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伟
【英文标题】A Review on the Urban Trend 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作者简介】李明伟，北京行政学院历史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44）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中国一批沿海沿江城市出现近代城市化的高潮，城市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文章从城市发展、人口增长、社会结构变迁等方面，对该时期中国城市化趋向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 键 词】清末民初 中国 城市化 社会变迁
19世纪40年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与中外贸易交流的开展，中国一批沿海沿江城市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到20世纪初，中国呈现出近代城市化的高潮，大城市在城市规模上空前发展，中小城市数量日渐增多，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沿海沿江城市逐渐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发展模式，开始向近代化大中城市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从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再到社会结构，无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通过近代城市空间拓展、人口增长、社会结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探讨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化的趋向及其影响。
一、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发展与扩充
城市化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和概念，城市化(urbanization)是指社会人口向城市或城镇集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城市形成了众多人口聚集的格局。中国近代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
20世纪初期，由于经济的发展，除少数内陆城市出现人口下降外，国内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持续增加以及城市基础建设步伐加快的趋势。特别是沿海、沿江城市成长速度最快，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武汉、广州、重庆、厦门等城市都在近代工业化驱使之下不断扩大其规模，开始进入近代城市化的变迁时代。
上海是中国城市中成长最快的一座，它是近代中外贸易的枢纽和集散地，也是外国资本最早的落脚点，在中外贸易和中西方投资的拉动下，城市逐步从商贸中心向工业城市转变。随着城市人口和城市经济的增长，上海的地域空间不断扩张，原来城市周围的农田和村落变成了新的工厂和市区，工厂市区的出现又带动了商业街市的繁荣：“上海县周家桥，在法华西北四里许，本一小村落。民国五年，有无锡富商荣氏傍吴淞江购地数十亩，开筑申新纺织厂。八年，欧战发生，纱价大涨，富商购地设厂者接踵而至。地价骤贵，亩值万金，百工麇集，遂成市面。”①
上海曹家渡，在同治年间，还是“地甚荒僻，绝少行人”。随着英国人在此修筑马路，投资办厂，这里出现了一片城市繁荣景象：“光绪十八年，有人购地建筑油车，是为成市之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招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聚居于斯者不下数千人，由是马路两旁造屋开店，百工居肆而市成矣。”②
城市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周边新的市镇的兴起。在清末民初，上海宝山县周围渐次出现了新兴的市镇：“在江湾镇南十里，地跨芦泾浦，商铺二十余家，本一小村集，近以毗连商埠，设有丝厂、染织厂等，市面日繁，几与上海商场无异，迥非曩时村集气象矣。”③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背负九河，是华北内外交通的枢纽和京畿门户。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先后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置租界。20世纪初，据《天津县志》记载，当时市区面积为16.525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城区约6.61平方公里，租界区约9.91平方公里。到1919年，天津市区面积发展到33.216平方公里。④
天津租界建立后，租界当局通过疏浚海河，排除积水，建立起城区街道，他们还陆续修建了新式码头、沥青马路、钢桥以及自来水、电车、电灯、电报、园林等公共事业，使天津的城市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1903年，孙宝瑄在参观了天津租界后评价说：“天津之外国居留场，自庚子乱后，远胜于上海。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盖上海惟黄浦滩及律师路一带稍洁净，此外则阗嚣庞杂，不免厌人，但道路略平坦耳。”⑤
由于天津旧城已为租界当局所开发，直隶总督袁世凯决定把海河以北作为新的开发区。1906年袁世凯发布改造旧城区的命令，对主要街道施行裁弯取直和加宽工程；在海河北修建新火车站，沿车站建大街修筑官署、学校和工厂，人口不断聚集，建立起公园、植物园，“电灯、自来水亦以次设立，千庑万室比屋连甍，盖已无所不到焉”⑥。新城区遂成为天津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随着新市区的开发，昔日城郊农村逐渐变成了繁华的街市，“城厢狭窄，历年开辟。有旧时村庄今与城市相联。相沿日久，直以为街市之名，如锦衣卫桥、海光寺、三官庙、永丰屯、金家窑、望海寺、马家口、卢家庄等皆是”⑦。
