、翻刻本以及续补《通纪》，最终整理出目前最为可靠、完善的点校本。⁽⁶⁾可以说，钱氏多年来辛勤努力所得的成果为学界同仁今后深入研究此书奠定了史料上的扎实基础，同时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至今存世的各种版本之《通纪》与续补《通纪》的实际情况。在未进一步讨论以前，兹先将各种版本的出版年份、卷数、目前的收藏地⁽⁷⁾等详细资料，列于下表:⁽⁸⁾
    以上所示《通纪》诸家版本之繁多，亦从侧面证实了谢国桢当年剀切的评语:“按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²⁾。所提及的朝鲜与日本版更说明了明清时期此书的传播对东亚地区深远之影响。⁽³⁾文献整理之外，明代史学研究者同时亦在《通纪》的体例与编纂方式上进行分析，得出此书以“纲”为提要， “目”为叙事、征引和考证之用，纲目相互分条且相互为用，使得史事的叙述变得更为简明清晰。最终在体例上尽取《资治通鉴》与《通鉴纲目》之长，避其之短，属于“改进后的纲目体编年史”，其目的在于“不破坏历史发展主线简畅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以事目的形式，较全面地交代历史人物的有关内容”。⁽⁴⁾再者，《通纪》叙事的特征还体现在《皇明启运录》中加了“关键词索引”，用一句话概括要点，帮助读者迅速抓住内容重点与要点上。可惜的是，在续修的《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时再不见此方式的延用。整体而言，配合与叙述具体、描写生动，情节性强、可读性强的笔法⁽⁵⁾，陈建同时也重视历史的理解与诠释，遂使内容详略适当，主线突出。尤为史家所称道的是全书中广泛使用的“按语”:或作者直接“僭著评议”，或“采时贤确言”。《通纪》中还设有“采据书目”，其中涵盖了七大类，一百一十七种包括杂史笔记、文集、方志、奏疏在内的各种原始材料⁽¹⁾及当时作品。⁽²⁾明乎此基本面向后，当今人过分为所谓的“具学术著作特点”的发现而感到兴奋不已时，往往就会不经意地忽略了善用所列出的那些参考材料，透过它们进一步去探究、梳理作者的思想倾向、人脉网络以及政治立场。事实上，在谨记传统叙事史学的特点之一即为“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前提下，《通纪》中“‘按语’的价值”是不宜被过度孤立突出的。很多时候，在筛选史料与记事的过程中已包含了史家的史识；待论赞部分时则只是更清楚、具体地将背后的观点阐明而已。故“史事的选择性叙述”与“史事的评论”间关系密切，前者以支撑后者为原则；后者则是前者的总结。二者尽可能还是得合而观之，不可偏废。
    其次，索诸过去有关《通纪》的纷纷议论，管见所及，实则皆与《通纪》的内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最早主张焚毁《通纪》的隆庆 (1567-1572) 朝工科给事中李贵和 (1565年进士) 对该书的两大诟病正是:“我朝列圣《实录》，皆经儒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拟，已犯自用自专之罪”、“况时更二百年，地隔万余里。”⁽³⁾鉴于传统史家对私史修撰的最大担心多为其史料来源的可靠性问题⁽⁴⁾，故当世士人也多认为这类野史不据实，甚至还对其“讹误”进行了考订⁽⁵⁾。对史料保持着谨慎严谨的态度固然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如因此过分执着于其“个性”上的真伪，则必定会漠视了《通纪》却何以被指为“乃以一人闻见，荧惑众听、臧否时贤”⁽⁶⁾、“使穷乡下邑略知本朝沿革”⁽⁷⁾又为何等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因素。针对这一点，内藤湖南曾精辟地指出，明中叶出现的大量野史掌故之书虽然对后人了解正确的事实并无甚作用，但却能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是明代人所认为的事实。⁽⁸⁾职是之故，对待一方面被认为囿于史料而多失真，另一方面被视为西方史家所谓的相较可体现“个人元素” (Individual Element) ⁽⁹⁾的这类明代私史，与其仅仅如清人般以之作为补充正史的“佐料”⁽¹⁰⁾；或许今天的研究者应当更正视其“通性”之特点⁽¹¹⁾，透过私人史家笔下的叙事与议论，将其做为深入了解当时社会，尤其是该史家所处地区之面貌与该时代某些群体思想的宝贵渠道。而具体落实在《通纪》研究成果中，比方说，李龙潜就精辟地指出杨慎 (1488-1559) 批评《通纪》的缘由源于其父辈们在官场上的恩怨；陈建所表扬的不仅是同乡前辈，更有曾于广东任职的外省士人；等等。⁽¹²⁾可惜的是，个别学者初步的尝试至今只形成零散且无连贯性的“点”的贡献，既未开展成为系统的论述，亦不见将这些批评结合与史籍一起置入其时空脉络中作更深层的思考。
    复可论者，学界还习惯性地为《通纪》“归纳”出各类内容特征与写作主旨。诸如此类的概论一般会认为《通纪》的内容主要可体现在“探讨明帝国盛衰规律”、“宣传自己的改革主张”、“臧否本朝人物”、“批判明代君主专制体制”、“探讨明代宦官专权的成因”、“提出对宗藩制度的改革”等几个大方面上。⁽¹⁾实际上，这种始终囿于文本分析之中，甚至于仅“偏重”史论部分的处理方式至多只能表面地胪列出书中所关注的问题，却完全无法解释何以史家会关注该问题的真正动机，对议题之间的源委线索终究认识不够。
