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54西蜀公子所言“蜀都之事”并非一般的地理与物产的夸耀，而是通过此种夸耀表示蜀汉立国的自然、物质与人文条件。与吴、魏相较，西蜀开发相对较迟，故对西蜀的历史只用“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一句带过。很显然，西蜀公子的夸述是为了说明蜀地具备“帝王之宅”、“王者之里”的条件，《蜀都赋》在“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的夸述中，为蜀都在三都中争地位的用意甚显。
在东吴王孙看来，东吴不仅在文化上胜出西蜀，即使就地理论都而言，蜀国也是无法与东吴相比的。东吴王孙夸述了东吴的建都历史，赋从“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开国之所基趾”讲起，其用意在于突出自周泰伯至吴王夫差，吴在周代，世世称王的历史。“所以经始，用累千祀”，即经营都邑之初，就有累代相传的用意，所谓“宪紫宫以营室，廓广庭之漫漫”。降至孙权，“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他效法吴王阖闾与夫差的做法，建起了神龙、临海、赤乌等著名宫殿，雕栏画栋，富丽堂皇。孙权于229年四月于武昌称帝，九月迁都建业。故赋中云“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
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应是指孙权迁都建业后对都城更进一步的“夸丽”建设而言。赋的主体部分虽然是重在表现东吴的“巨丽”，但“巨丽”的背后有东吴王孙夸耀的理念，即地势的屏障、物产的丰富、繁华的都市及悍勇的将士与尚武的民风，这一切都是东吴称王条件，也显示了东吴具有的王者气象。
我们不难看到，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在所持正统论上虽有驳难，但在对都城的建设上都趋于夸耀，在地域的态度上均是倾向山川形胜、物产丰饶与都市繁华方面的夸饰。
《魏都赋》是魏国先生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二位的批评。魏国先生的批评有个总纲，即“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这一总纲，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天子所居之地与都城所在的位置都以中原地区为喉舌，而不是边远地区为襟要的;二是从治国的理念上看，能够长治久安与造福百姓的，是以道德作为治国的屏障，而不是依靠险要的地理作为保护。而这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即中原地区比西蜀与东吴更具文化地理上的优越性。因而，魏国先生无论是对两者的批评还是对魏国的褒扬，也都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对吴蜀二人的言论，魏国先生就是将地处僻远与文明缺乏联系起来进行批评的。在《魏都赋》的开头，魏国先生明确指出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竟不能明晓曹魏禅汉作为天下正统的意义，不能称臣朝觐于曹魏，却与蛮夷相随，安于绝域，荣其纹身，恃山川之险，吐夸饰之辞，言行与王者之义相背。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他们没有意识到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及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所谓“剑阁虽嶛，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濬，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恃险与失王者之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赋的结尾，魏国先生更是对两国的地理与风俗进行了贬抑，如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夸耀的山川之胜，魏国先生则认为吴蜀两国实乃山阻水险、日月亏蔽、潮湿秽浊、暑气瘴疠、毒虫猛兽出没之地，秦汉时乃罪人流放之处，人的相貌丑陋，虚弱寿短，民风俗陋，不讲威仪，缺少法度。而更可怕的是“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西蜀多山，蜀人多与禽鸟为伍;东吴多水，吴人多与鱼鳖为伴。而两个“自以为”意在嘲讽蜀吴民风俗陋而不自知。吴蜀两国“虽信险而剿绝。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成都迄已倾覆，建业则亦颠沛”，明确指出僻处边夷与文化缺失是导致蜀吴灭亡的根本性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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