1897年以前，青岛不过是黄海胶州湾沿岸的五个小村，该地人口约七八万，半农半渔，完全是传统的乡村社会。1897年，德国强行租胶州湾后，凭其资本财力，“经营青岛，筑港费占总费四分之一，分轮船码头、帆船码头、前海码头三处，宏大而坚固”。由于青岛具有海上交通优势，又有胶济铁路与内地相连，逐渐演变为沿海大都市。经过数年建设，青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布局：“青岛依山为市，故街道亦因山为高下，宽者十二丈，狭者八丈，数街会集之处，有广场；山上之路稍为狭仄；市街之下，水道工程完善，故非常清洁。公馆衙署皆在青岛区，纯系西式别墅，别墅区逼近海滨，空气清新，为极良之住宅地，公园、海水浴场均在此。德人时代，取缔极严，欲造房屋，先至民政署取图案，不认可不能兴工。一律红瓦，每宅必须有一院落。在高处视之，但见苍翠丛林中，红屋如云，山色海光相掩映。”⑧
在长江沿岸城市中，汉口与重庆的变化最为突出。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处，“东连吴会，西接巴蜀，南扼湘黔，北通秦豫”，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为西方列强所垂涎。到1898年，英、俄、法、德、日五国分别在汉口建立了租界。
在汉口租界区里，租界当局采取西方城市管理方式，建立起领事馆、教堂、工厂、洋行、银行、住宅区，道路和自来水、电灯、电话等公共设施开始设立，出现了以六渡桥、江汉路等繁华路段为中心的商业街市。这一切对华界的城区发展起了刺激作用。1905年，在张之洞主持下，在汉口华界修建了东起堤角、西至舵落口的张公堤，十几万亩低洼之地从此上升成陆地，市区扩展7倍，为汉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上起硚口、下至江汉路地段，逐渐演变成商业中心，路旁店肆鳞次栉比，高楼林立，展现出近代商业城市的风貌。
尽管内陆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明显落在了沿海城市后面，但到20世纪初叶，一些内陆城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北京，旧式的同业街道逐渐为近代的商业区、百货商场所取代；住宅、交通与公共设施出现了重大进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对此感受颇深，191 1年他在致友人信中指出：“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⑨
20世纪，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各个城市市政建设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从道路、桥梁、供水到电车、电灯、电报、电话、邮政，西方近代化的产物无一不在中国城市安家落户。据莫理循观察，中国内陆省份城市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正在全帝国展开。我的一个朋友刚从遥远的甘肃省兰州来到北京，他在那里初步设计一座铁桥。这座铁桥，在外国人的指导下，将横跨黄河。他告诉我那里发生的变化：碎石子筑的路、通明的路灯、学校和学院和市政警察。今天山西大学代理教习毕善功教授来看我，他也告诉我太原府市政上的同样一些改进。”⑩
铁路建设是带动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清末民初时期，铁路的开发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原来铁路沿线上的小城镇得到迅速扩展，成为近代的新兴城市。在东北地区，日俄在东北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对劳动力需求猛增，奉天、哈尔滨、长春、鞍山、抚顺、齐齐哈尔等城市纷纷在该时期崛起；许多村镇位于重要铁路沿线上，如唐山、蚌埠、石家庄等地，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济南、徐州、郑州、长沙等旧有城市，因地处交通枢纽的有利地位，发展成为大城市。由于城市建设与交通设施的发展，这些城市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位于津浦和胶济铁路交会处的济南就是如此，据当时人报道：“济南市面，向推西关及西门大街为最殷盛，自胶济津浦相继通车，西关外之商埠亦日臻发达，马路宽坦，电话电灯之杆线，植立两旁，气象颇觉不寂。”(11)
20世纪初期，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传统的城市建设与管理方法逐渐为新的模式所代替。城市规模的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城市经济与社会的繁荣，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二、人口流动与近代城市人口增长
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城市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沿海沿江地区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沿海沿江城市成为新的工商贸易中心，城市的新兴产业和社会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就业和谋生的机会，于是，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由此产生了清末民初城乡之间移民和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
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移民现象。随着近代工业革命与商业革命的发生，世界许多地区出现了空前的人口流动。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沿海沿江城市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移民潮”。由于城市化运动推动城市经济、文化、社会与公共设施的发展，必然产生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中国人口出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迁徙的趋势。沿海与沿江城市呈现人口上升趋势，而内地传统城市则呈现人口下降的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是中国城市人口发展较快的时期，城镇人口的数量从1912年的3700万增至1928年的5100万，16年间猛增1400万左右，相当于晚清70年间所增加的城镇人口总数。(12)沿海沿江城市人口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到1927年，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发展到上海、武汉、北京、天津4个。