    三、结语
    追溯有关陈建学术思想及其《皇明通纪》的过往研究至此，似乎亦从另一个角度证示出晚近明代史学研究趋于单调之发展情况。毕竟，学界在总结中国史学通史历来的各种分期标准时早已承认过往所重视的“ (明代史学分期标准) 多反映了研究者个人所侧重的着眼点，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史学的主要特征，其结果也不尽相同”；故“从学术史的视野深入考察影响史学发展的诸多学术因素间的内在关系，可能会使史学发展过程展示得更为丰满和全面”。⁽²⁾这的确为平允至当之论。上世纪所大力提倡的“展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³⁾那种希望通过某种分期方法以在史学史中“有效地”反映史学发展过程的整体走向的做法确实应该停止；当中国史学史的通论性著作愈来愈多时，是否又该倒回头来以个案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修正或填补?今人此时应该做的也许是打破固有的框架，灵活地以个案 (个别史家或史籍) 来重新认真检视 (而非直接将其套入) 既有的明代史学之各项“阶段论”。由以上所述的问题出发，我们进而也可以看到《通纪》研究中存在的几个值得进一步开拓的视角。首先，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较完善的版本条件，适当地结合与作者的其它相关著作以及与其有所互动的文人作品，方能对陈氏的史观有更完整的把握。钱茂伟的点校本更是将前人的考辨一一补入，附于各卷末的〈校勘记〉中。这些既有的“考证”，为今人回到该历史情境中梳理陈建的文人网络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分疏后的网络不一定是必须是合作的，往往正因为透过彼此的针锋相对，或更可以看出其中问题所在。
    再者，在了解余英时所强调的“史学和时代是有一种很明确的动态关系”⁽⁴⁾之余，我们还得明白作为儒学教官的陈建自小所接受的毕竟是一套培育政治菁英的学问，在他身上恐怕已不是仕隐、朝野如此简单对应的分划了。面对这位即使身处“江湖之远”却无时无刻不心系“庙堂之高”的研究对象，陈氏本身的政治期许与当时国家的政治氛围都是需要仔细考察的。第三， “载史”与“载道”的相贯相联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色，但如今的研究者所应更进一步探讨的是两者背后的出发关键。而上所提及的有关在同一区域内史家间的横向交流互动情况确是值得籀绎的。唯有更贴近史家长期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才能对某些历史的横切面有更透彻的认识。如学者在研究宋明理学时所提醒的那样，倘若因为现代学术分类的关系，硬将研究对象“从一般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脉络中抽离出来，当做一种纯学术思想的动态来观察”⁽¹⁾，那么，今天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各种研究成果，至少是无法紧密地和该士人所处的时代环境结合于一处，始终是没能活灵活现地重构出其思想与社会交锋的历史情境的。明代史学研究的情况，亦可作如是观。就此意义而言，本文支持对《通纪》开展更多更细致的专题个案分析，只有努力突破局限于文本的“概括性现象分析”框架，综合文本内外的各种因素于一处考量，我们方可同步强化对目前史学史研究现状的省思力度。
    注释
    1后人甚至将陈建辞官奉养老母的事迹记于“终养”条下，以“为世之贪位而忘亲之针砭也哉”。见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卷9，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0-281页。
    2有关陈建的生平，详参郭棐撰，黄国声、邓贵忠点校《粤大记》下册卷24，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6-727页；王兆云辑《皇明词林人物考》 (收入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7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 第395-396页；张二果、曾起莘著，杨宝霖点校《 (崇祯) 东莞县志》卷5《儒轨》，东莞市人民政府排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抄本， 1995年版，第550-551 页；郭文炳编《 (康熙) 东莞县志》卷12《理学》，东莞市人民政府影印日本内阁文库康熙刻本， 1994年版，第419B-41 A页；郝玉麟等监修，鲁曾煜等编纂《 (雍正) 广东通志》 (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卷47，第280-281页；邓淳辑《粤东名儒言行录》 (收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国地方人物传记汇编·广东卷二》第107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卷16，第109-125页；杨世勲辑《岭南道学录》 (收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国地方人物传记汇编·广东卷三》第108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第194-197页；陈伯陶等修纂《 (民国) 东莞县志》 (收入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1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卷58，第567-568页；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148-51， Lienche Tu Fang撰“CH’EN Chien”传。本节中关于陈建生平事迹的论述均以上所述之各种资料为主，斟酌处之；除非有需要特别说明、辨析者，否则不一一作注。
    3关于清代查禁陈建著作之况，详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李棪原考，梁基永补注《清代禁毁书目考补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详见容肇祖《补名儒东莞学案———林光与陈建》，载《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 1935年，第528、539页。
    5文集中所收的陈氏文章依序为《任官十议》《制兵议》《屯田经畧议》《宗藩议》《修战车议》《强弩议》《繁殖林木扼伏议》《学蔀通辩自序》《学蔀通辩提纲》《皇明通纪序》《皇明通纪凡例》。详见吴道镕原稿，张学华增补，李棪改编《广东文征》第3册卷1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4年版，第27-47页。
    6所辑录的诗篇是《阅都御史林念堂宗藩奏疏御史陈青田大征檄文咸用余通纪治安策感而作》及《挽叶太宜人》。详见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全粤诗》第8册卷247，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220页。
    7陈伯陶《东莞县志》中所记“汪以达”恐有误；因《粤大记》中载“江以达”，今查《明史》，亦仅得“江以达”， “累官福建提学”。见《明史》卷287《文苑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368页。
    8陈建:《自序》，《学蔀通辨》，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版，第1页。
    9陈建认为的“三重蔀障”是:佛学近似惑人；陆九渊假佛乱儒，假似乱真；赵汸《对问江右六君子策》、程敏政《道一编》和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三书谓朱熹与陆九渊始异而终同。
    10关于陈建著《学蔀通辨》之详细原因及其意义，可参见步近智《陈建和〈学蔀通辨〉》，《晋阳学刊》1987年第6期；毛庆耆《陈建及其〈学蔀通辨〉》，《岭南文史》2001年第1期。
    1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96《学蔀通辨》条，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2页。
    12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3相关论述，详参步近智《陈建对王学的诘辩和〈治安要议〉的实政思想》，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上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46-253页。
    14陈建:《治安要议》 (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社会科学类》第5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据聚德堂丛书影印本) ，第9页。
    15陈建:《阅都御史林念堂宗藩奏疏御史陈青田大征檄文咸用余通纪治安策感而作》，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全粤诗》第8册，卷247，第219页。
    16有关《飞龙纪略》的现代提要，见Wolfgang Franke， Annotated Sources of Ming History:Including Southern Ming and Works on Neighbouring Lands 1368-1661，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Liew-Herres Foon Ming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11) ， 1:115-16；关于作者及成书背景与内容简介，则可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222页；郑礼炬《〈飞龙纪略〉作者考实》，《文献》2012年7月第3期。
