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东吴所兼何指呢?诸夏指中原，“富有”语出《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唐孔颖达曰：“以广大悉备，万事富有，所以谓之大业。”[3]78《文选集注》引《抄》曰：“言虽有中国富多所有，亦不如我蜀之无赀量也。”[4]79把“富有”理解为物质上的，恐失之于偏。从《吴都赋》来看，吴之于蜀，相对而言，其历史文化悠久，有周太伯、延陵季子之余风，此“富有”更多指向文化传承上的“富有”。但在西蜀公子看来，在两汉之际与汉末三国时代，蜀地成就了公孙述与刘备的帝王之业，特别是刘备，作为汉室刘氏之后，西蜀公子称其为“刘宗”，有延续汉室帝脉的意味，故云吴“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即蜀都的地位无可限量。
继《蜀都赋》后的《吴都赋》，东吴王孙批驳西蜀公子之言，一方面追溯历史，以吴为舜及秦皇汉武游历之地，而蜀没有王者遗迹可观;另一方面，蜀地虽有山川之阻，但从“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来看，蜀地实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这为东吴王孙的夸吴提供了前提。与西蜀公子一样，东吴王孙也落入夸耀东吴“巨丽”的套路，只不过在此之前，东吴王孙首先祭起了周太伯与延陵季子的高节克让的大旗，这是蜀地所不具备的文化遗产。而周太伯与延陵季子的谦让之风以及吴王阖闾与吴王夫差的霸业，更足以说明东吴悠久的文化历史与王者风范。这样的条件即使与中原相比，物质上也令中原贵其宝丽;人文与文化上，舜禹南巡没齿忘归，说明东吴奇丽的山川对舜禹这样的圣人的吸引力。由此亦可见西蜀与东吴的巨大差异，正如萤火之光与太阳无法相提并论。
上文言及，西蜀公子曾说蜀地山川险阻，“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称刘备为“刘宗”，显然有视西蜀为汉室血脉的用意。而东吴王孙虽未明显作出批驳，但从他言“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来看，将“刘宗”改为“诸葛”，很显然并不承认西蜀公子“血脉”正统的观点。《魏都赋》中也出现“刘宗”一词，即魏国先生所说的“刘宗委驭，巽其神器”，而此“刘宗”是指汉献帝而非刘备，因而，魏国先生也不把刘备当作汉室的正统血脉。如果我们将西蜀公子的观点概括为“汉蜀血脉正统论”的话，那么，对东吴王孙的言论我们可以用“周吴文化正统论”代之。而“周吴文化正统论”不仅仅是一种遥远的文化传承，而且从东吴王孙强调的周太伯与延陵季子之谦让之风来看，对曹魏假禅让之名篡夺神器的做法无疑也是一种嘲讽。
不论是西蜀的血脉正统观还是东吴的文化正统观，两者都与周汉政治和文化相连。曹魏在这两方面不能求得理论支持，唯有以禅让即天命的方式，突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曹魏政权的真正建立虽始于曹丕，但从禅让的角度论曹魏的正统，为了突出曹魏应天承命所具备的政治实绩，就不得不从曹操封魏王、开基业写起。具体到都城，曹操在封地魏国建立的邺都无疑比洛阳承载着更多的政治业绩与文化内涵。因而，贯穿《魏都赋》的一个核心就是突出曹操在汉末动乱中的武功与文治，突出他重整天下的功业。《魏都赋》中魏国先生面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言论，在“将语子以神州之略，赤县之畿。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时，首先总论魏武帝曹操开国之初所面临的汉纲解纽、天下动乱的现实，洛阳惨遭兵燹，天下化为战场，名城尽为丘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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