在上海，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对外省农民和附近郊区的农业人口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由此出现了一个由近而远的人口流动过程。据《川沙县志》记载，上海附近郊县的农民首先受到城市的吸引，进入上海做工：“北乡各图，民贫畏讼。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迩来，壮强男子多往沪地习商，或习手艺，或从役于外国人家，故秧田耘草，妇女日多，竟有纤纤弱质、不惮勤劳者。”(13)
移民们迁徙的主要动机是希望获得挣钱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为此，除青壮年农民外，妇女和乡村知识分子亦来城市求职。光绪末年，在青浦县，“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14)。移民中不仅有经商的富绅、学生和留学生，甚至乡村秀才、教书先生“亦若以乐土之可居而群贤毕至。计上海大小馆地不下千余”(15)。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一座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它的大部分居民为外地移民。据1912-192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统计：“上海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自然出生人数，说明过去十年迁入本地区的居民数量必然很大。上海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它没有多余劳动力输出。”(16)
由于近代工业兴起，十里洋场商业兴盛，大批因贫苦、自然灾害、战乱而失去生计的人们纷纷涌入上海谋生，上海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据上海工部局对城市人口的统计，1895年上海总人口为90万，到1915年，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人口合计1 352 703人。而1926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估计：“公共租界法租界中外人口合计之，为1 137 298人，若再并入华界(即南市、西区、城内，闸北数未详)计之，则其数几及二百万矣。”(17)公共租界是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发展最快的地区，其人口增长速度也最快，全国各个省份都有移民进入。(18)
在近代城市化中，武汉人口一直排在全国前列。1814年，武汉三镇人口接近30万人，其中汉阳城里和近郊8万、汉口镇12万、武昌10万人。1861年开埠以后，武汉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1888年，据“保甲册”所载，此时汉口市区有18万人，较之开埠前翻了一番。(19)1911年，据《湖北武昌等十一属六十八州县城议事会议员姓名履历(清册)》统计，夏口厅为59万人，武昌城区为18万人，汉阳城区和近郊为6万人，武汉总人口832 470人。(20)从开埠前的30万到1911年的80多万人，在半个世纪内，人口增长近2倍。
天津虽然近代化起步较晚，却成为近代华北城市化进程中发展最快的城市，它接纳了华北农村迁移来的大量人口。1803年，天津市内与郊区四乡人口共260 017人，到1922年，市内人口达到1 052 699人，加上郊区四乡人口总计1 393 560人。(21)
青岛在光绪中期时只是几个拥有数百户居民的渔村，当胶济铁路通车和大港码头建成以后，青岛的商业贸易急剧增长，邻近各县的农民纷纷流入城市。1902年，青岛市内人口仅14 905人，1917年，猛增到91 500多人。(22)到1924年，仅日商开设的工厂就有57家，雇佣华工2万名。从青岛人口增长情况可以看到近代城市化的迅速程度。
铁路的修筑扩大了移民的规模，东北地区成为清末民初移民数量最大的地区。据民国初年日本人考察：“从山东省每年出佣于满蒙及俄领之苦力，大约三十五万人。”1912年到1923年间，东北平均每年移民数量约在30万左右，以此计算，11年间为360万。(23)东北各大中城市人口正是在此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哈尔滨1903年人口为44 756人，1927年达到324 722人；1903年大连有户籍人口41 260人，到1921年，迅速上升为116 000人。(24)
城市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仅与工业化紧密相连，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近代化。人口迁移作为城市化的途径，为工业化提供了动力，对活跃城市经济、增强社会活力起了重要作用。在人口移动过程中，城市旧有的平衡被打破，城市的社会结构将会产生重大的变迁。
三、清末民初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
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旧的社会经济体系解体与新的社会经济体系诞生的剧变，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工业领域逐渐扩展到商业、文化等领域。
从近代城市的发展规律来看，城市的近代化与工业化往往相伴进行，伴随着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城市工业开始产生并迅速发展，成为城市近代化的主要标志。
上海是外国资本输出的重点城市。1895年，外商在上海的投资不足1000万元，到1936年增加到4亿元，是同期上海民族工业投资的2.5倍。(25)在外国资本投资的刺激下，上海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迅速扩大，民族资本家掀起了投资办厂的热潮。据统计，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26)据《上海乡土志》记载：“光绪三十三年前后，上海工厂甚多，而以高昌庙之制造局为最大。更有缫丝厂、纺织厂，往往托洋商之名，实为华人之产。又如舂米、药水、造冰、造纸、肥皂、玻璃、干面、自来火等厂，名目繁多，不一而足。”(27)
1902年到1911年，上海工业企业迅速发展，《海关十年报告》指出：“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鉴于新的行业每年都在出现，编制一本这个港口目前正在继续发展的所有工业的完整准确的一览表将是不可能的。”(28)
天津近代伊始，城市经济还是以作坊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自清末新政开展以来，直督袁世凯以“开通风气”自诩，推行“新政”。他委派周学熙等人，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实习工场、银元局等官办企业，扶植绅商创办毛巾厂、牙粉厂等。到1911年，天津已有工厂134家；民国初期，天津建立起久大精盐公司、恒源纱厂、永利碱厂等一批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29)天津开始由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向近代工业和对外贸易大都市转变。