    17陈建在《皇明启运录·序》中指出此书内容的时限“始于前元至正辛卯红巾之倡乱，而终于国朝洪武壬申天下无事” (见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下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90页) ；然“洪武壬申”为洪武二十五年 (1392) ，与述至洪武三十一年 (1398) 的书中内容不符。兹以书中内容之下限为准。
    18详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222-226页。
    19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序》，《皇明通纪》上册，第1页。
    20案:本文认同钱茂伟对《皇明通纪》书名进行考察后所得的结论:《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是全称；《皇明通纪》是简称；而《通纪》则是省称。 (详见钱茂伟《陈建〈通纪〉书名与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8年第3期，第45-47页) 本文兹将沿用此称谓。
    21详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226-236页。
    22见高春缎《黄佐生平及其史学 (一四九○-一五六六) 》，高雄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09页。
    23见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1:671， Kwan-wai So and Chaoying Fang撰“HUANG Tso”传。另外，有思想史著作中甚至将陈建与黄佐并列为“朱学后劲”，重点介绍了二者的“知本务实思想”，详见李锦全、吴熙钊、冯达文编著《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7页。
    24钱茂伟:《明末清初明史编纂特点三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4期。特别需要指出的，当时个别学者彼此间的友谊和交流很可能是跨越学派立场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程朱/陆王来人为地归纳他们的互动情况。有关这方面成功的研究个案，可参朱鸿林《黄佐与王阳明之会》，《燕京学报》新21期 (2006年11月) 。
    25陈建:《序》，《治安要议》，第8页。案:如陈建般“处江湖之远”却依然惦记着天下苍生者，在当时绝不是孤例；由与陈氏差不多一个时期的另一位东莞士人王希文上嘉靖帝的《刑科给事中王希文奏为重边防以苏民命事》中，即可感受到类似的远望庙堂所流露出的忧国忧民之情。见王希文撰，杨宝霖整理《石屏遗集》 (收入莞城图书馆编，杨宝霖主编《东莞历代著作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上卷，第44-56页。
    26官方支持的学校之成立，对礼仪规范的重视，科举为升迁提供的便利，土地的开发，师徒之传承，先贤著述的刊行，都打造了明初开始理学家们身份认同之基础。故从南宋至清末广东文人历经“三造”:创造于12世纪，再造于16世纪，三造于18 世纪。 (详见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9.) 笔者认为，所谓的“广东文人再造”其实正可理解为地方士人群体的重现，以致理学自发主义 (the revival of Neo-Confucian voluntarism) 在16世纪的复兴。此外，有关明清时期广东士大夫文化如何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的具体描述与分析，可参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7页。
    27我们甚至还可以由宋代岭南的巫觋巫术之盛窥探历史上广东蛮荒之景；有关此精彩生动的论述可参考王章伟《文明推进中的现实与想象———宋代岭南的巫觋巫术》，《新史学》第23卷第2期 (2012年6月) 。
    28美国学者包弼德在谈到中国历史上“南方”的概念时指出，在唐宋之间，它已发展成包括广东在内一共五个自给自足的区域；而广东地区的真正发展，则始于南宋以后。见Peter K.Bol，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 16.
    29相关较为深入细致的近著，可参考John Meskill， Academies in Ming China:A Historical Essay (Tucson， Arizon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5章。
    30清代的科举基本上延续了此时所奠定的制度，并未作大幅度的修正。参见Frederic Wakeman，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The Fee Press， 1975) ， 21.