在武汉，从1863年到1911年，外商创办的工厂有76家，资本为1724万元。(30)从1873年到1911年，武汉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发展到22家，奠定了城市近代工业的基础。民族资本企业创建虽晚，但发展迅速，清末已出现了民族资本企业122家，主要投资于面粉、织布、机器修造、火柴、玻璃、卷烟、制革、制纸、碾米、榨油、肥皂、冶炼、印刷等行业。(31)
城市的社会变革是社会合力推动的结果，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工业资本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可否认。城市工厂企业的投资与建立，不仅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经济的结构，也促进了城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积蓄起内在力量。
近代城市商业结构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世纪40年代外商取得了在中国沿海航行和贸易权，沿海城市的传统商业结构被打破。到1860年代，外商又取得了长江各口岸的内河航运和贸易权，围绕着中国土特产品的收购外销、进口商品的销售以及随后兴起的民族工业产品的推销，城市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新式商业网络。
上海是全国对外贸易的窗口，随着外贸的开展，上海与全国各地的内贸交流亦大大增加，于是以洋行为中心，从事推销洋货和土特产出口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1909年出版的《上海指南》详细地介绍了上海各业商店牌号，其中记载的商店有430家，分为衣料、百货、五金、文具、食品、医药、建材、木器、油漆颜料、金银首饰、钟表等60多种行业；1914年出版的《上海指南》记载各业商店达1693家，与1909年相比，扩大了近3倍。(32)
天津城市商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据1929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数字，天津华人的商店共有21 043家，分为14类，以饮食、服装、家具、玩具、日用、建筑、装饰、卫生、化学电气、五金、纸张印刷等行业为主，其中饮食业商店有6000家，服装商店有3000家。其中99％为旧式商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仅10余家。(33)
19世纪90年代起，汉口兴起了一系列新式商业行业，如洋布行、五金行、西药行等。民国初年，又出现了经营纺织品的大布行、色布行、花布行、绸缎庄、呢绒号，经营服装的内衣店、西服店、时装店等，经营日用百货的广货店、华洋杂货店，搪瓷杯、料器玻璃店、钟表眼镜店、唱机乐器店、皮鞋皮货店、玩具店等；电料电器业从20世纪初出现，到1919年发展到34户；无线电行等新型商号也相继出现。(34)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国各大城市的商业贸易有了飞跃发展，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与进步，各大城市中新式商业区开始出现。上海的商业中心逐步向公共租界内转移。在公共租界原英租界范围内，商店铺户激增，南京路已是“市街广阔，房屋高敞，为沪上冠”。而“福州路、广东路、山东路、山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湖北路等，皆为繁盛之区。店铺林立，货物山积，往来行人，毂击肩摩”。(35)美租界虹口一带，也是人烟稠密，“百老汇路及北四川路等，亦有市肆嚣尘之势”。法租界的霞飞路，亦成为上海主要商业街。近代商业区的形成，标志着上海已经成为一座商业繁荣的近代化都市。天津新式商业区也随着城市近代化而出现。法国人在租界内修筑了福熙路和杜总领事路，两路交汇处成为天津最繁华的商业区，先后建有国民饭店、浙江兴业银行、劝业场大楼、北洋大戏院等高层建筑，还集中了绸庄、布店、酒楼等170多家，被时人称为“小巴黎”。(36)在汉口，近代航运业促成了滨江地区商业的繁华，租界区及临界的六渡桥、江汉路、汉正街，都成为新的商业街区。
进入20世纪，各个城市的商业经营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式的百货商店替代了原来的商业店铺。1917年上海先施公司正式开张，成为上海民族百货业的首创。1918年，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正式成立，它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同时经营旅馆、酒楼、茶室、餐厅、舞厅、游乐场，开创了新式商场业的新时代。
新式商业行业和大型百货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城市传统的商业经营方式，新式商业区的建立更好地凸显了城市商贸中心的功能，彻底改变了城市的传统商业结构。这种变迁不仅使城市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使企业与消费者群体连成了有机的整体，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推动了整个城市社会的进步。
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城市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迁。对许多城市来说，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金融外贸的繁荣，各行各业开始有了人才和信息的需求，传统的文化教育体系无法满足这种需要，于是，新闻、出版、教育与文化机构开始兴起。
在清末民初社会，兴报馆、开学堂、设译局，成为城市文化人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人开始兴办自己的报纸，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民国初期，报刊出版业有了更大发展。1921年，上海共有13家日报，其中《申报》在各报中名列首位，日销量达2.5万份。据《海关十年报告》统计：“报纸作为遍及全国的一项事业，则在辛亥革命之后。今天，几乎所有大小城镇都有当地出版的报纸。估计全国现有4000多种日报。”(37)
在传统社会中，城市教育通过私塾进行，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程度都很低，清末民初时期，城市新式教育体系开始建立。进入20世纪，全国“废科举、办学堂”的呼声高涨，新式教育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据记载，1910年全国设立学堂42 696处，其中各省42 444处，京师252处。全国学生人数为1 300 739人，各省1 284 965人，京师15 774人。(38)1998年到1911年间，许多著名大学先后创办，到民国初年，城市大学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国立大学、专门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并存的格局。国立大学是大学中的重点，招生范围扩展到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通才和专门人才，满足了政府与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专业技能学校受到城市人们的欢迎，而私立学校也有迅速发展的趋势。
20世纪初期，出洋留学成为城市最时髦的事物。中国留学生人数在稳步增加，据民国初年的资料统计，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足足有两万三千名，留美中国学生计一千五百人，其中大半为中国政府所派出”(39)，参加留学考试者大都是青年学生中的佼佼者：“人们惊讶地看到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小伙子成群结队地涌入北京，他们能够讲英语(讲得不见得很正确)，并准备依次通过数学、政治经济、普通地理学的考试，所有的人都梦寐以求地想去美国。”(40)
留学教育的开展为城市社会生活增添了新的内涵，它造就出一批具有完备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兴社会阶层。这些留学国外的知识精英回国后，进一步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推动了城市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四、清末民初城市化进程的评价
中国近代城市化历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又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发育异常迟缓。尽管如此，1897至1927年这段时期，中国沿海沿江城市还是出现了城市化高潮的趋向，城市社会结构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这一时期，中国的沿海沿江商埠城市确实出现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趋向，它不仅带动了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扩展，也改变了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必将带来城市新的发展因素与动力。尽管这种城市化发展趋向仅仅出现在沿海沿江城市，却代表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提供了示范，为近代城市社会与城市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这一时期，沿海沿江城市大都出现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的现象，可以说，该时期中国沿海沿江与铁路沿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并不是因为城居人口的自然繁殖，而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商品生产与劳动力市场吸纳力的提高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非农业化转移。近代中国农村，由于人口增长过速，农业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不足，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仅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必要历史前提和条件，也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出路，因此，近代城市人口增长对于中国近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中国近代城市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虽然城市化与近代化浪潮由沿海通商口岸向着周边区域扩散，但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城市在近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沿海和沿江城市迅速扩张，而广大农村与内陆地区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这种城市化格局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缺乏后劲，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后来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到民国初期，由于各省军阀割据、战争与农村自然灾害频仍，近代城市化进程始终处在缓慢发展之中。
第四，近代城市的发展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商业空间，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然而，由于许多外地移民在城市立足生存十分不易，城市下层市民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很低，任何经济上的波动都能使他们的生活面临危机或破产，转而造成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因此，城市爆发社会危机的几率越来越大。正是由于城市社会问题日趋尖锐，近代城市管理问题开始列入议事日程。
中国早期城市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下产生的，又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中展开的，其过程的不完善性是十分明显的，但清末民初的城市化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解决日益紧张的人口问题提供了发展模式。过去，许多学者过多地强调了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的畸形与缓慢，实际上，近代城市化历程并不是历史上要加以诅咒和遗弃的事物，今后，我们应该更加理智地对其进行反思，为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寻找借鉴与思路。