    31详见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74页；又，明清两代广东进士数量之对比，见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229.
    32关于明代东莞科第之分析与教育文化情况的描述，详参郭培贵《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杨宝霖《明代东莞教育兴人才盛》，东莞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主编《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510页、第651-668页。
    33Asa Briggs， “G.M.Young:The Age of a Portrait， ”in Images， Problems， Standpoints， Forecasts， vol.2 of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Asa Briggs (Sussex:Harvester Press， 1985) ， 266.
    34叶权撰，凌毅点校:《贤博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7页。
    35案:综观过往有关《通纪》研究的述评，写得相较全面、中肯的文章，可参李龙潜《关于研究陈建《皇明资治通纪》中的几个问题》，东莞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主编《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317页。李文指出“版本”、“平议”为研究《通纪》者首先需要破解之难题，此论断确为一针见血。
    36详见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59页。
    37陈建等编纂:《皇明资治通纪三种》，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版。
    38类似在未辨明《通纪》原版的情况下即采用其内容之况，在现代学者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相关的一些例子，详见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胡吉勛《“大礼仪”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第523-524页；李卓颖《圣人复作·水归其壑———夏原吉治水江南与永乐政权正当性之建立》，《新史学》第22卷第4期 (2011年12月) 第61页、第64页。
    39李龙潜:《关于研究陈建〈皇明资治通纪〉中的几个问题》，第307页。
    40详见陈伯陶等修纂《 (民国) 东莞县志》，卷84，第818页；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傅吾康的《明代史籍汇考》虽有著录了《皇明通纪》与《皇明启运录》，但却不知后者成书于前，而以为它们是同时写好的。《增订晚明史籍考》所载录的则仅为续补《通纪》之作耳，见Wolfgang Franke， Annotated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1:98 ；谢国桢编著《增订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2页。
    41详见陈建著，钱茂伟点校《后记》，《皇明通纪》下册，第1195-1198页。
    42表列收藏地图书馆之首称:[北大]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汉堡]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 Universitt Hamburg；[傅图]傅斯年图书馆，南港；[哈佛]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蓬左]蓬左文库，名古屋；[京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国会]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内阁]内阁文库，东京；[国图] (台湾) “国家图书馆”，台北；[台大]台湾大学图书馆，台北；[中图]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葛斯]Gest Oriental Library， Princeton Library；[静嘉]静嘉堂文库，东京；[天一]天一阁图书馆，宁波；[东大]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东洋]东洋文库，东京；[南京]南京图书馆，南京；[浙江]浙江省立图书馆，杭州；[华东]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密大]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杭大]原杭州大学图书馆，杭州；[社科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马大]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吉隆坡；[韩国]韩国国立图书馆，首尔；[奎章]首尔大学奎章阁，首尔；[高丽]高丽大学，首尔；[延世]延世大学，首尔；[国立]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狩野]东北大学狩野文库，仙台；[东都]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东京；[天理]天理大学图书馆，天理；[总和]东京大学总和图书馆，东京；[御茶]御茶の水女子大学图书馆，东京；[精华]精华大学图书馆，京都；[尊经]尊经阁文库，东京；[庆应]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东京；[内藤]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大阪；[香港]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
    43本列表资料主要参考自《增订明代史籍汇考》 (Wolfgang Franke， Annotated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1:98-106) THE HUANG MING TONGJI皇明通纪-ITS EDITIONS AND SUPPLEMENTS部分以及钱茂伟《陈建《通纪》书名与版本考》、《陈建《通纪》及其续补诸家略考》、新宫学《陈建『皇明资治通纪』の禁书とその続编出版 (一) 》 (《山形大学历史·地理·人类学论集》2005年第6号，第65-77页) 以及《陈建『皇明资治通纪』の禁书とその続编出版 (二) 》 (《山形大学历史·地理·人类学论集》2006年第7号，第111-138页) 四文，故表内仅对有需要特别说明者另作注。
    44目前可以确定存世的原刻本，可知有两个足本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天一阁藏) ，一个残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见钱茂伟《天一阁《通纪》研究》，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45鉴于陈建乃受于嘉靖三十一 (1552) 年出版的《飞龙纪略》所启发，故《皇明启运录》的出版年份不可能早于1552年。今学者倾向于将其成书年份定为1555年，或正是以《皇明启运录》、《皇明历朝资治通纪》二为一出版的时间为准；此做法忽略了二书本书实为独立写成的经过。详见陈建著，钱茂伟点校《前言》，《皇明通纪》上册，第4页。
    46此版本真正的作者情况，至今还是不清楚的。谢国桢的评点:“丘濬乃成弘间人，何能鉴定此书，坊估之作伪可笑如是”，确为合理之质疑。见谢国桢编著《增订晚明史籍考》，第41页。
    47有关韩国的版本，参见杨艳秋《《皇明通纪辑要》在朝鲜的流传与重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大东文化大学编《第一届中日学者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页。
    48Wolfgang Franke， “Notes on some Early Chinese and Japanese Block Prints in the East Asia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o-Malaysiana:Selected Papers on Ming&Qing History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1942-1988 (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 1989) ， 492-3.