注释：
①王钟、胡人凤：《法华乡志》卷1《沿革》，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②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2页。
③钱淦纂：《江湾里志》卷1《舆地志•村廛》，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④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37-338页。
⑤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883年，第808页。
⑥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9，1938年金氏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第1页。
⑦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9，1938年金氏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⑧《青岛一瞥》，《东方杂志》1922年第19期。
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37页。
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498页。
(11)《参观济南电灯公司记》，《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6号。
(12)黄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25页。
(13)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14《方俗志•川沙风俗漫谈》，上海：国光书局，1937年。
(14)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6页。
(15)《师说》，《申报》1872年8月17日。
(16)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
(17)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海指南》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4-5页。
(18)《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之中国人数》，《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3号。
(19)《夏口县志•丁赋志》，1920年刻本，转引自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59页。
(20)转引自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59页。
(21)光绪《天津府志》，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
(22)赵琪等修：《胶澳志•户口》，1928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23)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0-411页。
(24)《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页；邱致中：《都市社会史》，上海：上海有志书屋，1934年，第114页。
(25)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2页。
(26)罗志如：《统计表中的上海》，1932年，第52页，转引自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页。
(27)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志》第136课《工厂》，上海，1907年，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印中心胶片，1992年。
(28)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58页。
(29)中国近代经济史丛刊：《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2页；《天津志略》，大兴县蕴兴商行，1931年，第九编，述略，第二章，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
(30)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54页。
(31)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208页。
(32)《上海指南》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第5页。
(33)邱致中：《都市社会史》，上海：上海有志书屋，1934年，第135-138页。
(34)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88-389页。
(35)《上海指南》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第1页。
(36)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37)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41页。
(38)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634页。
(39)《内外时报》，《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8号。
(40)《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672页。
转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9年4期第130～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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