    49谢国桢编著:《增订晚明史籍考》，第38页。
    50内藤湖南以及傅吾康很早就注意到《通纪》在日本、朝鲜的流传情况了，见[日]内藤氏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Wolfgang Franke， “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1， ed.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vol.7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758.其它个别较为深入的近著，可参孙卫国《〈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杨艳秋《〈皇明通纪辑要〉在朝鲜的流传与重编》，第363-383页。
    51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2有学者甚至将《通纪》中述史的表达方式与历史演义作比较，详见川浩二《一矢、睛を贯く-史书〈皇明通纪〉と歴史小说〈英烈传〉の语り-》，《中国文学研究》，第30期 (2004年12月) 。
    53有关《通纪》的史源性质，参见李龙潜《关于研究陈建《皇明资治通纪》中的几个问题》，第315-317页。
    54详参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202页；钱茂伟《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9页、第49-57页。
    5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册卷25《著述》“焚《通纪》”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38页。
    56诚如王玉璋所指出的:“修史须以《实录》为本，皇皇巨制，岂荒寒之士所可得而有?”见氏著《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8页。
    57杨慎比王世贞更早论及野史不可信的观点，他们两位也都曾对《皇明通纪》进行纠谬 (详见[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219-220页) 。另，据孙卫国统计，王世贞《史乘考误》中列举出《皇明通纪》的史料谬误共有16处，见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5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册，卷25《著述》“焚《通纪》”条，第638页。
    59叶权撰，凌毅点校:《贤博编》，第37页。
    60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213页。
    61案:在此的“个人元素”，除了强调着史者非处在官方修史制度底下的背景外，还应将其理解为史家自身对历史的特殊立场与见解。毕竟，历史学上有一个主观的因素，解释性的因素，这个因素，是驱除不去的。只要有史家在，就没有办法完全去掉。所以说，历史是有价值问题，而讲特殊的 (valuing and individualizing) 的。详见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历史与思想》，台湾联经2006年版，第254-255页。
    62清代学者在明史研究与明史著作中，大多奉行广征博引，以《实录》为主，以野史和家乘为辅的史料采择原则。详见姜胜利《清代明史史料学》，《史学史研究》1996年3期。
    63比如说，陈寅恪谈到《剧谈录》所记元稹见李贺之事不实时，就曾言道:“《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见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4页。
    64详见李龙潜《关于研究陈建〈皇明资治通纪〉中的几个问题》，第307-314页。
    65详见钱茂伟《皇明资治通纪》，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339页；颜广文《古代广东史地考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9页。
    66张越:《史学史研究中的中国史学通史撰述》，《史学史通论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 -30页。
    67上世纪八十年代，白寿彝先生曾撰文指出:“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上的两个重大问题》，瞿林东编《中国史学史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
    68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第263页。
    69陈致:《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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